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

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摘要：理论界广泛开展了对于社会运动政治影响的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美国的社会运动。

因为该国大多数研究表明社会运动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如获得新的利益、集体认同，组建新政党，或引起现行政策变化。

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框架和其他策略，以及有利于社会动员的政治环境等都涉及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

关于寻求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不同的研究形成了政治调解理论和不同的政治调解模式。

关键词：社会运动；政治影响；政治调解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1-0046-02社会运动可以定义为在国家范围内社会组织和运动参与者通过动员普通公民参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寻求改变权力失衡和促成社会变革的活动。

这个定义侧重于社会组织或体制外的异议者。

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包括抗议游行、游说、诉讼和新闻发布会。

这个定义没有包含公众意志，我们认为公众意志能够独立于社会运动之外，对政治产生直接影响。

据此定义，20世纪在纽约时报中能归纳出全美国34种主要的社会运动组织，它们开展的社会运动大多涉及劳动权益、黑人民权、退伍军人权益、女权和环保等内容。

社会运动如何产生政治影响这主要取决于社会运动所引发何种性质的政治影响。

社会运动研究强调，一项社会运动或者发起该运动的组织能否获得新的利益或认可。

现在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在政治社会学框架下研究运动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结构层面上，社会运动主要潜在的政治影响是民主权利和社会运动的拓展以及组建新的政党。

在中观层面上，这种效果是政策的变化。

政策变化为社会运动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同时也将进一步强化运动集体认同，并有助于他们与自己的对立目标斗争，也避免社会运动被政府所主导。

超越成功成功的社会运动将获得新的利益和认同。

取得新的利益意味着一项社会运动的目标得到了承认和实现，而这一般只在一项社会运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的情况才有效，例如要求选举权或者禁酒的社会运动。

体制外的异议者也许未能实现其宣称的目标，因而被认为运动失败，但实际上他们仍可能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利益，因为社会运动也许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体制外的异议者还可能不仅是会失败，更严重的是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例如引发尖锐地对立或者引起不断升级的政府管制。

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最终获得的政治影响有可能与异议者发起运动的初衷相去甚远。

几乎所有参与社会运动的组织都宣称他们不仅仅代表某个群体的利益，同时也为更广泛的群体谋取利益。

引入“集体利益”的概念使我们看到，即使异议者未能实现目标，也可能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并且某些成功的异议者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是相对无形的。

社会运动最大的影响可以视为其能够为某个组织提供持续干预政治进程的能力，同时提高该组织采取集体行动所得到的政治回报。

这些回报总是存在于国家政治进程的结构层面，并且具有某种滞后性。

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回报，包括某个社会组织获得了投票权，增强了该组织对未来国家事务的影响力。

像工人、妇女以及美国民权运动，诸多社会运动都具有这种基本的效果。

由社会运动而建立政党同样是政治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也是一个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政策中的集体利益从中观层次来说，大多数社会运动引发的集体行为，其目标在于持续不断地将利益由国家转向特殊的利益集团，除非有对立行为抵消了相应的影响。

这些对立行为主要包括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官僚体系对于政策的贯彻执行。

国家政策产生体制化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条不紊、日以继夜地为那些达到特殊要求的群体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政策，国家无形中能够强化或者削弱正在形成中的集体认同，或创造一种新的认同。

而体制外的异议者希望创建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拓展一个利益集团，以此为自己提供心理上的回报。

国家发布的权威信息，对于新认同的构建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通过政策的变化来加以确认。

从某个异议者在政府代表中受到关注重视，到这一社会组织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再到承认异议群体的存在，政策对集体认同的作用都得到充分体现。

某些不以争取国家权力为导向的社会运动或者组织有时也会试图通过影响国家政策来实现其他目标。

例如，工人运动主要目的在于让国家承认他们有组织起来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民权运动通过促进平等就业法的实施能够更好地反对企业的歧视行为。

平等就业法通过废除一些行为和提供新的法律修正，为促进集体行动创造新的渠道，从而，这些体制外的异议者能够要求当局加强对行业的监管。

此外，国家也可能成为跨国社会运动的支点。

体制外的异议者也许会聚集在某个国家表达对另外一个国家社会运动组织的同情和支持，以此对本国的政府产生压力，让其改变原来的政策。

社会运动在什么情况下产生政治影响大多数社会运动研究致力于解答社会运动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政治影响。

关于社会运动政治影响的最初假设和社会动员的假设在决定因素方面是一致的。

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框架和其他策略，以及有利于社会动员的政治环境等都产生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

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本身就具有政治影响力。

这对于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来说却可能是倒退。

一旦集体行动付诸实践，群体利益自然就产生了。

由于资源和社会动员确实会产生某些政治影响，动员不同社会资源的能力是社会运动政治效果的关键。

一些研究已经预见到，在社会运动组织的存续过程中存在政治影响的可能性，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促进其效果的组织特征上。

但是，政治影响力不是某个社会组织自身能简单产生的。

何种社会组织形式或动员结构有可能产生政治影响呢？研究发现，官僚化的社会运动组织更有可能获得新的利益，拥有更多战略资源使其可能胜过这一领域的其他组织。

像南方民权运动之类官僚化的社会运动组织，拥有不同的领导、复杂的领导结构、多样的组织、非正式社会联系以及大量来自成员的资源。

资源丰富的基础结构为组织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积极影响。

另外，在单一条件下动员民众和资源的社会组织未必能产生预期政治效果。

例如，“汤森计划”（一个在动员老年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功的组织）注意到它负责动员支持者的领导人常常和它在华盛顿、人手相对短缺的说客和选举战略家们发生争执。

该组织在1934年获得上百万名会员，但仍不能在议会发表连贯的陈述。

通过社会运动，这个问题可能会得以缓解，因为现实中大量具有战略眼光的社会组织把民权运动与政治影响联系在一起。

此案例表明，在个别组织中，不同领导和复杂的领导结构可能会减少这领导之间和各地代表团之间的潜在冲突。

策略、框架、抗议和选举活动第二种解答社会运动政治影响的思路把关注点集中于他们的策略。

对于希望有政治影响的异议者而言，需要使用能引起共鸣的预言和具有诊断价值的框架以明确问题并形成可行的解决方案。

遍及美国各州并产生政治效果的女性陪审权运动就是那样的，它把问题看得严肃且范围广泛，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依据并提供具体证据以支持提案。

一些研究仍然运用社会运动框架来解释政治影响。

为使社会运动具有影响力，运动框架要有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和价值共识，但运动价值可能因环境不同而不同。

例如上文述及的汤森计划，其框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其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很大不同。

更重要的是，帮助动员支持者的框架可能会在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方面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研究发现，帮助美国“三k党”动员选民的框架在确定“我们/他们”的边界时，妨碍了该组织影响选举的能力。

用来的动员老年支持者的汤森计划要求每月高达200美元的退休金，这被反对者加以利用，减少了公众对它发起立法的支持。

更准确地说，社会运动的动员框架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以影响政治决策者或法院，或者把过程的控制权交给其他社会组织或具有相似目的的政策制定者；同时制定用于动员支持者的框架和在政治情境下施加影响的框架。

威胁性抗议的特点是抑制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不满，说服性抗议是通过支持者的大量示范行为赢得旁观者，最终影响到政客，例如和平游行。

所有抗议都以“行动—反应”的模式发挥作用。

在这种模式中，政治权威应该对集体行动迅速做出反应。

研究还发现，社会运动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后半部分不太具有影响力，这可能意味着组织形式、框架和动员的策略实用性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后期无助于发挥最大作用，或者意味着抗议作为一种运动策略有很大限制。

除了抗议，社会运动试图通过选举活动对政治施加影响，进而寻找持续的推力而不是简单的迅速反应。

然而有关社会运动对选举产生影响以及通过支持选举实现政治影响的研究比较少。

仅见于基督教右派影响到共和党的关于同性恋权利问题的党纲，乔治·沃克·布什的竞选活动依赖来自基督教右派的步兵、持枪权以及反堕胎运动。

但是，比起运动对政党提名过程的接近程度而言，对基督教右派的支持不足以解释整个国家的选举结果。

研究发现，在整个密西西比州被选为公职的美国黑人候选者明显依赖于当地民权运动的强度。

汤森计划中，不管支持者代表是否被选上，它的动员都具有积极影响：当权的立法支持者大幅增加老年项目的开支；参议员是否乐意投票赞成一部重要的养老金议案部分取决于选举行动。

政治情境第三，一旦民众被动员，影响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情境或时机。

早期观点认为，拥有强大执政能力的国家中，异议者将采取获得性政策。

这个观点受到批评，因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因素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的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不同。

基于发展政治社会学立场的观点认为，政治结构，国家机构的民主化，选举制度和程序以及现存的国家政策都是影响异议者观念的因素。

国家各部门之间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意味着存在参与投票的诸多观点。

民主化水平影响着社会动员。

排斥民主化进程，增加了群体在这一方向上动员的可能性，例如美国的黑人公民权情境和工人进入欧洲的权利。

选举制度规定，获胜者掌握所有机构，这使社会运动催生新的政党。

美国民主党人的相对代表权表明，非保守的社会运动影响力得到加强。

推动政治动员的政治情境同样重要，特别是当异议者动员的持续性受到威胁时，并不总是能增加集体行动的能力。

政治调解模式第四，关于寻求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诸多研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调解模式。

在民主的政治体系内，动员绝对多数的民众和形成合理的主张，对于运动产生政治影响是必要的。

然而，让官员看到利益之所在是行动者更希望产生的效果。

为确保新利益，异议者需要从志同道合的行动者那里得到特别的帮助和辅助行动。

这就要求进行集体行动，以改变政治机构行动者的累积数量，例如选举官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采用适合政治环境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性行动。

对于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政府官员需要视其为促进或打断施政目标的行动——争论或评论新的选举联合、获取大众观念、增加对政府部门施政的支持等。

政治调解理论可以基于“行动—再行动”模式，有观点认为，及时中断穷人选举的不稳定性，集体行动会产生公共成本。

但是大多数政治调解理论通过慢动过程发生作用。

既得利益集团必须适应美国的政治情境，以产生长期影响，这意味着他们要覆盖更为广大的地区以影响当地议会；新近获得支持并以华盛顿为基地的社会组织和国会成员常常做不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