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角逐中的女性_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收稿日期:2005-03-04

作者简介:孙惠欣(1968—

),女,吉林安图人,延边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在读博士。

　2005年9月第38卷第3期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 anbian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 ) Sep.2005Vol.38　No.3

性别角逐中的女性

———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孙　惠　欣

(延边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吉林延吉133002)

[摘要]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

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

[关键词]王安忆小说;女性意识;女性视点;女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311(2005)0320098205

“女性意识”,是一个有很多意说又无定评的概念,要而言之,就是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是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人,是人类的另一半的意识。正如斯帕克斯所言:“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

识”。[1]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赋于女性生

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2]

尽管“女性意识”的定义

至今尚无定论,但通过梳理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

的多种表述,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体意识,即对独立性的呼唤;二是平等意识,即对性爱的追求;三是性别意识,即对女性气质的思考;四是惶惑意识,即对道德视角的抛弃与留存。总之,对“女性意识”的思考和探索、强调和重视,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就妇女解放而言,女性意识的张扬有助于妇女争取做“人”的权利,进而自觉地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从现实人生的角度看,它也向女性提供了一种妇女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与选择的理性依据;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女性意识”力求把女人自身的经验看作是创作的根源,体现为作家对女性生存境遇及命运的思考、关注,以女性特有的目光审视社会、过滤人生,并且在写作策略和审美形态上强调性别立场,

突破男性中心文化包围,用女性的声音和语调发出别具意味的文本召唤,矫正和改变文学作品中以男性为本位的单向视角和霸权话语,力求建立和完善真正的“女性化”文学与文学批评。如今,“女性意识”已成为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自觉地用来审视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判断女性文学“真”与“伪”的基础理论观念之一,并作为一个硬性的参数来规定整个女性文学的发展及成败。正如肖瓦尔特所强调的:历史总是越来越进步,女性文学也将越来越发展,而这种发展总是以越来越强烈的“女性意

识”为支撑点。具有了强烈“女性意识”(女性化)的作家,其写作才是成功的。

中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17年间的性别泯灭、“文革”十年的一片空白,直至新时期以后才重新觉醒。循着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轨迹,我们不难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女性自我价值的寻找到20世纪90年代作家对女性生命经验及潜意识的书写及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其发展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不仅仅表现为或温婉细腻、或奔放直率等外部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对女性文学独有的价值,亦即彻底摆脱“菲勒斯中心”话语,进行了大胆而积极的尝试与探索。作家们试图从女性的角度提出女界人性、女性世界特有的问题,以此来关注人性的完善与发展及妇女解放的本质意义。作为新时期文坛一直引人注目的女作家王安忆,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性别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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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倒错的女性位置、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等角度去解读王安忆的作品,探索其文本中女性意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日趋成熟深化的过程,同时探讨作家是如何运用“女性”话语扫清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霸权影响,从而解构男性叙事、开创契合女性主义叙述策略的写作实践并最终掀开女性文学新的一页的。

1　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

“强悍”与“柔弱”历来是传统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分别界定,在传统文化中“才子佳人式”、“英雄救美式”、

“郎才女貌式”比比皆是。男主人公常常是正直无私、智勇双全、扶弱济贫的救世主与保护神的形象,而女人则是纯洁天真、弱不禁风、柔美多情的需要男子汉保护的弱者形象,这在传统男性文本的叙述中不胜枚举。从“寻找男子汉”起步的王安忆,也曾在如烟似梦的背景上虚构了许多理想的男子汉形象,编织着美丽的爱情故事,但随着其创作的成熟和对女性自我、女性角色更多的认同和理解,她不断摒弃压抑、歪曲女性的视点,颠覆解构着男强女弱的传统界定,改写着女性被书写、被叙述的命运,充分体现了王安忆作为女性说话的立场,其女性意识更为明朗,更为成熟。

王安忆擅长描写女性,尤其擅长描写为生存而奋力斗争的普通女性。这些女性曾养尊处优,曾轻松自在,曾欢愉兴奋,但她们的骨子里都潜藏着浓重的“弱者”意识,寻找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热恋自己的男性是她们孜孜不倦的梦想和追求。然而,历史和命运又把她们推到生活中突然鲜明暴裂出的缺口前,这些女人坦然地接受了变故,一改对丈夫、情人的依赖,独立担负着由家庭(或事实上的家庭)带来的责任,饶有兴趣地品尝人生五味。《蜀道难》中的私奔女子,面对途中意外变卦的“他”,没有愤怒,也没有埋怨,而是独自凄然地继续往前走了;《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家庭产生巨变、男性一个个退场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成为家庭的“掌舵人”;《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子”,在舆论和丈夫的双重围攻下,她选择了和所爱的人双双殉情;《小城之恋》中“短小粗壮”的女文工团员,经过了一场混混沌沌的情欲激战之后,面对着不该出生的私生子,她的精神却仿佛得到了洗礼:“心里明净得像一潭清水,她从没有这样明净清澈的心境,新生命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说,犹如来自天空的声音”;[3]《长恨歌》中昔日沪上淑媛、人尽皆知的三小姐王琦瑶,在失

去了靠山后,靠给人打针维持生计,她身边的男人一个个退场,而她却在风雨飘摇的孤苦境地中独自抚养着私生女,从从容容、有滋有味地活着;《米尼》中的弄堂儿米尼,在婆家态度冷淡、忍受娘家断绝关系的情形下,连偷带骗地养活自己,喂饱孩子,鼓励着服刑的恋人。

与此相反,王安忆笔下的许多男性却总是处于生活中的配角位置,相对于女性形象的泼辣、刚劲、老练,男性形象则显得委琐、荏弱、卑微。在本该拿出男儿豪情、大丈夫气概时,男人们却临阵脱逃了。《流逝》中的文光“只会在父母金钱权威的庇护下,才坚持意见,发挥见解”,他“是用金子铸的,倒是贵重,却没有生命力”,[4]家人指望不了他;《小城之恋》中的“他”看到“她”怀孕生育竟恐惧地远远躲避,另外娶妻成家;《长恨歌》中的康明逊考虑到经济来源,归顺于家人的软禁锢,眼见得亲生女儿在面前晃动却不敢相认;《米尼》中的阿康有事了求米尼,没事了却走得无影无踪;《小鲍庄》中的文化子倾心爱着小翠子,当父母将小翠子许配给哥哥时,性格懦弱的他却束手无策,全仗小翠子勇敢机智才挽救了爱情;而《锦绣谷之恋》、

《岗上的世纪》中的“他”则最终回到原妻身边去了,恍如什么都没有发生……和他们的女人相比,这些男人极易被无常的变故掀倒,畏缩在狭窄的个人空间里,软弱、自私。这种男女性别位置的倒错,不仅体现在形体上,如《小城之恋》中的她长得腿粗臀阔,腰壮膀大;他则瘦小单薄,与实际年龄不相称。《岗上的世纪》中的他黄牙瘦脸,瘦骨嶙峋;她则丰满、润泽等等。另外,还体现在性格上,《冷土》中的小谷生性软弱,没有责任心;而刘以萍憨实能干,独自承担起建设小家的重任。《荒山之恋》中的他荏弱、卑微;她则早熟、极有主见。而在性行为中这种男女性别位置的倒错体现得更为明显,女性由传统的被动地位一跃成为主动地位,攻击性强。《小城之恋》中的她,在性欲焰火燃烧中敢于向他挑衅,甚至当众打架;《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人对大提琴手的挑逗、引诱,不顾一切想方设法与之幽会,最后勇敢地一起殉情荒山;还有《岗上的世纪》中的女知青李小琴对队长杨绪国的戏弄,性行为初始时对他无能的嘲讽等等都是女人先引诱男人的模式,女性始终占据上风。传统文化对女性性的禁锢,把女性限囿于被动的地位,以及“性即丑恶”的观念被颠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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