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

作者: 陈家琪2012-01-20 12:46:27 来源:南方周末

“中国”与“中国人”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参照德国，我们能否较为清晰地清理出几条线索？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

单世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140元

1939年10月，德军占领波兰后，德国国会议员向希特勒敬礼。（维基百科/图）

德国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是单世联先生的一本皇皇巨著，上中下三卷，百余万字；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堪称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探究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谓上乘，并非仅仅指史料的丰富、论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切中时代的要求，诚如黑格尔所言，其论说显示出一种把时代把握在思想中的能力。

在该书“导言”中，作者引用周作人的一段话，说明中国的形象远没有德意志那般鲜明，它最多只能算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p69）；“杂货店”中各种货色其实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政党的建立及意识形态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后来还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儒家经验”……在这样一个“杂货店”中，我们为什么要专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与德意志的文化”？为什么偏偏是德国如此引人注意？

单世联是调遣材料的高手，这从他的《革命人》一书中就可以看出：那么多纷纭杂陈、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回忆、杂记、采访，经他之手，竟也如此有了所有言说都环绕着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也就是作者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中所要告诉给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困惑：“中国”与“中国人”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参照德国，我们能否较为清晰地清理出几条线索？其中一桩最为刺目的“个案”，其实就是“中德现代性都充满了突然转变与难解之谜，像纳粹集中营与‘文革’这样的浩劫，至今仍在向人类的理智提出挑战”。（p69）

除了善于运用材料外，作者还很会扬长避短，所以也就能从一个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角度出发展开讨论，比如他一再强调，此书并非在做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更不对德国哲学展开专门的讨论），而是以中国人的德国论说为中心，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看待德国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德国的，于是，书中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君劢、张东荪、丁文江，乃至贺麟、朱光潜、顾准、叶秀山以及当代“新儒家”有关德国哲学和德意志文化的种种论述；至于这些论说是否给了我们一个“真的德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德国的“反西方”与“反启蒙”

平心而论，近代德国的确具有如下鲜明的“独特性”：德意志文化阐释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如迅速完成国家统一的军事能力、消除歧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能力、经济技术赶超英法的发展能力、为赴国难而有效施行的民族精神动员的文化能力以及德国人严谨认真恪守纪律的品格等等。德意志文化以‘西方’内部的‘他者’自居，阐释并渲染了‘反西方’的现代性。”（p56）这种“独特性”，其实也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举国体制”。于是，作者就概括出了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反西方”，其文化特征之一则为“反启蒙”。

作为一个补充，我在这里还可以提供卢卡奇的观点：“他（卢卡奇）把黑格尔尊崇为对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给予辩证法和哲学总结的哲学家，换言之，他把黑格尔描写成体现法国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世界精神’的‘左翼’的思想家。”（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序言”）

如果“启蒙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p62），如果以为启蒙就是思想或观念革命，那么有了能够同时体现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黑格尔哲学，当然就是一条通往思想解放的捷径。这很实用，很急功近利，但确实是许多首先想从观念上接受西方的学者们的共同心理；更何况黑格尔哲学确实体现出了“举国一致”和“国家至上”的理念。

关于纳粹与德意志文化的关系

好，截止到这里，我们都承认作者说得很平和、很公允、很客观，就是关于纳粹，作者也引证好几位作者的论述，告诉我们“对纳粹来说，中世纪是他们用以对抗现代性的资源，以统一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来控制现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以自我奉献的英雄主义来取代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以乡村平衡城市，以民众共同体平衡现代企业。封建理想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就是纳粹的‘反动现代主义’”（p47，这里的“封建理想”一词的使用似可商榷，此处不论）。

关于纳粹与德意志文化的关系，作者概括出了三点，也不失为精当，只是第一点显得有些多余：第一，纳粹和希特勒只是德意志历史的一部分。康德与铁血统治、歌德与种族灭绝、贝多芬与毒气室都是德意志遗产的一部分，不能仅仅把后一方面作为德意志的“本质”。第二，纳粹与希特勒之于德国有其偶然性，这里具体涉及一战的爆发及其后果，但历史上什么事的发生会没有“偶然性”呢？仅用“偶然性”来解释纳粹的上台显然乏力，就这个问题而言，倒真应该参照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第三，纳粹浩劫是德国历史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必然结果，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历史的连续性与偶然、断裂、例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下面会讨论到。

中国的现代性是不是也是反西方与反启蒙的结果呢？

既然作者直接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纳粹与“文化大革命”在德意志历史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

中的位置，那我们就会想到：用这三点（加上作为历史特征之一的“反西方”，作为文化特征之一的“反启蒙”）来概括“文化大革命”行不行呢？显然，问题已经清晰了许多，但我们并不满足，总觉得还缺少了一点什么。

缺少了什么？通过对德意志文化的重新梳理（一百万字的篇幅，当然不仅限于上面的概括），我们能否获得更多的启示？

下面就是我想与作者进一步讨论的几个问题：

首先，书名可能会给人带来某种误解：《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而德意志文化的历史特征是反西方、文化特征是反启蒙，那么中国的现代性是不是正是反西方与反启蒙的结果呢？或者就如德国一样，是某种作为西方历史文化的“他者”（既学习又反对）的结果？这种“既学习又反对”的立场就很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特殊性的“中国道路”，而作者显然一直想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一个与之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德国所谓“特殊道路”走出的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结局。

其次，作者告诉我们，德意志现代文化有两个关键词，这就是“文化”与“民族”（该书第12页）。这很准确，但显然不够；应该把“文化”引申为“历史”，把“民族”引申为“国家”。道理很简单：无历史则无文化，而无主体则无历史；什么是历史与文化的“主体”？当然是“民族”；仅仅说“民族”也很抽象，许许多多的德国思想家早就告诉我们，把“历史”与“民族”理解为风俗习惯、宗教、教育、语言文字的统一发展是一种很陈旧的观念，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要使德国成为一个国家，而国家的统一主要靠的是政治、军事、财政权力的集中领导。在这一意义上，德国最为灿烂时期的文化人物均不认为“德国”就已经可以被称为一个“国家”了，他们不断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德国到底在哪里？”这是席勒的一首诗的一句话：难道有了这片土地（Land），就有了相应的“国家”（Reich）吗？

于是，“文化”与“民族”的问题就变成了“历史”（有无进步、发展？有无目标、终结？相比于英、法等国，德国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与此相关的还有对“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使用与理解，能不能说尽管英、法等国文明发达，但德国更愿意讲的是文化的优越？那么历史的发展到底是文明的积累还是文化的维护？所有这些问题均与“历史观”有关，也正是我们现在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国家”（Nature，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民族国家中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