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根基

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根基

作者：于洪燕代海峰

来源：《商情》2020年第04期

【摘要】山东半岛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连接东亚利益共同体的桥梁，是东亚经贸、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推进器，也成为东亚各国人民和平交往、共同发展的纽带。梳理山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流变，探索当代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根基，对于山东半岛立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植根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发掘胶东文化的丰赡内蕴和创新精神，打造胶东文化的国际化品牌，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根基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陆路、海路，以商贸为依托，承载文化、艺术交流的和平之路。山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自春秋战国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日本诸岛直至东南亚的海上黄金通道，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连接东亚利益共同体的桥梁，是推动东亚经贸、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助推器，也是东亚各国人民和平交往、共同发展的纽带。21世纪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探讨胶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根基，进一步重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发掘其现代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开发潜力，续写“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新传奇。

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缘起

山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因山而生，因海而兴，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相互融合的过程，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萌芽——新石器时代早期

胶东贝丘文化大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贝丘遗址在胶东半岛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且南北呼应，形成了胶东半岛早期的聚落群。在烟台芝罘白石村、牟平蛤堆顶、蓬莱南王绪和大仲家、海阳翁家埠、莱阳泉水头等地均发现有贝丘遗址。贝丘人靠海吃海，这也使之成为最早进行海洋探索的先行者之一，海滩捡拾、逐海而居，长期采食浅海、近海的贝类鱼虾，贝丘人在当时原始农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开始了海上探索新征程的开始。

（二）交流发生——新石器时代晚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随着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农业获得较大的发展，胶东半岛的贝丘文化在这一时期基本消失。考古发现的网坠、鱼钩等捕捞工具说明了这一时期海洋文明已经从最初的海滩捡拾发展到海洋捕猎。出土个体较大的网坠及深海鱼骨，说明当时网具比较大，而且可以到远深海进行捕捞作业，其捕捞的船具也已经不是简单的独木舟。

众多考古证实，在史前文化时期，胶东半岛经由庙岛群岛、辽东半岛和朝鲜日本有了一定的文化关系。1982年在威海松郭家村发掘出土龙山文化时代的密封隔舱独木舟，说明当时造船技术提高，完全可以通过海路达到相隔94海里的辽东半岛，并由辽东半岛与朝鲜的交流往来。但是，由于当时人类交际能力有限，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间接交流，通过中朝间的文化交流、日朝间的文化交流来完成的。

（三）开启——春秋战国

经过早期的不断冒险与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航线于春秋战国已初具雏形，较汉代的陆路丝绸之路开始的更早，持续时间更长。

春秋时期，齐国优越的地理位置、积极的对外政策、强大的国力、先进的纺织业、高超的航海技术等，各方面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管仲主张通过经商使邻国臣服。《管子·轻重甲》记载：“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齐国与朝鲜隔海而望，通过海上联系实现了两国之间的通商。所以，顾颉刚先生称“这是古籍中记及古朝鲜的最早的一条”，也是与朝鲜半岛商业往来的最早记录。韩国出土的“中国式铜剑”证明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从山东半岛东渡朝鲜的路线，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与朝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山东半岛与日本文化交流可以通过日本出土的铜铎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者陈炎教授指出：“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这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胶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

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拓展与繁荣

（一）拓展丰富——秦汉时期

秦汉是开发海上贸易，进行远洋航海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从胶东海洋文明中产生的神仙文化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蔚为大观，方士仙道盛行。秦汉方士秉承海洋文明的冒险进取、开拓探索的精神，成为中华海洋探索的先行者和海洋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文化传播的使者。秦汉时期大量方士东渡日韩等国，以及秦汉之际国内战乱，山东半岛居民逃离、移民等，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开端和第一个高峰。秦汉时期的船只从山东琅琊、芝罘、登州一带出发，沿山东海岸北行，途径蓬莱列岛在辽东半岛南侧

转航，沿朝鲜西海岸南下到达日本列岛。不但进行纺织品等贸易往来，还给当时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朝鲜、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生產技术、文明，推动了朝鲜和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二）辉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强盛的国力，开明的国策影响了周边诸国，尤其是朝鲜和日本向中国朝贡、学习，促成唐初盛世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据资料表明，隋唐时，日本曾6次、朝鲜曾30余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沿此路在登州登陆，与我国进行友好往来。

唐朝在烟台地区置登州港（蓬莱），与明州（宁波）、广州、泉州齐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港口。《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述，唐代中国与周边各国交流的主要交通路线有七条，而海路只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由登州出发，联系新罗和渤海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从蓬莱出发，通过长岛岛链，连接辽东半岛，转至朝鲜半岛的航线。这条航线被后世称之为“登州水道”。由登州“循海岸水行”的航线，依旧是这一时期中日韩之间最为安全和常用的道路，登州是唐代中国北方唯一的通关口岸和北方第一大港。唐中晚期之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商品如山东高档丝绸大量需求，以及从事海外贸易获取的丰厚利润，大量唐朝商人、日本商人、新罗商人参与海外贸易，促成了唐代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局面。“有唐一代，东方丝路始终繁荣。”

（四）繁荣兴盛——宋元时期

宋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其中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航海通商贸易是当时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北宋时期，中国北方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依旧是登州，后为防止契丹海上入侵中元，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等通商口岸被关闭，在山东半岛南部开通了密州板桥镇口岸（今青岛胶州）。当时板桥镇繁华异常，多异国珍货，中国对东亚诸国出口的货物以丝和丝绸织物为主，而且山东当时仍然是中国外出口丝绸织物的主要地区。史载板桥镇口岸的海外贸易量“倍于杭、明二州”。

元朝重视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在前代基础上繁荣，商品流通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元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除改善陆路、漕运、内河外，进一步促进了海路交通开拓。元代海运航线的开辟，其中登州就是国内近海航运的重要港口，元朝的货币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的货物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

（五）衰微——明清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