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发展

西方政治学的反思与发展
孙雪飞
[内容摘要]政治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停留在数量主义的道路上，而是应该建立起能够支撑应用研究的解释理论。

政治学的长远发展，不能仅是扩张数据的硬性方面使政治学达到最大限度的可测量和可比较的性能。

上世纪末以来，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事实和价值的分析不断融合，其研究视野也由国家发展到世界。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科学性；发展趋势
美国政治学会主办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学》（political Scinence and Politics）季刊在2004年刊登了一组讨论政治科学起源、现状以及政治学发展方向的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政治学的反思和对其发展的探讨。

本文主要针对其中科尔曼（Josep M.Clomer）的文章《政治科学大步向前》（Political Science is Going Ahead---By Convoluted Ways）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些思考。

一、政治科学将往何处去
科尔曼的文章《政治科学大步向前》在开篇主要针对沙特律（Giovanni Sartori）的文章《政治科学将往何处去》（Where is Political Science Going?）。

那么沙特律对于政治科学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呢？
沙特律在《政治将往何处去》中指出：第一，现在的政治科学越来越倾向于美国化，这已经偏离了当初构建政治科学的初衷，并且这个偏离的错误趋势还在愈演愈烈；第二，他认为传统的政治研究缺少一种专属于本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语言；第三，就是沙特律认为真正的科学，包括政治科学在内，应该像经济学那样即遵循一定的规则、包含真实的测量、对于基本属于有严格精确的定义。

综合以上三点，沙特律提出质疑，认为主流政治科学走错了科学的方向，选择了一个不适当的科学模式，即硬科学、精确科学模式，而没有建立起作为软科学的自身特质，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方法论。

简单地说，沙特律认为现代政治科学存在三大弊端：抛弃制度研究，转向行为研究，行为主义在批判传统政治研究时，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和统计学化，数量主义使我们陷入了要么得到错误的精确、要么得到精确的不相干资料的泥潭之中；注重理论研究，忽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结，而这类研究只能产生一种无用的科学。

此外，他还认为对于政治科学来说，基本术语的准确定义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的结论是，美国式的政治科学没有出路，就像一个泥脚的巨人一样走不远。

二、政治科学大步向前
科尔曼针对沙特律的《政治科学将往何处去》进行了批判，同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科尔曼认为政治科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定义明确的研究计划，在这些研究计划中，吸引并形成了一个国际的学者共同体。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中，民主政体的产生不是随机的，它们出现于相对的经济平等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变得可以流动。

此外，一些政治科学家致力于政治秩序的建立基础研究。

所有这些研究中，数字化、计算机发挥了巨大作用。

同时他还指出，沙特律认为政治科学“美国化”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是上述三个研究模式中最接近美国现实的中间投票人定理，也显示不出美国在政治学科的垄断性。

科尔曼对沙特律以经济学为政治学发展范本的立场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属于“硬科学”，是与“软科学”有很大区别的。

科尔曼也认为，与经济学的研究计划在商学院的大量应用相比，政治科学在公共政策与行政中的应用研究显得过于匮乏。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都是以理论的积累和建设为应用研究的必要前提条件的。

最近二三十年，应用经济学和商业研究的巨大成功，正得益于经济学理论的长期积累。

科尔曼说，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经过四个阶段：定义和分类；数量化测定；原因假设；解释理论。

包括沙特律在内的政治科学奠基人们实际上只停留在第一阶段。

沙特律对数量的控诉和厌恶表明“元
老”们拒绝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元老”们将所有的进步视作对自己权威地位的挑战而加以排斥。

现如今，尽管许多研究生和助理教授已成了那些没有导向的统计训练式研究计划的牺牲品，但这也许是可用数据不断扩展的必然代价，如同我们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中所感受到的那样。

这种情形在其他研究领域如物理学、实验生物学等“范本”科学那里，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存在的。

科尔曼指出，现存的政治科学，其实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这个词的含义，也还没有具备上面所说的四个结构性要素。

要达到这四个阶段中的最高阶段，也就是成为一种解释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精确划界，政治不能被仅仅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或文化的派生物，而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能够从自身得到解释的理性活动。

其次，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经验解释模型之上的关于政治活动中人的动机的清晰定义。

最后，我们需要制定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判断标准来评价政治活动的后果。

科尔曼认为，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明显弱点，那就是经典作家占据着与近代新兴学者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

事实上，像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和其他经典政治理论家的论文，如果没有署上他们名字的话，根本无法在当今任何一本政治学期刊上发表。

习惯于阅读当代学术文献的人查阅这些经典著作，通常会觉得不知所云。

尽管我们不能否定一些经典著作的基础性作用，也不能否定在今天阅读它们对于验证一些基本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一些经典作家的意见在采用当代方法后甚至能够推动政治学研究，我们今天的概念、定义、假设都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得以形成的，但是经典著作所熔铸的一些概念是不精确的、同义反复的、几乎没有成效的，许多假设的结果是错误的，已经被经验和后来的学术研究所驳倒。

事实上，正是被那种与思想史关系密切的“政治理论”所攻击的当前政治科学，已经熔铸了一些超越前人论述的可靠理论基础，它们包括：集团行动、政党、选举系统、选举策略、政策议题的议程构成、制度选择和民主的意义。

因而，比起讨论柏拉图著作中的某个脚注来，达尔、唐斯、迪韦尔热、奥尔森和赖克更应该被列入经典作家的名单。

三、现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趋势
虽然科尔曼与沙特律在政治科学发展的问题上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但是现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趋势是可以预见和总结出来的。

这些趋势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

第一，是政治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伴随着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甚至生物学、物理学等等，尤为重要的结合就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

这些交叉和融合促成了新兴的流派或学科，这些新兴流派和学科也促进了政治科学的繁荣发展。

第二，是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融合。

事实分析注重的是“实然”问题，价值分析注重的是“应然”问题。

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开始，一直到近现代的政治学研究，研究者更加倾向于关注价值分析，也就是说更加注重回答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应该怎样的问题。

相比之下，现在的政治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事实分析，也就是说注重与回答政治制度怎样运作的问题。

价值判断很难用经验数据来证明或是推翻，因此要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祛除价值因素，保持价值上的中立。

但是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当代的研究者的批判和反思，他们认为这种不偏不倚的观点存在严重缺陷。

因为一方面，这种观点会使政治学研究沉浸在微观的政治行为中，忽略政治学对于宏观政治和重大政治问题的影响，也有违政治学研究所肩负的使命。

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难以贯彻的，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政治事实本身就掺杂着价值问题。

所以，政治学的研究就是要兼顾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

第三，是政治学研究的事业由国家范围转向世界范围。

回望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单个国家为研究和分析的对象的。

即使是涉及到跨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主要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在本质
上还是停留在一种国家视野的层面上。

导致此局限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国际背景。

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全球化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