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淑敏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演变

第3卷　第3期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13　No 132002年9月

JOURNAL OF BEIHUA UN IV ERSIT Y (S ocial Sciences )

Sep.,2002

论毕淑敏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演变

高　飞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吉林长春130021)

摘　要:相应于生活历程的转变,毕淑敏的创作也越来越注重对女性生活的表现和对女性

生命状态、生存方式及生命过程的思考,同时其女性化叙事逐步成熟,因而也完成其创作过程中女性意识逐渐凸现的演变过程。但其创作对女性人生人性缺失的勘测仍仅限于经验层面,难于上升为对于女性的整体审视,对女性文化的反省也并非很清醒很自觉的理性行为。毕淑敏如期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成就,应注意对此种缺陷的克服。

关键词:女性意识;女性文化;自省;叙事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2)03-0063-03 收稿日期:2002-03-08

作者简介:高飞(1978—

),女,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从女性主义立场纵观毕淑敏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毕淑敏的创作过程既是一个生命意识和

哲学思考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女性意识逐渐“浮出海面”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者对女性生活最初的审视仅限于生活层面,缺乏文化的自觉,甚至难免打上男性文化的印记。随着生活阅历的开拓和思考的深入,毕淑敏的文学创作逐渐从复苏人性意识向复苏性别意识转变,一方面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其较有深度地表现了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另一方面这种表现仍多为自身经验驱使,从而缺少对女性人生人性自觉的审丑而难以上升为对女性整体的关怀。

毕淑敏在16岁的时候从学校应征入伍,被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从此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在这十几年中,她既为雪域的深邃高远而震撼,也为在冷峻严酷的环境中生命的渺小脆弱而感喟,同时更有许多人与自然、人与纪律、人与人的矛盾纠葛在毕淑敏的心中沉淀下来,使她多年后终于拿起笔,要倾诉出那里发生过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假如我不告诉别

人,我对不起冰雪下长卧不起的英魂”[1]

。从此开

始了其无性别意识的“雄化”创作阶段。从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昆仑殇》开始,毕淑敏创作的一系列苍劲雄奇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对生死爱恨的审视,对人生的深刻关照和体验,对特殊环境给予生命的真正内涵及对生命赋予那种环境特殊意义的真正理解。在《昆仑殇》中,毕淑敏以凝重的笔调叙述了一个昆仑防区在非常年代里,在“一号”的指挥下于藏北高原上进行拉练,造成巨大伤亡的故事。金喜蹦、肖玉莲……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于苍茫的高原上,不为什么,就为了实现某个人的个人意志。毕淑敏在这篇小说中表现了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期其他作品如小说《最后一支西地兰》,散文《昆仑之眠》、《信使》、《葵花之最》都注重以时代精神烛照曾经经历的特有的军旅生活,并对作为个体存在的时代军人的人性作了较深入的开掘。

虽然此时毕淑敏着重于描写军旅生活,但仍有部分作品表现了军事环境中女性的境遇。《补天石》、《阿里》描写了高原女兵的爱情故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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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固然表现女兵们作为一个戍边战士站在地球最高处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豪情,但更多表现了铁的纪律与女兵们难以遏制的爱情幼苗的成长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君子于役》中对某高原留守处麻处长将军人妻子当成战备物品一样看待的非人道的做法进行谴责,也从侧面反应了男性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的压抑与窒息;《不宜重逢》表现了男女兵之间的爱情遭遇到门户之见和纪律双方面扼杀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时间和环境的转换带来的巨大转变。

此时毕淑敏的叙事中,处处可见女性独有的细腻,充满了丰盈的意象和新奇机智的比喻。如《穿上白生生的羊绒衣》记叙了几个女兵搜集羊毛,自纺毛线织毛活的经历:“我们打算把毛线染成玫瑰红。你们想啊,在藏北的草原上,我踩着一双玫瑰红的羊毛袜子,是多美丽的图案啊,简直有童话的味道……要不我就染成迎春花的明黄……要不我干脆要大海的明蓝颜色吧……”[2]在对军旅生涯的回顾到达一定程度后,毕淑敏开始将笔触转向自己,进入时间相对较短的都市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女性生活,正如其在《没有少作》中所描述的:“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学烹调,学编织,学做孩子的棉裤和培育开花或是不开花的草木……我极力想纳入温婉女人的模式,甚至相当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3]在这种生活中,毕淑敏身兼多种社会和家庭角色,如女儿、妻子、母亲、医生、作家、学生、朋友,因而不免“金戈铁马,舐犊情深,都一勺烩了”。[2]笔下便出现了女性角色的自我体认,女性美和女性价值的自我追寻,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面对的种种困扰和艰难选择,女性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的痛苦和抗争,女性在爱情婚姻路上的遭际和误区,构成其创作丰富多彩的审美内涵。

如小说《紫花布幔》中表现了两个表姐妹截然不同的人生路程。表姐居于都市,有较高的文化和富足稳定的家庭。表妹小髻来自农村,只能是表姐家中变相的小保姆。一个要将表妹留在家帮忙却不愿解决其户口问题,一个想留在北京却看尽表姐白眼;一个看中表妹的勤劳朴实却又嫌其稚拙愚妄,一个向往城市生活而苦无出路……一系列矛盾纠葛展现两个女性不同的心态。小髻最终嫁给残疾人而得以留在北京。婚姻是否真的是女性的一条出路?作者留下的是无尽的思考。

《生生不已》更像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女性有着对延展生命的本能的热忱,这种无私的母性心理使女人甘愿在永劫不复的生命轮回中重复自己的命运。《生生不已》即通过女工乔先竹的女儿患绝症医治无效死亡,乔先竹重新怀孕生下儿子自己却死去的故事延续了这种带有男性文化色彩的女性传统心态。

如果说以上两篇或只是对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思索,或只是展示女性对传统角色的延续,思考尚缺力度,那么到了小说《女人之约》则对女性价值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不和谐进行了叩问。这篇小说不仅仅是描写了一个追讨三角债的故事:因作风问题而名誉扫地的郁容秋与厂长签下女人之约,为厂子讨债。当郁容秋不惜用包括美人计在内的一切手段讨回债务、成功解决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国营企业的财务危机的时候,拿到工资的工人却对其嗤之以鼻,受过高等教育、不可一世的女厂长也违了约,不肯以厂长之尊向郁容秋鞠躬。同为女人的厂长和郁容秋,其人格力量却构成一种反比。毕淑敏设置了小女人和大社会环境相悖的特殊环境,名声不好而心地善良、手段可以挑剔而目的无可厚非的郁容秋的社会价值究竟怎样,是毕淑敏通过特殊视角捕捉的特殊问题。

长篇小说处女作《红处方》的问世标志其女性意识的自觉表现,从而成功完成性别意识和人的意识的一种融合。小说叙述了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对病人的关心和严格的近乎苛刻的要求,及其自身人格魅力对病人的感化,同时却又使戒毒者自惭形秽,导致病人的报复,染上毒瘾后自杀身亡的故事。

早在谌容的《人到中年》中,女性作家就曾提供丰富而生动的女性文化反省的原始素材,但由于作家创作和作品接受的历史局限,可能的自省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和消解。《人到中年》中受双重压力、心力交瘁的女主人公陆文婷被解读成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4]而其简陋艰难的生活条件也被赋予“中国知识界诸多矛盾的浓缩”[4]的文学符号学意义。简方宁的形象却明晰地进行了这种文化反省:首先,毕淑敏以客观冷静的笔墨直写了女性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陆文婷一样,简方宁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她忠于职守,不能尽妻子、母亲的责任,导致丈夫有了外遇;而她所经营的戒毒医院也并非井井有条,戒毒病人的反复无常,贩毒分子的潜入,个别医务人员的变质,都是其前进路上的重重阻碍。面对艰难,简方宁竭尽全力,一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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