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法学与社会学院 2011级1班

摘要：汉代哲学中，天是有意志的世间万物的主宰，阴阳五行是宇宙天地的根本秩序，而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承接汉代的魏晋人便疑问人是什么？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士人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任诞放达,回归自然,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自由洒脱、清远玄淡,超尘绝俗,回到了人类粗朴自然的初始状态，踏上了真正的归乡路径。

关键词：魏晋风度；超越生死；谈玄论道；哲学；人格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刘伶酒瘾上来，向太太讨酒喝，太太恳求他戒酒。刘伶声称，夫人所言极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麻烦你准备酒肉，我要祭祀鬼神。太太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端来。只见刘伶顶礼跪拜，信誓旦旦：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一次要饮十斗，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话，你可万万不可听取。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真令人哭笑不得。《世说新语》还有这方面的记叙：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

魏晋名士风流如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的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它为秦统一中国，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针对纲常名教、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扬人性，促进人的觉醒.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辩，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哲学人格。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仅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

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心游太玄”，嵇康这四句诗，可看作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魏晋名士中许多人不但有堂堂仪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因而有独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贤”之首“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萧萧如松风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书圣王羲之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不少名士都有这样的美誉。

作为知识精英，魏晋名士们的举止行为都体现了时代的风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

超越生死

哲学是给活人预备的，哲学家的灵感却往往来自于死亡，对死亡的看法特别影响人们对生的态度。由死亡引起的恐惧和哀伤，多半出于对死亡的无知，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在魏晋间最得人心许。一旦把个体生命放在宇宙运行之中，便会看见在广大无涯的时间空间里。生与死不过是一码事，生生死死，运转不停，正是万物永恒存在的形式，有生自有死，有死必有生，其间无差别，只是生死齐一寄情山水，谈玄论道

寄情山水就是隐居，或者喜好游山玩水，不必多解释，谈玄论道则要多说几句。魏晋名士大都熟悉老庄，并以老庄为旨归。那时候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共谈析理”——类似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哲学辩论——而“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嵇康）。《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做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皆一座所不及。

说的是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王弼，积极参与专家学者的哲学沙龙，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辩为众人的叹服，竟然做了几回“老大”。看来当时的讨论是民主平等的，并不论资排辈，更不以势压人，而是看能力和水平，有本事就上

蔑视权贵，宁折不弯

魏晋名士大都有气节有情操，蔑视权贵，淡泊名利，清虚自守。最典型的莫过于嵇康。嵇康一次赤着膀子与向秀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来进行所谓“访问”，其实是想与嵇康“套近乎”。嵇康头也不抬，冷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说什么了，急匆匆赶来？你又见着什么了，将马不停蹄赶回去？）钟会十分恼怒，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我自然是听到了一些情况才来，现在又亲自目睹了这些再回去。）钟会自取其辱，恨恨不已，拨马回头。（郑天挺主编《三国志选》中华书局第121页1986年3月北京）还是这位钟会，他附庸风雅，写了一本所谓哲学著作《四本论》，想得到嵇康的赞赏。一天他把《四本论》的手稿揣到怀里，来见嵇康。走到嵇康门口，竟然不敢敲门进去。犹豫半天，还是作罢，索性把手稿扔掉，匆匆溜走。有权有势、仗势欺人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