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经典著作

《第三波： 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 ?P?亨廷顿的重要著作。在本书中，作者透析了在 7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初走向民主化的国家中，政治发展和变迁的共同原因、特征及走向等，并概括出一些带有普适性的民主化法则（或称“民主派准则”）。他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民主化现象已经构成了一股新的民主化潮流，即世界民主化潮流的“第三波”。全书共有六章。⑴ 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是对全书研究对象的提出和说明，包括对民主含义的限定以及对民主化带来的问题的思考。⑵ 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探讨了民主化呈波浪式运动的原因，重点则是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找出第三波民主化的五大肇因，即合法性的衰落和政治的困局、经济发展和危机、宗教变革、外部势力的新政策、示范效应或滚雪球。⑶ 回答了“怎么会这样”的问题。作者将第三波中转向民主化政权分成三种，即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然后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政权中执政集团与在野或反对集团的互动关系，概括出这样三类变迁过程：一是变革，即威权政权实现自我改造，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最多，有 16个；二是置换，即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这样的政权有 6个；三是转移，即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达成妥协，采取联合行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有 11个。此外，他也提到了一个例外模式，即像格林纳达和巴拿马那样由外部势力干预而带来的民主化。⑷ 继续回答“民主化过程的特征如何”的问题。他指出“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⑸ 回答新民主政体“如何持久”的问题。认为既然民主化浪潮有明显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规律性，第三波民主化已出现了这个征兆，为了解决回潮的问题，他为此总结出了新民主政体可能碰到和必须面对的三类问题，即转型、情境问题和体制问题，并花费大量笔墨探讨了前两类问题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处理方式及重要性。⑹ 回答民主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展望了民主化的前景，并提出了“时间属于民主一边”的观点。本书的出版在西方民主派人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热津斯盛赞这是一部杰出的、有着特别意义的著作，并认为它的确给亨廷顿打上了“民主派马基雅维利”的烙印，尽管他拒绝这一殊荣。
政治学经典著作介绍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 ?P?亨廷顿的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专著（ 1968）。本书从宏观上论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二战后亚非拉一大批国家纷纷摆脱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独立，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到 20世纪 60年代除少数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摆脱贫苦和落后，反面陷入了政治的动荡和暴力冲突，本书分析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的原因，指出一个国家如何才能避免政治动荡实现政治稳定中的发展，获得现代化的成功。在本书中，作者指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现代化，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在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经济发达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比较稳定，而发生政治动荡的大都是经济上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紊乱。而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所谓强大的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的情形逐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亨廷顿在本书中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合法性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尤根 ?哈贝马斯的重要著作，德文版原名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全书有三篇 18章。第一篇，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包括制度和生活世界；社会制度的一些要素；社会组织原理的说明；由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例所阐释的制度危机四章。第二篇，发达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包括资本主义的描述模式；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可能的危机趋势的分类；经济危机原理；合法性危机原理；动机危机原理；回顾八章。第三章，论合法性问题的逻辑，包括马克思 ?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实践问题同真理的关系；压制普遍利益的模式；个人结局如何；复杂性和民主；对理性的偏爱六章。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蕴含着危机，但马克思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当前的实际，需要发展新的危机理论。他将社会危机分成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机危机四类。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不是不可避免，危机正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行政和文化领域；尽管危机存在，但已不带有制度危机的性质和阶级的性质，不会从根本上危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因这国家已具有平衡社会力量的新功能。阶级调和已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的基础。但晚期资本主义陷入了因政治制度失去信任而带来的合法性危机；由于国家实行干预政策，违背了固有的保护个人首创精神和信奉企业自由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导致人民对政府合法性产生怀疑，群众不对国家的权力制度表现出忠诚和支持，同时人们提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也会产生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的基础是这个制度缺乏必要的动机，原因在于行政当局无力履行计划动机的职责，文化系统不能产生使人信服的政治法律上的合法根据，不能激发起社会成员同制度代合作的动机。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瓦解会危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但只要国家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同群众的约定，充分注意民众的私人利益，保障合法要求的满足，也可避免使合法性酿成危机。
《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著名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奠基人之一贡斯当论述其自由主义政体观的重要著作（ 1988）。全书共四编，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贡斯当 1819年的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在本文中，作者一方面重申从现代性和先进商业经济的种种制约往回倒退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如果现代政治共同体想避开破坏性的个人主义和强权主义野心的危害，就必须使这些共同体的公民参与政治的要求保持活力。本书论述了古代世界与现代市场社会的不同特点，概述了古代和野蛮民族天生的好战与征服倾向同现代商业民族潜在的爱好和平与世界主义倾向之间的差别。作者认为，拿破仑帝国注定要灭亡，因为它试图把自己的军事征服美梦强加给一个商业民族，而这种梦想早就对他的人民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作者将僭主政治与传统的君主制以及专制制度做了比较，发现僭主政治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政治的明显特征：⑴ 这种政治在本质上不具备任何合法性，是一种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为基础的权力形式；⑵ 这种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僭主个人是至高无上的；⑶ 它的权力是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总的来说，专制主义仅仅是对人的奴役与压迫，而僭主政治则是对人性的摧残。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人们不仅被压迫、被奴役，而且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剥夺了人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特征。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批评的核心不在于大革命导致过分自由，而在于大革命所追求的民主权、多数统治扼杀了个人自由，以集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贡斯当还探讨了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念与古代社会的关系，并提出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著名理论。他注意到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辨认与决策的权利。他指出，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因为古代人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私人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而现代人则与古代人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现代，政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人们必须从事生产与交换，人们在政治事务中的影响由于疆域的扩大而相对缩小。强调维持一个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同时，现代人也愈来愈难以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因而愈来愈诉诸代议制作为既保障个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又维护个人其生活方面的手段。现代人的自由首先表现为现代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现代自由还意味着公民权的淡化。公民权在现在只能是“兼职的公民”，古代那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形将被减少到最低程度，人民只能以代议制的方式行使自己的主权。贡斯当认为代议制可能有助于保护自由。他赞赏立宪政治，并认为君主制通过在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维持平衡而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贵族统治是不合理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自由的实质。社会的重要性在于它使自然本能得以实现，并使个人能够完成他们独自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却绝不能因此而牺牲言论、宗教和受教育的自由，或者限制反对政府的权利。
《自由秩序原理》
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哲学家哈耶克的重要著作之一（ 1960）。在本书中，作者把自由的社会秩序解释成对公民产生极小的强制并带来物质好处的秩序。他还讨论了公共政策的实际问题，并明确指出政府应当在市场之外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系统。哈耶克把哲学、法理学、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秩序的原理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自生自发秩序的理念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基于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他认为个人的理性内因生于社会进化而具有限度，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为个人理性所不可改变怕因素，因而社会秩序不可能是由人的理性经审慎思考而建构起来的，而只能是进货而非设计的产物，是经由竞争和沉井而逐步形成的。作为个人，我们应当服从并遵循我们无法企望充分理解但文明的发展依据于其上的各项原则。而对社会做总体性的控制或指导，不仅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只会导致自由的丧失，进而摧毁文明。在哈耶克看来，自由意指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存在强制。它是文明组织得以延续和发展，社会得以进步的条件。他认为，人对于文明运行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多因素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任何为个人心智有意识把握的知识，都是特定的空间有助于其行动成功的知识的一小部分。知识以分散的，不完全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没有人拥有全部的知识与特定环境进行调适，文明才得以累积性进化。文明的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为未知之事的发展提供最多的机会，自由意味着对直接控制个人的努力的否弃。一个自由社会才能更好地应对机遇偶然的事件，获致文明发展的更多的动力。压抑自由的必然导致文明的没落。进步必须以一些人先发展，另一些人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加以实现。在每一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所欲求的东西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方能使大众都享用到这些东西。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的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只允许最富有成就者享有略高于平均的标准，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民主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统治方式。自由理想与民主理想之间存在差异；自由乃是一种关于法律应当为何的原则；民主则是一种关于确定法律内容的方式的原则。自由主义接受多数统治方式，但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决策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确定决策应当为何的权威根据。民主只是实现某些目的最佳方法，其本身即非目的的，也非终极价值。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于即时多数的意志。民主权力要受到这些原则的限制，任何权力都不能凌驾于其上。因此，民主不是无限的，否则无限民主将变成专断意志。自由与法治是不可分割的。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是对自由的保障。自由意味着强制的最低。为此，只有给人们提供一个确获保障的私域，才能使其得到保护并抵御这种来自他者的强制。这个保障应由国家提供，亦即只有通过国家威胁使用强制的方式，才能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强制。确获保障的自由领域以及威胁使用强制的范围、方式都要根据一般性规则来确定，因此法律是自由的基础。法治自然包括宪政之意，政府的权力要受制约，政府除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强制实施。政府的活动分为强制性活动与非强制性行动时，应当受一般性规则的约束，依照这些规定的时间、场合、方式去行动。行政机构在法治下行事，也常常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必须受到控制。控制方式是由一独立法院对其决定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行政机构的决定必须能从法律所指涉的能为当事人所知道的境况中推演出来。保障宪政的方法是适用司法审查。法治含义不止于宪政，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法治与法律之治不同。法治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是一种政治理想。法律之治则关注形式上的法律的权威渊源，而不涉及法律的实质内容。法治本身绝不同于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意义上的法。法治是对一切立法的限制，因此法律必须是一般且抽象的规则。它具有以下几个属性：⑴ 这些规则本质上必须是长期性的措施，指涉未知的情形，效力是前涉性的；⑵ 其应当是公知的且确定的；⑶ 真正的法律应当具有平等性，即法律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形式合法并非意味着法治。普通立法要遵循法治的原则。我们在过程中要注意使法律符合法治的要求，成为真正法治意义上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