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翻译简史
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则是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来划分的，即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 ：
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说》为止
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
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
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
第二阶段从苻秦译场和姚秦译场开始，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
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
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
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
探索。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在唐朝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甲午战争后 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其次便是梁启超。严复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对国外文学名著的翻译也情有独钟，所出版的译作主要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宾逊

漂流记》、《茶花女遗事》、《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等等。这一时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探索文学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苏曼殊和王国维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译坛又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如鲁迅、胡适、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朱生豪、朱光潜等。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长足的发展。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期间傅雷提出“传神”、钱钟书提出“化境”，又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目益高涨。
到了1990年，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实践史
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安德罗尼柯于公元前3世纪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们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历史上。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将古希腊文学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此时圣·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11－12世纪。此时，西方世界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西方翻译家把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在翻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第四次高潮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晚期。这时候，除了宗教之外，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译作。其中英王詹姆士一世1611年命人翻译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则标志着英国翻译的一次飞跃。这部译着至今仍被奉为英语语言的经典之作，对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五次高潮是在17－20世纪。这一时期的翻译比文艺复兴时期稍为逊色，但仍有大批西方文学名著被翻译出来，此时东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
第六次高潮开始于二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翻译的范围随之大大扩展，科技和商业翻译日趋成熟。各种国内

、国际翻译协会和团体的组建，为集中翻译力量多出翻译精品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对机器翻译的研究也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目前计算机翻译的质量远远不如人工翻译，但其速度却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这无疑对人工翻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未来的世纪里计算机到底能不能代替人脑还是个谜。

方翻译理论史
如果将符号学计算在内，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始于公元200年左右的盖伦；若只将有关翻译的论述视为西方译论之始，那么从公元前1世纪的西赛罗就开始了。
——刘宓庆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西赛罗（Cicero）。公元前55年，他首次提出整体意义应重于单个词的意义，并指出了修辞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从西赛罗之后，西方翻译界便围绕着相关问题不断地发展完善起来。公元400年基督教学者圣·哲罗姆（St.Jerome）也曾发表过重要的翻译理论论文，提出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观点。1530年马丁·路德（Luther）提出了必须采用民众语言使译文通俗自然的重要观点。文艺复兴时期，但丁提出了“文学不可译”论；多雷提出了所谓“翻译五原则”，即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必须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取通俗形式和讲究译作风格。

西方翻译理论史
17－19世纪，巴托、德莱顿和泰特勒（Tytler） 等理论家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其中最著名、对中国和世界译界影响最大的要数泰特勒。1790年，英国的泰特勒发表了世界翻译史上影响深远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即：“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同；译文应和原文同样流畅自然”。他认为好的翻译应该“能够把原作的长处完全地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使译入语国家的人能够清楚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就像原语国家的人所领悟和感受的一样。”奈达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泰特勒的这部著作标志西方翻译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西方翻译理论史
在20世纪里，出现了诸如费道罗夫、雅可布逊、卡特福德、奈达、纽马克、穆南、威尔斯、斯坦纳、图里等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50年代我国建国初期，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传入中国，这部著作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等值论”。
“有两项原则，对于一切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共同的：①翻译的目的是尽量确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读者（或听者）了解原作或讲话的内容；②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

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费道罗夫讨论了“可译性”和“等值性”问题。他认为“实践本身已经证明可译性原则是现实的”，但同时他又指出了两种使可译性原则受到挑战的情况：“在原文相当明显地违背某一民族全民语言准则而具有该语言的地方特色或狭隘的游民集团用语时，可译性的原则就受到一定的限制。”所谓“确切性”，其核心就是“确切”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并且在不违背原文的基础上可以在必要时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