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建设五部曲

成功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五部曲“三流的企业看业绩，二流企业看管理，一流企业看文化。

”“三年的企业靠运气，十年的企业靠经营，百年的企业靠文化。

很多成长型企业往往过于重视业务发展，注重流程和标准建设，企业管理者看重的是有形东西太多，而无形东西太少，一般总是问产量多少、销售额多少、利润多少，没有看到文化观念、氛围更重要。

毕竟管理人、带团队一定要统一思想、上下一心才最具有战斗力，尤其是在公司/组织面临困难需要改变的时候，企业文化更是关键。

但是很多成长型企业，疏忽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疏忽了员工的激情和士气，这是非常危险的。

思想的混乱是企业发展中瓶颈的瓶颈。

无形的东西往往比有形的东西更重要。

企业文化就像空气一样，看似是虚的，却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没有很好的系统管理，就会被污染，造成“企业生态危机”，所以加强企业文化管理就像净化空气氛围一样，不是务虚而是务实的紧迫工作。

笔者根据十多年的人力资源工作经验总结了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奏好五部曲：
第一部曲：塑造企业精神领袖。

任何强有生命力的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个组织都必须要有对精神领袖的个人崇拜，这是人性法则之一。

企业做大了必须要有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即给予我们精神鼓舞的人，领导我们精神向某个方向发展的人。

精神领袖古今中外有之，尤其是新的组织建设、新的思想传播，像毛泽东、邓小平是建国后半个世纪国人的精神领袖，列宁、斯大林是前苏联的精神领袖。

改革开放后，也产生了优秀的企业精神领袖，如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格力的董明珠，阿里巴巴的马云、苹果电脑的乔布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等等
史玉柱之于巨人、柳传志之于联想、马云之于阿里巴巴、牛根生之于蒙牛……这些精神领袖已经不是简单的投资者、决策者、管理者，而是企业的风向标和掌舵手，员工和客户信心的来源。

他们对企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对内，精神领袖起到统一企业价值观、引领企业战略发展走向、推动企业创新等巨大作用；对外，精神领袖以个人品牌强化和巩固着企业品牌。

特别是在企业需要巨大变革的关键时期，精神领袖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郭士纳的强力推行，IBM向服务型企业的转变会异常艰难，也许会就此走向衰败；没有韦尔奇的大刀阔斧，甚至独断专行，GE如大象般臃肿的机构难以变得如此轻灵；没有张瑞敏当年砸冰箱，也难以成就今天海尔的家电王国。

一个优秀的企业创始人和领导者，具有优秀的人格魅力、素质修养和道德涵养以及博大宽广的胸怀、格局和视野，具有很多优秀的经营思想和管理理念，往往容易说服和打动别人
接纳其观点，让员工心存敬仰，甚至会使人包容他的一些失误甚至过错。

企业要打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就必须首先塑造企业的精神领袖形象。

虽然很多企业领导者对外宣传可以低调谦虚一些，但是对内一定要高度获得全员的了解认同甚至崇拜才行，企业文化管理部门必须将精神领袖的思想和理念进行整理、总结、提炼、分析，并强有力的贯彻下去，沁入每名员工心骨。

第二部曲：树立企业文化图腾。

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旨在区分群体。

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

图腾是群体的标志，旨在区分群体。

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

任何一种图腾崇拜都必然有一种核心精神，中华民族用龙象征皇权、尊贵，所以中国人喜欢龙；日本人的樱花、富士山代表了日本文化，既有阴柔的一面，又有刚强的一面；白沙集团用“和、白鹤”代表企业的信仰，追求中庸和谐的企业境界；七匹狼用狼的形象塑造了自己野性与执着的休闲品牌形象。

不管是国家的、民族的还是企业的图腾形象，必然要有一种核心的精神。

麦当劳大叔、肯德基上校、迪斯尼米老鼠，这些经典的形象已经上升为一种企业图腾，他们代表了企业的一种精神与追求，并且深入人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都需要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企业精神，寻找适合自己的图腾代表。

企业图腾有时并不是一种图形，也可能是一种精神或者管理模式，这在西方的企业里面很常见。

比如著名的惠普之道，已经上升为一种企业图腾的概念，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创造价值”。

杰克·韦尔奇把“数一数二”、“无边界管理”这些思想上升到企业信仰的高度，成为公司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

第三部曲：将企业文化融入管理制度中。

很多企业做文化建设工作将重点放在理念文化和形象文化上，甚至认为企业文化是无形的，致使文化没法落地扎根，甚至让员工感觉虚无飘渺，觉得企业文化很务虚，而笔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总结，认为企业文化是否做得好，关键重点应该放在制度建设与员工行为规范上来。

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企业文化表现为企业一系列的基本价值判断或价值主张，即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企业文化不只是宣传口号，它必须根植于企业的组织、流程、制度、政策、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之中。

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员工的行为文化，而员工的行为文化是通过制度来约束和实现的。

华为把朦胧的文化，变成制度性的文化，通过制度性建设，实行法制化管理。

”任正非提出将文化融入制度的口号。

联想企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先生也认为：“西方管理强调
规范化，东方管理讲人情、亲情，或者说艺术化的管理比较多。

联想企业文化要以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为基础，而用人情、亲情来进行调整。

‘主原料’还是要规范。

远大集团CEO张跃先生对企业进行制度化文化建设更是高度重视，远大的制度几乎覆盖了每一个员工的每一项活动，大到工作规则，小到衣食住行，应有尽有，这缘于张跃对制度本身的热爱，他认为是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任何的艺术或哲学作品更能代表西方19世纪的文明精髓，他觉得繁琐的《拿破仑法典》给人规定责任和约束的同时，也赋予了法国人最大的自由。

他的一段经典论述更是应该让国内广大成长型企业家有所感悟：“我一直觉得一个企业最强的不是它的技术，制度才是决定所有活动的基础。

有没有完善的制度，对一个企业来说，不是好和坏之分，而是成和败之别。

要么成要么败，没有制度是一定要败的!所以领导者一定要非常投入地去建立制度体系，非常忘我地去维护这种体系。

这种维护是需要决心的，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抱着这样一个顽固的信念，如果没有制度的话，我的错误犯得还会多一些。

确实经常有人说，这个制度是不是太苛刻了，有些事情是因为制度的限制而办错了，但是我坚决认为这不是制度的错，如果是它的错的话，那也是由于制度不够完善、不够细致造成的。

”
第四部曲：建立强有力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

战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较量，军队一些组织架构的运行效率也是最高的。

阿里巴巴借鉴了这些组织架构。

现在，阿里巴巴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着“政委体系”。

“政委体系”的创意来自马云，他一直在想如何保证在企业层级增多、跨区域发展成为趋势的情况下，在一线员工中保证价值观的传承，同时在业务和人力资源培养方面提供更快捷的支持。

2005年的两部军事题材连续剧《历史的天空》和《亮剑》，引起了马云的极大兴趣。

两部热播电视剧脉络类似，都讲到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能打枪、懂政策的政委张京普、赵刚，如何把有匪气的姜大牙、李云龙雕琢成将军的故事。

这两部电视剧给马云很大启发。

马云专门买了几十张DVD发给总监一级的管理层，要求仔细学习。

事实上，2004年年底，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源部门正在做一件类似的事情，他们打算在B2B部门的一线销售团队中，派出既懂业务，又代表公司政策和担负价值观宣导的人力资源专员。

邓康明感觉这套做法实际上就是电视剧里政委的作用，所以干脆就把这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改名为“政委体系”。

“司令和政委的职责略有侧重，司令负责决策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采取什么策略，政委是要理解这些策略，然后在人力资源组织方面怎么去匹配这个策略，以及团队的士气是不是足够支撑我们攻占这个高地。

”“政委没有太多的权力去干涉
司令的业务决定，但政委要在这个决策下帮助司令，说我们的组织能力行不行，整个队伍是不是充满了高昂的士气，是不是有心态上的不足。

”
很多企业企业文化管理的职能弱化、甚至缺失是导致企业文化管理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的主要原因，即便有些企业部门名义上挂着企业文化中心的名义实际上只是写写稿件、编个内刊做一些形象宣传工作，还是缺乏系统化的企业文化建设宣贯体系。

一个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职能部门应该肩负跟中共宣传部体系、军队总政治部体系一样强大的责任权利，成为公司领导者的喉舌和公司的传教士。

第五部曲：开展专题整风工作和主题文化月建设工作。

企业文化的建设的目的是向员工传递公司价值观：倡导什么、反对什么。

企业在不同的时期经营主导思想是不一样的，企业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一定要围绕主题开展工作，做到与时俱进，方能起到统一思想、凝聚员工精神的作用。

笔者了解到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缺乏主题和重点，内容广泛、形式单一。

笔者认为开展主题文化月建设活动可以以月度、季度或者年度为单位确定主题，围绕主题每月开展培训、征文、案例讨论、广宣、员工活动、树立典型等。

对于企业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问题甚至要召开“整风运动”和“大辩论活动”，通过整风和辩论活动，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1942年，党中央感觉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

而且，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继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延安整风运动和大辩论活动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TCL集团、巨人集团在经历发展中的危机后都先后学习中共做法召开了企业整风运动，使企业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