《小团圆》中的九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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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圆》中的九莉形象简析
摘要:家庭环境的冷漠,父母之爱的缺失,战争的阴霾,这些让九莉养成了自强敏感的性格,也让她对爱情产生幻想和期待爱情。从小对于母爱的匮乏使她与母亲之间没有寻常母女间的亲密,也使得她对“家”的意识只能显现在渴望里,只能出现在梦里。她把爱情看做通往“家”的唯一道路,却在她经历过的这三段所谓的爱情之后把她对爱情和对“家”的幻想无情地打破。焦虑因素在张爱玲作品中大量存在,这些既有来自时代的影响,也受她独特身世的影响。《小团圆》让读者走进了张爱玲在乱世里的那段记忆,透过这些美丽的文字对张爱玲这位传奇女子有了更多的了解。
关键词:张爱玲《小团圆》焦虑九莉
引论
2009年二月底《小团圆》在台湾和香港揭开了面纱。当时台湾的特殊形式和种种客观情况,小说没能在1976年及时出版。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修改直至1995年去世,但是张爱玲却在遗嘱中要求销毁手稿,最终在她离世14年之后,由台湾皇冠出版社于2009年2月26日出版了。可以说《小团圆》是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书中的女主角九莉与张爱玲身世相仿。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女主角九莉在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传统家族的出身和在修道院女子中学中遇到的各式同学,再到九莉遇到被说为汉奸、有妇之夫的邵之雍,这些情节都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相似。因此种种,小说中那些对景的文字就不由得将读者引向将小说当作自传来读。
一、张爱玲与九莉爱情对照
《小团圆》可以看作是张爱玲本人自传性的小说,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用文学的手法叙述了女主人公九莉的传奇一生。
书中九莉出生在一个冷漠的家庭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养成了敏感又孤傲的性格。九莉是一个追求爱情平等的女孩子,她的爱火热纯真,然而却是一败涂地。燕山是九莉错过的初恋,他也许是爱九莉的,但是却没想过给他一生,他只是九莉暂时可以依靠的。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极富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他们有过一段持续约两、三年的爱情婚姻关系。没有人在读《小团圆》时不会想到张爱玲的身世,特别是与胡兰成的那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倾城之恋”。小说中的九莉被塑造成一个胆大,她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虽然明知这男人是汉奸;另外他有好几个女人;会为社会舆论和亲友所轻视。当然最后她是幻灭了,把他拋弃。可是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
九莉对邵之雍的爱是真心情意,她一心想和这个欣赏理解自己的人永远在一起。虽然明明知道他是万人唾弃的汉奸,是有妇之夫,也有很多女人。虽然她早已明白“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恋爱中的九莉与之雍在阳台上欣赏城市的夜景,他们头上“带铁锈气的天上高悬着大半个白月亮,裹着一团清光”,这晚的月亮像是带着不祥之感凛凛的挂在天上,又想是在告诉她们今生无法团圆。九莉三十岁生日夜里看见的月光使她恍惚如“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仿佛是“一千多年前的月色”。因为这三十年来她担负的沉重、生死离别、遥远的希望是在太多,这一切都像是沉重的大石压在胸口。
九莉在华盛顿僻静的街上看见一个外国女孩津津有味地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地玩,她恍惚觉得这个寂寞的小女孩就是多年前的自己,童年孤寂无聊的时光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邵之雍也从没有给过她稳重的安全感,当他离去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时,九莉怅惘地以为他们的事结束了。再见面时邵之雍注意到九莉消瘦的手臂,“是为了我吗?”她立刻脸红,怎么也抬不起来头。她的内心是充满欢喜的,这欢喜一如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照片后面写的诗:“她低到了尘埃里,在尘埃里开出了花”,于是“两只孔雀蓝袍袖软弱的溜上他肩膀”。这一段女孩初恋般羞怯幸福的心理描写出神入化地表现出了她思君怨君的小女子情怀。
邵之雍的汉奸身份使她明白他们是没有未来的,他们的爱是错误的是末日的狂欢。对于九莉来说他是她的一切,是她唯一的寄托,但是邵之雍却是一个好色花心的情场高手,他把自己和别的女人的风流情史都告诉九莉,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九莉的想法和感情,也许在邵之雍的世界里没有真爱,他把九莉看做和别的女人一样,与她在一起也只是为了享乐。
汝狄在小说中不是重要角色,只出现了一次,他其实就是以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美国作家赖雅为原型。张爱玲36岁时与65岁的赖雅相识。一直都有张爱玲在美国打过胎的流传,《小团圆》证实了这段传说。小说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细节就是作者借九莉的眼阐述的这段打胎过程“夜里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里足有十寸长……”此段文字中,张爱玲描述的打下胎儿在马桶中并被水冲下的形态。这样的细节描写着实让阅读者毛骨悚然,甚至于没有勇气完全阅读。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绝对不会刻画得如此丝丝入扣。“‘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看来,张爱玲不要孩子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并非外界猜测的赖雅坚决不要孩子。九莉与汝狄也并不见得是夕阳无限好,只是他已经老了,不然也许他是不会喜欢她的。
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他们常常在小说中用梦境来阐释人物压抑的心理。张爱玲也在其中,《小团圆》中九莉做了两个弗洛伊德式的梦:一次是梦见在白茫茫的海岸上,她的手搁在高大的棕榈树的枝干上。这个梦与性有关,棕榈树没有枝干,此时的邵之雍正在中原迷恋着小康小姐,九莉在伤心之余又只能理解他,她想包容他的一切,因为“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的一个枝干?”第二次是在十年后远在国
外的九莉做了一个彩色的美梦:碧蓝的天空下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她的几个小孩在松林里玩耍,邵之雍微笑着和她拉手走进木屋。这样的梦九莉一生只做过一次,这个梦是九莉长久压抑着的愿望,在这个梦里她实现了长久以来对爱情的幻想,做了一个完整的爱的梦。也许她后来不再欣赏邵之雍和他的作品,不再相信海枯石烂的誓言,但他还是她这一生最珍爱的人,是她年轻时代的梦和美好、温柔的记忆。小说至此戛然而止,这完全不同于以往张爱玲式的可观叙述,这是对失去的年华和浪漫无暇的爱情的追忆。
九莉所遇到的这三段所谓的爱情把她对爱情的幻想对爱情的梦无情的打碎了。30岁的九莉在笔记本上写下:“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这是对爱情怀念的诗句,此时的她心已经老了,人生本来就是在不断的失去挚爱的过程中慢慢度过。所谓的小团圆不过是一次“小说的团圆,也是一次历史的团圆”。
外界一直认为张爱玲是贪财之人,对金钱有些斤斤计较,张爱玲也曾自嘲为拜金主义者。九莉在青年时代没能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在那些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她不得不处处的倍加小心。她又因为邵之雍汉奸的身份挨了几年的骂名,战后也就没人敢发表她的文章了,本想进军海外文坛也没能摸到门路,陷入贫困。两个月下来成了苍老消瘦的女人。当邵之雍从上海过境的时候,她毅然把二两金子送给了他,而这些是以前邵之雍给她的爱的证明。她为了爱可以付出,不管值不值得。
二、母爱的缺失
在经历了人生繁华和沧桑以后张爱玲已经“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了” [3]P23,所以才能够将对过去漫长岁月的回忆书写的如此形象和冷静。《小团圆》中除九莉外就数母亲和邵之雍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了,同时他们也是她此生最爱的人,又是一生中给了她最多痛苦的人,他们给予她的爱和折磨构成了九莉童年与青春的悲喜剧,这也给她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失望和幻灭。
女性主义诗人安卓·里奇写过:“母亲失去了女儿,女儿失去了母亲,那是最主要的女性悲剧。”因此在张爱玲日后的写作中,除了不住地重新回溯这个关键性的失落,甚至更成为她创作的动力!
张爱玲在反思人生的过程中,她觉得所有的痛苦都是来源于不愉快的童年,这必然要追溯到她与母亲之间的特殊关系和感情,四岁时母亲出国留学,父亲便把外面的姨太太带回家。八岁母亲回国,姨太太搬走,一家团圆。在母亲的坚持下,转往中学读书,后来她自己回忆,这期间是她最快乐的时光。但好景不长,由于争吵父母离婚,母亲再度出国,直至张爱玲十七岁才回国。九莉的身世和张爱玲完全一致。自幼对于家庭爱的缺乏使九莉产生孤僻而内省,对爱与呵护的渴望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她一生的伤痛。她的母亲是一位接受了“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时代新女性,能够摆脱妇女以夫为天的传统思想,依然离开吸毒续妾的遗少丈夫而孤身在异域奋斗。但是她的一双儿女却为此付出了终生缺乏母爱的代价,九莉和九林的童年对母亲的记忆只有那些照片和从外国寄来的玩具,相比之下他们更多的依赖家里的女佣。从四岁起匆匆的旅人就成为了九莉对母亲永远的印象。母女间的客气多过了亲昵,她甚至害怕被母亲握住手的感觉。她对母亲的感情更多的是给予生命和为自己花了那么多钱的感恩而非寻常对于母亲的热爱,她总是说“欠二婶的钱我是一定要还的”。她从没抱怨过母亲,即使母亲的训话变得刻薄无情,因为九莉已习惯了。
金钱常常在张爱玲的作品里被作为是毁掉浪漫和温情的锐利武器。《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一直怀着“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这样的浪漫幻想,但是一旦遭遇到“他想要她的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