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趣横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妙趣横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第一节散文的萌芽

一、殷墟卜辞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

二、《尚书》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

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 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比喻：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三、《春秋》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的《春秋》，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但《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属于记事体。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录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

《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按照自然事件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

第二节历史散文

一、《左传》

（一）《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是鲁国的左丘明。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双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作传授曾申。”（孔颖达《杜预〈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据此左丘明应该是孔子的晚辈。但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正是左丘明所具备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观条件。此外，左丘明还有撰写史书的客观条件，他所在的鲁国，原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号称礼乐之邦，保存周代文献比较完整。晋杜预说他“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为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东周观看有关史料，回鲁后以孔子修订的《春秋》为纲，仿照其体例，写成了一部详备的史书《左氏春秋》。

（二）《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班固认为《左氏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因而称《左氏春秋》为《左传》，即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虽选词严密、表述洗练，但由于只重训诂释义，所以历来不为史学与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关于《左氏春秋》是否为解经之作，历来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左氏春秋》不是解经之作，而是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理由是：

1、若为解经，须处处合经。经所不载，传亦不能随意添加。但《左传》有无经之传，也有无传之经。如文公十八年，经文中共载九件事，其中两件“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两件“齐懿公报复邴歜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经文中没有。可见，《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编写内容。

2、《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而《左氏春秋》虽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是晋、楚之事，其次才是鲁，其余齐、郑、宋、卫、秦各国也各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鲁《春秋》，而《左氏春秋》则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同时博采古代和当时各种史书记载及历史传说，删繁就简，编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编写原则。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记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过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编写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