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中母亲杀子的叙事对母性神话的解构

古代小说中母亲杀子的叙事对母性神话的解构摘要：传统母亲形象的特点是博大宽厚、温顺慈祥的，在浩如烟海的歌颂母亲的文学作品中，母性神话也就被建构起来。

然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早已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常态的杀子母亲形象，本文对这些形象进行了列举评述，探讨了母性神话被解构的古代小说史渊源，并简要分析了出现这些杀子母亲形象的原因。

这些多元化的母亲形象是对母性神话的拆解和颠覆。

关键词：母性神话；杀子母亲；父权制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67-02温暖慈爱的母亲历来是古今中外的作家、学者们所歌咏称颂的对象。

古人孟郊有许多思深意远、造语新奇的佳作，但流传至今、广为人知的是那首朴实无华却引起千万游子共鸣的《游子吟》。

今人称颂母亲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像老舍、胡适等怀念母亲的佳作就被选入中小学乃至大学语文教材，成为浸润学生心灵的优秀读物。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母亲被确立为无私奉献、慈爱温顺的形象，同样母性神话也从此被建构。

然而中外文学史上“恶母”形象的出现颠覆了母性神话，希腊神话有美狄亚、普洛克涅，中国的小说中也有贾人妻、细侯这类的杀子恶母。

下面就以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杀子母亲为例，探讨母性神话被解构的小说史渊源。

一、追求孝义的杀子母亲唐代是中国封建史上少有的女性得以相对自主自立的时代，而唐传奇中的女侠更是表现出与传统女性决然不同的崭新精神面貌，如武艺超凡的红线、忍辱负重的谢晓娥等。

在这些豪迈阳刚的侠女事迹中，有一种女侠因复仇而隐忍断爱即杀子以斩断情丝的方式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唐代贞元末、元和初发生了一件女报父仇之事，时人争相记述，甚至有人为其做传，惜不传。

这些记载始于唐李端言的《蜀妇人传》，并在后来的豪侠小说中不断演变流传。

其中唐薛用弱《集异记》中的《贾人妻》最为有名，该篇记述了唐朝官吏王立在京城候选因故流落街头，偶与一丧夫之妇即贾人妻相好并得一子。

两年后，妇人报仇取人头颅，与夫别后更杀亲子以绝亲情，后妇人不知所踪。

皇甫氏《原化记》中的《崔慎思》内容结构与《贾人妻》故事颇为相似，但文稍短，写博陵崔慎思贞元中应进士举，遇少妇以为妾，及少妇报父仇后杀子断爱而去。

稍早于这两篇的有李端言《蜀妇人传》（佚）、崔蠡《义激》（撰于元和十二年前后）、李肇《唐国史补》中《妾报父冤事》（撰于开元至长庆），事类而文异。

《义激》中主人公蜀妇人之父为蜀小吏，有罪当笞，遇在位而酷者阴以非法绳之。

妇人年幼而佣居长安，后嫁里人为妻，报仇后杀其子并与夫诀。

该篇塑造的隐忍复仇的女性形象实为其后贾人妻、崔慎思妾这类形象的发轫。

李剑国先生在其著作《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将唐人小说中的豪侠依作品的题材及所表现的侠义行为概括为八种类型，其中蜀妇人型被列在第一类，表明这已成为了一种文学原型。

为何会出现这类侠女形象，笔者以为这是血亲复仇原则和任侠使气的豪侠精神投射在女性身上的结果。

这些故事除未说明贾人妻的复仇原因外其他侠女皆是为报父仇杀死仇人后杀子以断其情。

儒家经典《礼记·曲礼》有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使得这些女儿们承担起手刃仇人以全孝义的重任，并且作者们对侠义精神的向往也赋予了这些女性“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的非凡武艺。

而《义激》的作者崔蠡在作品中写道：“按蜀妇人……杀其子，捐其夫，子不得为恩，夫不得为累，推之于孝斯孝已，推之于义斯义已，孝妇人也”。

此评论最能代表这些小说作者们的创作动机即宣扬血亲复仇的孝义精神，而《崔慎思》的作者皇甫氏谓“杀其子者，一绝其念也。

古之侠莫能过焉。

”的评论更是表明了其鲜明的赞赏态度。

然而为绝念而杀子，终究太过刚烈，实非常人所能接受。

这些按照儒家的孝义标准塑造出的为报父仇而杀子的母亲形象，真可谓是天下之忍人也。

这些忍人们开始在父权制社会所塑造的母性神话的完美外衣里撕开一个口子。

二、反抗夫权的杀子母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女性长期受到夫权的压迫和束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大量的节妇、义妇、怨妇、弃妇等形象的塑造。

然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异于传统要求的妇女形象，即被载录者称为“天资鸷忍”的妒妇恶母形象。

宋洪迈的《夷坚志·蔡郝妻妾》中便记载了两个这样的故事：第一个是蔡待制之子某在任官途中私挟外舍妇人乘一小艇，而让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另乘一舟。

妻子知道后就把儿女的头作为“点心”派仆人送去，接着便自刎身亡，使得蔡某以“持身不谨”获罪，不久也死了。

另一个是忠州垫江令郝师庄暂寓夔府僧寺，因有人猜疑郝妾与寺僧有染，他信以为然，对他的小妾日夕诃责，疑忌百端。

她不胜冤愤，杀子并藏刀衣下准备刺杀丈夫，但未成功，后自戕。

这两个故事都是恶性家庭纠纷，却被具有浓厚男权思想的作者评为“妇人天资鸷忍，故杀子殒身而不惮。

”第一个故事中的蔡妻杀子为何如此残忍，一定要杀死儿女然后自杀身亡呢？这位母亲杀子的理由可以说是为了惩戒自己喜新厌旧、背信弃义的丈夫。

而与她同样有着自我意识的郝妾对待丈夫的无端猜忌和责骂选择了奋起反抗，她用刀杀死儿子进而想杀死丈夫，这种胆识无不令人生畏。

她们并没有考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应当慈祥包容，复仇的欲望战胜了母性，从而杀死了在封建社会中象征着父亲的财产、生命的子女，这是对丈夫最严厉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感情最强烈的宣泄。

其实，这与上一类母亲为尽孝义而杀子的叙事有着内在的联系。

女儿替父报仇而不惜自身的一切，表现了父子（女）血亲在人伦关系中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妻子杀子女以惩戒作为父亲的丈夫，正是以父亲最可宝贵的血亲关系作为破坏的对象，以戕害丈夫最珍贵的东西作为对他最大的报复。

与驾着龙车驮着孩子们的尸体消失在天边的美狄亚不同，这些女性最后都选择了自杀或自戕。

虽然由于笔记体短小简单的叙事和作家创作水平的局限，文中并未展开对她们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情感痛苦与心灵挣扎的分析，但仍然能引发我们对她们选择死亡的原因的思考。

作为妻子被丈夫怀疑甚至背叛，却被夫权这条沉重的绳索勒得不能发出一丝辩白。

于是在权力与武力、伦理道德甚至社会舆论都占下风的她们选择了间接式复仇，以儿女作为复仇的工具。

然而作为母亲，儿女无疑是她们最可宝贵的，在她们亲手杀死儿女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作为母亲的灵魂，并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尽管创作者仅仅是将这类故事当作妇人“天资鸷忍”的例证来记录的，但这却并未妨碍这类故事对传统文化中博大宽厚的母亲形象的又一次冲击和瓦解。

三、醒悟嫁仇的杀子母亲“杀子复仇”这一母题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两种复仇形式，一种被学者称为“醒悟嫁仇”的模式自宋代出现以来便不断流传演变，成为这一母题中流传最广、演变最多的题材。

该模式是某妇被杀夫仇人骗娶生子，若干年后在特定情境下真相大白，某妇或手刃仇人，或杀子，或告官，复仇成功后自杀。

这种模式突出了复仇女性的节烈。

而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三种：水泡作证型（后演变为蛤蟆避水型）、奸僧离间型、富商骗娶型。

下文主要以水泡作证型故事的流变来探讨这类杀子母亲的复仇动机。

同载于宋庄绰《鸡肋篇》、高文虎《蓼花洲闲事》、徐积《节孝先生文集》的“淮阴节妇”的轶事：商人与友人外出经商，友人因贪恋商人妻子美色将商人推入水中，商人指着水泡说以此为证。

接着友人骗娶商人妻，偶遇雨天，友人失笑说出真相，妻子告官后自杀身亡。

当时可能发生过类似的新闻，经人们口耳相传，加上小说家的艺术加工，使之具有传奇色彩，因而敷演出水泡作证的故事题材。

宋洪迈的《夷坚志补》成书稍晚于《鸡肋篇》，其中卷五有“张客浮沤”与此情形相似，只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异，这正可说明此故事的流传情况。

而明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三中记述了类似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于“洪武中”，地点又在京城，足以说明宋代的“水泡作证”故事颇具生命力，绵延至明初，已经开始演变为“蛤蟆避水”的形式了。

“蛤蟆避水”与“水泡作证”相比，由凶犯看见水泡哑然失笑变为凶犯看见蛤蟆在水中挣扎，酷似当年谋杀现场的情景，不觉说出真相。

这样描写更为真实可信，也更为生动形象。

当时的俗文学大都因袭了这一说法，并在情节的展开上大加润色，出现了一批类似的文学作品。

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轮回醒世》卷十二《谋妻报》、雷爕《奇见异间笔坡丛脞》的《池蛙雪冤录》等。

而在人文思潮盛兴的明末清初，一篇收在《生绡剪》中题为《疾丑生贪姿害友韩珠娘深智殉仇》的小说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小说主人公韩氏与聂星子一起生活了五年后，当蛤蟆在水中挣扎的情景触动聂说出杀害妻子前夫的真相后，她毫不犹豫地割断孩子的咽喉，并将烂醉的聂砍死以报前夫的血仇后自杀。

尽管这篇小说与以上文学作品相比在描写妻子与前夫感情的发展上有所补益，女主人公的仇恨更能为读者所理解，但“与现任丈夫五年的朝夕相处和母子之情都敌不过与前夫一夜的感情，这实在是令人胆战心惊”。

上述杀死丈夫、儿子并自杀的妇女们都是基于对前夫的忠贞意识，即传统文化中对女性从一而终的伦理要求。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特殊情景中，贞洁意识战胜了母子之情，这便是对母性神话的再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瓦解。

上述三类杀子母亲完全异于传统文化中贤妻良母的形象，这些母亲形象的出现，显示出了母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而出现这些杀子母亲形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这些杀子母亲形象是作者作意炫奇的叙事追求与读者尚奇审美心理的产物。

二、这些按照儒家孝义和贞洁道德标准塑造出的杀子母亲是作者宣扬封建道德的工具。

三、在复杂的生存状态下母性所显示的多元复杂性。

这些杀子母亲的母性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的母亲属性，而是在儒家文化为主流、女性地位卑微的夫权社会，长期受封建礼教荼毒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的母亲属性。

因而对母亲形象的分析需要将她们置身于其复杂的生存环境，这些母亲选择杀子固然有自身人格的缺陷，但这更是女性生存状态被社会歪曲甚至异化的表现。

当然这些母亲在忍心杀子的同时也拆解并摧毁了母性神话，她们“因此而显示出一种不安分因素，让人得以抛开惯常的逻辑方式对母性和女性重新思考。

”参考文献：[1]王立.美狄亚复仇与中国古代“醒悟嫁仇”及杀子雪怨传说[j].中国比较文学，1995（1）.[2]顾希佳.多行不义必自毙——“夺妻败露型”故事解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1）.[3]陈蕾蕾.西方文学中母亲杀婴母题和母性的重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