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币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及当代启示

王莽币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及当代启示
作者：胡海燕何佳欢
来源：《人民论坛》2016年第11期
【摘要】王莽在公元7年到公元14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在这四次币制改革中他采取了重新发行新币、强制规定新币的价值、建立新旧货币之间、新币之间繁杂的兑换比率等措施。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这一系列币制改革因为违反了货币职能发挥和货币流的通对、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作用和对百姓的残酷剥削等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王莽的币制改革对当下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莽币制改革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王莽在居摄二年到天凤元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频率最高、内容最为复杂繁琐、意义最为深远的改革之一①。

币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王莽“圣人治国”的政治抱负以缓和西汉建立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

王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并且由于币制改革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最终失败。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研究和探索王莽的币制改革就会发现它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并且这些内容对于当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启示。

王莽币制改革的基本情况
居摄二年（公元前7年）王莽进行了第一次币制改革，以“周有子母相权”为由重铸新币，并强行规定新币“大钱”、“错刀”、“契刀”和“大泉”与原有的五铢钱一起在市场上流通。

错刀与契刀不同于先秦刀币，是在刀型体上加一个圆形方孔钱，币身铸有它的名称和价值。

错刀和契刀在圆钱上分别铸有“一刀”、“契刀”等字样，而刀身则铸有“平五千”、“五百”，它们分别价值五千个单位、五百个单位，由此可见错刀契刀是一种不足值货币。

大泉仍是圆型方孔钱，但币身铸有“大钱五十”，它价值五十单位，也是一种不足值的货币。

始建国元年的第二次币制改革中，王莽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独保留了大泉。

为维持市场正常流通王莽又发行了小泉。

小泉钱重一铢价值一个单位，是一种足值的货币，但王莽却规定：一个大泉可以兑换五十个小泉。

公元10年，王莽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很复杂，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统称宝货制。

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废除了大泉和小泉，重新发行了货布、货泉。

货泉重五铢，价值一个单位，货布重二十五铢，价值二十五各单位，一个货布可
以兑换二十五个货泉。

这次改革实质上是在弥补宝货制的不足，使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趋向合理化。

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从王莽四次币制改革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看出，王莽的币制改革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足值货币泛滥、兑换比率不合理、货币的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及对百姓的残酷剥削等。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他压抑了货币的本质、损害了货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同时由于币制改革违背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统治阶级在改革中扮演了反面角色，使改革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引发社会产生安全隐患，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王莽币制改革压抑了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曾对于货币作出了界定：作为价值尺度并因此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②。

在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而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王莽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就恰恰限制了商品的交换性，压抑了货币的本质。

以第一次币制改革中的小泉和五铢钱为例，按王莽币制改革的设想：一个小泉可以兑换五十个五铢钱。

那么一个小泉可以买到东西应该可以买到价值五十个五铢钱的东西，但是五铢钱属于足值的货币而小泉属于不足值的货币，所以五十个五铢钱的实际价值实际上高于一个小泉的实际价值。

这种情况下如果买者把实际价值为五十个五铢钱的商品以一个小泉卖出，那么买者的利益便受到了损害，所以一般情况下买者便不会将商品卖出。

商品不能用于交换便不能被称之为商品，既然连商品都算不上又怎么能成为货币，那么王莽的币制改革就成了笑谈。

王莽的币制改革损害了货币职能。

马克思认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③，但王莽的币制改革便损害了货币的一部分职能。

第一，币制改革中对货币购买力与实际购买力的反复变动损害了货币价值尺度职能。

货币作为表现、衡量、计算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其前提便是确保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即执行统一的价格标准。

在金属铸币时期这个价格标准多为货币自身的重量，但是王莽币制改革中部分货币实际价值与自身重量不相符合，这便导致价格标准的模糊不清。

连货币自身都没有明确的价格标准又怎能明确的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

第二，王莽的币制改革阻碍了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其一，复杂繁琐的货币体系影响货币流通。

单在第三次币制改革中就有二十八种不同的货币，加之它们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兑换体系，使货币的使用难度大大增加，极不利于货币流通。

其二，兑换比率不合理也影响货币流通。

币制改革存在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货币间的兑换比值不符合货币实际价值的比值。

不足值货币实际价值低、购买力弱，人们不愿使用，货币流通更困难。

其三，流通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严重。

良币被排斥出流通领域，劣币则充斥市场，人们不愿使用劣币，流通手段的职能再次被削弱。

第三，币制改革不利货币储藏。

货币如果要退出流通，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发挥货币的贮藏手段，被存储起来要求必须是足值、保值的货币。

而王莽币制改革货币大多在实际购买当中不足值。

同时，王莽在短短的7年时间内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频繁的改革、不稳定的兑换体系，不利于货币的储藏和持有。

王莽币制改革违背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王莽的币制改革中，统治者没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推进币制改革的进程，反而借改革之名盘剥百姓，最后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政权不稳。

第一，统治者在改革中扮演了反面角色。

在改革中政府扮演着三个反面角色。

一是不懂经济规律的推手，在改革中政府只会运用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强制推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主要表现在王莽的四次货币改革都带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但是还是依靠强制的行政命令被推行下去。

二是手握权力的打手，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于反对改革的人进行残酷镇压。

这也是导致王莽改革后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三是百姓财富的收刮者，以王莽为首的统治阶级借改革之名搜刮了大量的百姓财富。

第二，币制改革成为残酷剥削百姓的工具。

这次币制改革就是对百姓的一次残酷剥削。

在第一次币制改革中不法分子利用兑换比例不合理的漏洞，用错刀、契刀等不足值的铸币兑换五铢钱足值铸币导致百姓财富迅速缩水。

第二次币制改革王莽又废除了错刀、契刀并用小泉代替五铢钱，使原来持有错刀、契刀等货币财产瞬间蒸发。

第三次改革重新规定了二十八种货币，这些货币不但不利于市场流通，而且使现行的货币体系产生巨大混乱，更使货币丧失了原本的流通职能，但无力反抗的百姓只好“泣于市道”。

第四次改革虽然对第三次改革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货币的兑换比率仍不合理，并且对旧币的持有者无异于一次巨大灾难。

王莽四次币制改革从民间盘剥了大量财富，导致百姓忍无可忍最终揭竿而起，葬送了他的改革。

第三，不足值铸币造成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不足值铸币是指铸币中的金属含量与实际价值不相符合的货币。

在纸币产生以前的中国古代都采用金属铸币的货币形式，而金属的类型和重量决定了金属铸币的实际价值和购买力。

当不足值的货币却能兑换大量足值货币时产生“民多盗铸者”的情况，当时的不法分子私铸不足值货币兑换足值货币大肆搜刮百姓财富，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王莽币制改革对我国当代改革的启示
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对货币的本质、职能认识不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政府职能缺失及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等。

我国从20世纪70年末开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制度等④。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也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式：国际经济局势瞬息万变，世界各国经济依赖性加强，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收入差距
扩大，失业、养老问题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互交织……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或许可以史为鉴从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去思考如何规避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⑤从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可以看出改革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在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和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结合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学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因此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离不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掌握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结合中国改革的具体情况，国家可以高屋建瓴地为经济体制改革设计科学合理的方案，促进改革平稳高效的进行，而经济体制改革又会形成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

正确认识货币本质与职能，审慎采取货币政策。

对货币的理解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也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有特殊地位。

所以认识货币本质与职能，审慎的采取货币政策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纸币的本质虽然是价值符号，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纸币已经成为通俗意义上的“货币”。

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性是体现货币本质的重要方面。

人民币能否在市场上交换流通，取决于它的购买力高低，而决定人民币购买力的是国家实力、国家信誉以及货币本身的汇率等。

充分发挥人民币的职能，积极推进落实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促进人民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流通，提高人民币的安全性和国际地位，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是重要目标。

认识货币的本质与职能目的是审慎的行使货币政策，减轻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波动。

谨慎行使货币政策，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深刻认识货币的本质与职能，遵循货币运行规律。

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要结合本国实际，不盲目、不轻率。

用法律手段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对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经济领域的执法越来越有据可循，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受到惩治，这无疑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

法律手段为我国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方向。

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需要不断发展探索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产生思想混乱，或者趁虚浑水摸鱼等等，健全法制可以让我们明确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错了会造成什么后果。

同时，改革的成果需要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

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等成果都经立法形式得以巩固。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权力运行机制。

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场经济调节者、市场运行的监管者。

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明确政府职能。

只有明白政
府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职能，公民才能有效监督政府。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明确政府具有发挥调节经济发展、监督市场的运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职能，才能在政府行使职能时发挥监督作用。

其次，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完备的权力运行机制。

最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政府职能转化。

只有政府职能改变才能切实高效地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

习近平曾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所想便是吾等所向，人民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希望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希望自己活得有尊严能够全面发展……人民所想的便是经济体制改革将要达到的目标。

正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要向着这一目标奋进，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到全体人民的真心拥护。

正是因为人民群众拥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增强经济安全，保证改革平稳进行。

经济安全的与否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依据。

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会陷入混乱。

保证经济安全首先要注重国内经济安全，促进国内经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

国内经济安全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航向。

也要重视国家金融安全，保证国家资源安全，强调国家产业安全，确定国家财政安全，增强国家信息安全。

同时，国际经济安全在当今世界，也极其重要。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经济的联系与日俱增，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联动的有机整体。

要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不会突然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

保证对外出口、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战争、动乱等因素的侵犯，确保我国在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中自身利益不受威胁。

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发展。

首先，完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现代化的财政和税收制度体系的建立，为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基础。

其次，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起来，促进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全面开放。

再次，全面推进经济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实践方式等各方面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实力与竞争力。

最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创新体制的建立，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不断推进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注释】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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