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的记忆属性

论档案的记忆属性——基于社会记忆理论的分析研究潘连根2012-11-13 10:07:25 来源：《浙江档案》(杭州)2011年8期【英文标题】On Memory Attribution of Archiv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mory Theory【作者简介】潘连根，绍兴文理学院（绍兴312099）。

【内容提要】随着档案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档案一般属性已从信息属性、知识属性扩展至记忆属性。

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不等于档案就是“记忆”本身。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话语、权力、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对档案记忆属性的影响。

最后，对于档案部门如何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谈了一些认识。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属性一、从个体记忆走向社会记忆记忆，就是人们能记住经验过的事物，并能在以后再现（或回忆），或在它重新呈现时能再认识。

个体记忆是大脑的产物，对此，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做过许多科学的分析描述。

但人脑的记忆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存贮在大脑中，于是不得不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从原始的图画记事到现代的电脑“记忆”）来辅助人脑的记忆，这就是所谓的“人脑记忆的延伸”。

个体记忆的功能对于自然人而言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必须生活在社会之中，那么，社会有无记忆？有学者指出，“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录，从中汲取力量，树立信心，形成凝聚力。

而且这种记忆的性质和内容也因时因事而异，或者有意识地抑制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更多的则是对过去生活的无意识记忆。

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纯粹个人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记忆和保存，它们向我们昭示着社会记忆的存在。

”社会是一代一代变更的，社会记忆不仅能使社会历史代代相传，而且通过社会记忆对人类历史的保存和传递，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

因此，“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社会的记忆’，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了。

”那么，社会记忆又是如何保存和传递的呢？有学者根据生产力和物质技术水平、社会交往状况、认知思维能力的发展以及文化样态的呈现方式的历史发展，认为社会记忆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的历史转型或具有以下三种历史类型：神话传说、口承记忆、文字符号。

当然，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互渗互融的形式：文本形式（如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竹简、纸质文本、电子文本等）、器—物形式（如古建筑遗存、文物等）、仪式等。

由此可见，社会记忆明显不同于个体记忆。

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的，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着叫做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现象。

社会记忆的提出是对传统记忆观的挑战，它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它更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人记忆的社会制约性。

这就突破了传统上把记忆看做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局限性，是对个体记忆的超越。

二、档案记忆观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展开，社会记忆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

目前，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都在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来分析某些现实问题。

档案学界也不甘落后，将“记忆”引入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之中，成为继“信息”、“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

档案记忆观已初步形成，影响日渐彰显。

事实上，档案界早已认识到档案和记忆之间的联系。

如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曾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布莱邦就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

然后，直到20世纪末才在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和“世界记忆工程”实践的推动下，档案记忆观才成为档案学界的新视点，为档案界所重视。

如我国在200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便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2004年在奥地利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也是围绕“档案、记忆与知识”这一主题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及若干相关核心问题。

那么，档案记忆观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目前，对于档案和记忆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多样的认识和表述。

如档案是记忆的载体，档案是记忆的工具等。

这些都是档案记忆观中的核心观点。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档案记忆观是指人们对于档案作为社会各项活动的原始记录而具有的构建人类社会记忆的作用和价值的基本认识。

”其核心内涵是：基于对档案基本属性——社会记忆属性的本质性认识，把档案与社会、国家、民族、家庭的历史记忆联结起来，强调档案是一种社会（或历史、集体）记忆的载体（或工具），档案馆是社会记忆的保存场所，档案工作者是社会记忆的保管者，并从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高度来看待档案管理活动。

三、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从目前有关档案记忆观的认识来分析，档案记忆观最重要的内核就是“档案具有记忆属性”。

一般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论），而档案的一般属性则是“档案的知识属性和信息属性”。

而无论从社会记忆工程的实践还是从发展档案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记忆属性也应是档案一般属性的重要表现。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档案一般属性的认识，已从信息属性、知识属性扩展到记忆属性。

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不等于档案就是“记忆”本身。

档案是记忆的命题不能成立。

这一点已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认同。

国际档案界现在已经认识到，出现在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的档案馆，不仅仅是研究的场所，而更是研究的对象，不能认为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

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认为，“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由于认识到档案在历史探究过程中并不是中立的，因此便“发生了一次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转移——从历史的角度狭义地建构过去转向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建构过去。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档案”不等于“记忆”。

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卫奕博士的观点。

她认为，“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无非是文本记录、仪式、文物等，但形式毕竟是形式，“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心理的重构，并不是记录和史实本身，“社会记忆”不能和传统的文献记录（包括档案）画等号。

但档案确实是重构社会记忆中的重要工具和途径之一，因为档案作为历史记录能够影响社会记忆的形成并予以补正和校验，这恰恰是其他事物和行为（如纪念仪式、口述历史以及文学作品、电影、图片、音乐等各种刻写的符号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优势。

有意思的是，即使非档案界的学者也同样认识到，“不能认为历史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历史档案是死的，是不可更改的认识的积累，社会记忆则是活生生的，它从情感的视角体验过去。

”四、影响档案记忆属性的社会因素如果我们认同档案具有记忆的属性，那么这种记忆属性又与哪些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呢？笔者认为，主要社会因素有话语、权力、文化、技术。

基于话语因素的档案记忆属性分析。

所谓“话语”，简单说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

话语和社会记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记忆通过话语来保存和延续，另一方面社会记忆的释放和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借助于话语。

如果将话语概念放大的话，就连纪念仪式本身也是一种操演话语（即将文本解码成另一种话语）。

这反映在档案记忆属性中，就是档案（特别是官方文件）话语的讲述内容以及讲述方式明显要受到社会结构或集体的制约，这种制约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

即便是口述记录也并非只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而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制约，正如王明珂研究员指出的，“由社会记忆观点，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

‘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

”因此，我们认同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储存器，但社会记忆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如果撇开档案这种形式的话。

基于权力因素的档案记忆属性分析。

社会记忆的研究者现在基本上认同社会记忆是一个建构的概念，其建构过程受到观念、组织、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权力因素的影响十分突出。

与话语一样，权力决定和操纵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

表面上看，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和生活，但事实上个体并不能自如地记忆或忘却，他是要受到某种社会强制力的控制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的社会框架》著作中将把这种强制力称之为“社会框架”。

正是因为社会框架在不时地要求人们按照它的意愿去记忆，才会有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

“任何记忆都有着社会的框架，文化的背景。

社会或者有意识地抑制和禁止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记忆’既可以被有意删除，又可故意保留”。

这说明权力在本质上操纵着记忆。

当然，在权力斗争中，强势权力通过控制记忆，即不断强化有利于自己的记忆，删除不利于自己的记忆，来达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目的。

权力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记忆反对另一种记忆。

因此，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

权力因素反映在档案的记忆属性中，其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对此，张林华、蒙娜在《权力因素在档案建构社会记忆中的消极作用及其应对策略》一文中有较详尽的阐述。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档案这种社会记忆载体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或者说该怎么样去建构档案资源体系以较为全面真实在反映社会历史。

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

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

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

”因此，可以说，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有目的的记忆。

基于文化因素的档案记忆属性分析。

由于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社会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也就是文化记忆。

就记忆和文化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皆有论述，如“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

”同时，记忆“不仅仅显现为文化记忆，而且还构或、成为记忆文化。

”“‘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

”记忆由潜在形式转化为现实形式，需要通过媒介（文本、图片、话语等）的激活、重温、强化来实现。

档案既是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沉积，同时因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成为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