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族谱史话

汪氏族谱史话乾隆四十年，中华汪氏宗族史上一项巨大的工程一一《汪氏通宗世谱》(以下简称《世谱》)编纂告竣。

该谱共收集越国公汪华、开国公汪铁佛后裔700余派，涉及7省1市31个地区67县830余村庄，涵盖范围之广，参修宗支之繁，录入人口之多，都是空前浩大、无与伦比的。

周威烈王一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五世祖嵩公仕鲁至中大夫，因功受诏，上呈谱表，始有汪氏最早家乘；至汉末三十一世祖文和公南渡后始详；晋淮安侯旭公为配合朝廷选举，“谨治旧谱”(《汪氏通宗世谱·晋淮安侯汪旭上谱表》)——《汪氏大宗血脉谱》为官府提供“簿状谱牒”；唐贞观间，华公“上奉明诏”(《汪氏通宗世谱·唐白渠府统军汪华上谱表》)重编汪氏宗谱；唐开元五年芬公续修汪氏宗谱。

由于当时人口较少，历届所修俱为总谱。

嗣后，汪氏人口激增，族丁星散，合修难为功，一些汪氏族彦如宋应辰公、立信公，元松寿公等另辟蹊径，以本支为中心，近则详之，远则疏之，创造性地修成汪氏支谱。

然而，有识之士往往不安于汪氏家族各立门户、肢解破碎之状，尝试编修统宗世谱。

如大明一朝，汪氏族人曾数度实践，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是“明初春坊、蓉峰、仲鲁公集诸谱以纂其成”；二是“隆庆时婺畈族别驾湘公偕吾休西门嘉宾公续著统谱”(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重修校正通宗谱序》)，而隆庆谱则是清代汪玑、汪嘉祺等编纂《世谱》的母本。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玑公“承先严命，奉宪暨诸彦公举，校修通谱”(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遵饬改正通谱后序》)，至乾隆四十年乙未，“七经寒暑始竣迄”。

尽管因各种原因于乾隆五十二年重新刊布，但这次修谱，意义非凡：一是实现了时空的穿越，“不啻聚数百十世之祖孙父子于一堂，合数千百里之支派宗族欲一室”；二是重温了一体之亲，“呼吸相通，笑语若接，使吾汪之代远而迹疏者得是谱而按之，自不至相视如途人”。

清代是奠定近、现代谱牒的重要时期。

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充分发挥宗族管理社会秩序的功能，仿明朝颁布“圣谕六言”，提倡以孝治天下；康熙九年重新颁布“上谕十六条”，大力提倡民间修谱。

至此，全国没有不修谱的家族，也没有家族不修谱。

汪玑在清初全国遍修支谱的情势下独具慧眼，编成《世谱》，大功于天下汪氏宗亲。

汪姓人口唐宋时在徽州得到长足发展，形成“十姓九汪”的局面，并播迁于浙西、赣东，明初随着瓦屑坝移民潮大量迁入江淮地区，在安庆府形成汪姓人口的次中心。

另有大量人口迁入湖北，使得该省超过浙、赣成为仅次于安徽的汪姓人口大省。

《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将湖广填四川移民推向高潮，湖北、江西大量汪姓人至嘉庆末持续100多年陆续迁入四川。

同时安庆府汪姓人也大量迁往陕西、河南。

由于乾隆时期百姓陷于迁徙未能完全定居，加上当时交通、通讯条件限制，所以汪玑《世谱》所收宗支和范围都远远不能反映汪姓人口分布的真实状况。

玑公对此也是直言不讳：“尚有遥远未及趋赴，及已经邀集不到者”(清·汪玑《汪氏通宗世谱》序言《遵饬改正通谱后序》)。

如安庆地区怀宁、潜山、太湖等县清初时各有汪氏二十余支，桐城(含今枞阳、安庆市宜秀区)有三十余支，《世谱》仅收录七支；湖北、河北、陕西、上海是汪姓除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外的主要集聚地，各省市仅收录一、两支。

一晃将近两个半世纪，越、开二公后裔呈爆炸式发展，目前约500万，其迁徒地域不仅遍及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而且向海外发展者不知凡几。

其间悲欢离合、兴亡更替自不必说，仅汪姓人崇善孝道、敬祖收族、编修家谱的传统未偿少殆。

然而，玑公后汪氏是如何发展和修谱的呢？还有大量未录入《世谱》的宗支又是如何演绎宗族史的呢？梳理乾隆四十年来238年间的修谱情况，则有以下四类：无谱者思创修宗谱，有谱者思续修宗谱，支众者思修汇谱，虑远者思修总谱。

可以说，编修统宗世谱，一直是汪姓人的梦想和追求。

兵乱族散与另起炉灶玑公《世谱》刊行于世，只是汪姓社会发展的一个段落，自此终有清一代，汪姓人始终在追求着自己的梦想——续修通宗世谱。

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加剧了我国社会的矛盾，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股移民浪潮在清末愈演愈烈，并持续到民国。

这些移民运动是全国所有姓氏人口的大洗牌，也是汪姓陆续播迁于全国各省市的重要时期，其中下南洋移民潮中还有不少汪姓人走出国门，融入东南亚。

清末各地小规模移民也是层出不穷，如安庆府民此间陆续迁往周边如铜陵、芜湖、滁州、合肥、六安、池州、徽州地区，其中迁往池州地区的最多。

浙江是汪氏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汪姓“浙江师爷”分别赴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充任幕僚也促进了汪姓外迁，如广东著名的汪兆铭家族就是从浙江山阴迁去的。

这些迁出的汪姓人和原居地汪姓人一样，都在从事着自己认为应该坚守的东西——编修家谱。

这期间的家谱非常多，主要藏于民间，上海家谱中心编纂的汪氏宗谱目录只有25部，如：乾隆四十八年《汪氏义门校正世谱》，道光九年汪承诜等编修的《颍川越荫堂汪氏家谱》，汪琳辑《汪氏维新公迁锡家谱》，道光二十年(1840)江熙修义和堂《宜兴汪氏续修宗谱》等。

乾隆后期至清末出现的汪氏宗谱，有的是对康乾谱的续修，有的因迁居地离祖居地路途遥远或其它原因另起炉灶重修宗谱。

如宿松县福一公支下一支族人于乾隆时迁陕西平西三阳镇，就重新修谱，有道光十年三修谱存世；青阳蓉城汪氏于明嘉靖十五年创修家谱，经历届续修，至道光十八年编成《蓉城汪氏宗谱》(笃亲堂)，其中迁至潜山一支则于同治七年另修《汪氏宗谱》(敦伦堂)；怀宁古埂坝汪氏始祖于明末自潜山黄柏迁怀宁黄马河，康熙三十四年另修《古埂汪氏宗谱》，与黄柏谱分修；汪曾立于同治六年纂修《平阳汪氏第九十一世小宗谱》，为宏村汪氏支族《迁杭支谱》的再分支。

尽管社会、民族矛盾不断加剧，还有一些执著的汪姓人仍在坚持编修无法统宗的“统宗谱”，但这些统宗谱都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统宗谱，有的是某个地方多支族的汇谱，如胡建昌同治九年重修《汪氏统宗谱》，光绪二十一年汪杏荣重修《汪氏统宗谱》；有的则是某一支总支谱，如光绪五年汪庾等修的《汪氏得罗公正脉统宗谱》，是得罗公一支的统宗谱。

乱中续修与地方汇谱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前期尽管军阀混战，但百姓大稳定、小迁徙，仍是修谱的高发期；日倭入侵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决择，百姓生命更是朝不保夕，汪姓修谱从此陷于停顿状态。

这期间修谱主要有四种状态：一是续修谱。

即对清代谱进行续修，这是民国时修谱的最主要形式。

如《桐西三安汪氏宗谱》创修于乾隆十六年，再修于嘉庆十三年，三修于同治六年，民国二年第四次续修；《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民国十六年续修；民国十九年汪大燮、汪诒年续修《汪氏振绮堂宗谱》。

二是创修谱。

主要是清时未能修谱的宗支，如汉阳汪氏，明初74世善庆公五子自环溪先后迁至鄂西汉阳，传90世汪厚山于清末创修未酬，至民国三十七年由91世汪明恕编修成功；淮南洛河汪氏始祖汪国士于明末自徽州迁籍怀远，历清至民国凡三百余载，“徒恃口授言传”(《淮南洛河汪氏宗谱》汪思品《汪氏纂修宗谱总序》)纪世，第八代孙汪思品遂于民国二十四年创修《淮南洛河汪氏宗谱》。

三是补修谱。

清时已经修谱，因移民未能与老家取得联系而失修的，民国时进行补修。

如清咸丰元年汪士林编写《汪氏族谱》，光绪间汪兆铨“复为厘定”(《山阴汪氏谱》汪兆镛《汪氏宗谱序》，1930年版)，汪兆镛1930年在基础上补编家谱，根据其家族由婺源迁浙江山阴，再迁广东番禺的路线定名《山阴汪氏谱》。

四是合修谱。

这是清代修谱的新特色。

汪姓人口经过明、清的发展，至民国时增长更快，编修统宗谱困难多多，于是同一区域的本家有创意地走上了合修之路，如湖北红安民国三十六年由三支汪姓联宗续修；安徽太湖县境内九支汪姓族人于民国九年创修《汪氏会谱》；浙江武进汪兆翔、汪霖龙于民国三十二年合修六州堂《武进汪氏统宗谱》，有二十三支之多；桐城汪氏曾于抗战前准备共建总祠、合修会谱，因遭境内由叶姓为首的其他姓氏阻挠而作罢。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汪葆春还坚持重修了《汪氏统宗谱》，民国六年润辉堂修有《阳羡汪氏统宗谱》，但这些也只能像清末的统宗谱，不过是地方汇谱或某大支的总支谱而已。

焚谱毁冢与智保宗谱1 949年后，由于政府的意志、百姓观念的变化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极端落后，人们普遍认为修谱是封建的东西，对于老谱多数人用于糊窗户，作手纸，或卖掉。

汪氏宗谱同全国他姓宗谱一样经历了三次劫难。

第一次是20世纪5 O年代初，在查抄、没收地主不义浮财时，视家谱为地主孝子贤孙“树碑立传”的封建遗物被加以毁弃；第二次是1 95 8年大跃进“破四旧”，部分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将百姓收藏保管的家谱搜出焚毁；第三次是1 966年冬“文化大革命”造反高峰时，一些造反派将搜查出的家谱与其他古籍图书，予以烧毁。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年代，所有历史的遗留都作为所谓“封建”残留而毫无例外地予以粉碎，侥幸逃脱“四清”洗礼的历史文物在文革中大都荡然无存。

如宏村这类汪姓重要村庄之所以幸免于难，主要得益于当地的封闭落后和百姓的智慧，徽州的极度贫困使百姓拆了旧房便无居处，所以大量的古民居得以保存，那些梁柱上精美的雕刻之所以没有完全被砸毁是因为百姓巧妙地用泥巴糊上，再贴上左派标语。

在这次“洗礼”中，无数汪氏祖先的墓碑被砸，或被抬去修桥、铺路、建涵闸，汪氏宗谱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

在这个倡导“不破不立”、人性极为扭曲、企图割裂历史的非常时期，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与恶流抗争的“保谱”故事。

如桐城青草镇青峰村一汪姓村民看到自己宗族的家谱被“造反派”焚烧，竟奋不顾身地冲进大火抢出了两本谱头。

同镇钟楼村一汪姓老太，文革时数年如一日，每天天未亮将本族三十余本宗谱背到菜地掩埋，晚上怕被盗，待天黑后又从菜地挖出背回家；1969年房屋被洪水冲塌，退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扒出宗谱，带领全家页页翻晒。

青阳县杜村乡一汪姓村民汪吉祥利用自己是“造反派”司令的身份，事先将自家的谱埋进菜园坝，然后砸碎谱箱，烧一堆纸，宣告已提前焚谱，智骗“造反派”，使宗谱得以保全。

潜山汪孟麒与汪孟金堂兄弟抢在红卫兵抄家前将老谱藏到夹壁缝和柴堆里，使老谱逃过浩劫。

九华山汪桂根在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用桐油布袋将宗谱藏于山间石缝中，1991年为长垅、潜山等合族续谱提供了母本。

正是这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普通百姓凭着无穷的智慧，立下了千秋功业，使我国的谱牒文化得以流传。

当然，也有一些有见解的政府官员为家谱的保留作出了贡献，人民永远记得他们。

所以，现在全国大多数家族还能找出一两套比较完整的家谱，为新时期修谱提供了依据。

春潮暗涌与澎湃之势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修谱运动的转向标。

此后汪氏的修谱工作经历了冲破禁区、政府默认和走向兴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