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演化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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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演化与发展研究

作者:何锡陵

来源:《经济师》2009年第02期

摘要:文章首先从军品生产能力水平和结构、军民关系、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总结了国防科技工业各时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形成背景,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现实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寓军于民军民结合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2-078-02

一、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是“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防科技工业“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模式、科技发展、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以锻造一个崭新的国防科技工业,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整体跃升。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客观分析,是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

伴随国际战略格局、国内安全环境、经济体制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变化,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发展思路历经几次转换。根据发展思路的调整,可以将建国后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以提高供给能力为中心的阶段(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就总体而言,国际国内形势严峻,薄弱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与庞大的军品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提高供

给能力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主要方面。这一阶段内,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科技工业也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这种体制对集中有限资源,迅速建立和发展国防,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加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等多种因素,使国防科技工业的产业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状况。

就科研生产能力结构而言,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不足,而落后武器装备生产能力过剩。由于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加快建设步伐,使武器装备生产数量迅猛增加,在国防科技工业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低水平的武器装备过度膨胀,但高技术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却严重不足。虽然“两弹一星”等一批重点项目,带动了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能力的提升,但从总体上看,在现代武器装备高速更新换代情况下,我们的科研生产手段老化,工业水平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使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能力与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趋势不相适应,武器装备总水平与国防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时代差。

就军民关系而言,“分”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由于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很不稳定,较长时期处于战争或战备状态,军品需求庞大,所以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和军工企业专注于军品生产,很长时期内军工封闭,自成体系。但军民关系也曾在“合”的方面做出过尝试,主要是军转民的尝试。图1反映了这一阶段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军民关系分分合合的变化历程。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军民关系的分分合合,都是契合特定时期军事需求的起伏变化。当国家安全形势严峻,军事需求扩张时期,分的倾向得以强化;当国家安全形势缓和,军事需求收缩之际,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及企业将一部份能力用于民品生产,合的倾向得以强化。但从

总体来看,“分”是这一阶段军民关系的主旋律,“合”的尝试仅是军工需求的收缩之际,为了军工自保,扩大需求所作的被动调整。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企业单一由国有或国营企业构成,这种单质化既是其他所有制企业进入该领域的屏蔽,也是既有企业推出国防领域的樊篱,造成了国防资源的严重浪费,制约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

就产业组织结构而言,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各行业处于割据状态,企业内部具有强烈的“自我完善”愿望,自成体系,自我配套,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导致军工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源重组受到阻碍,资源重复配置。另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投资过于求全,出现分散化倾向,产业集中度低,难以产生规模效益。

2.以需求导向、能力调整为中心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逐步趋于缓和,国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求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由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国防费水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军品订货骤然减少,使许多军工企业陷入了亏损境地,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起来。为此国家主要采取了加大军民结合、调整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等重大措施,以调整国防科技工业的产业发展路径。

在军品生产能力调整方面,为了压缩过剩能力,国防科技工业各部门按照积极、稳妥的方针,有步骤地分批进行能力调整。第一步,先把多余的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腾出来开发民品,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第二步,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将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相对集中;第三步,按照军品骨干、军民结合和全部转民三类分类调整。由于配套政策措施不落实等因素,这一阶段的能力调整并未完全落实,但为下一阶段的继续调整奠定了基础。

在军民结合方面,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利用国防科技工业的力量和优势发展民用生产。国防科技工业开始实行战略转变,逐步敞开封闭的大门,军民分割的格局逐步打破,军民结合逐步走向深入。一方面,对于军品生产逐步放开一般能力,开始利用民口能力进行军工配套生产。在这期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武器装备研制合同暂行办法》和《国防科研试制费拨款管理暂行办法》,等条例,使军方在一定条件下能自主选择军工或民用工业部门的供货商,为实行寓军于民奠定了初步基础。另一方面,许多军工企业投入民品市场,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逐渐形成规模,推动了军工经济发展。但由于政府在各方面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加之企业本身缺乏相应的经验,这一阶段的军民结合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军民结合产品总体技术水平低,高技术民品规模小、比重低;军转民产品缺乏创新、价格偏高,导致竞争力低;管理和组织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经济思想,高度依赖政府,缺乏市场适应能力。

3.以体制改革、能力提升为中心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孕育着国防科技工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一方面,90年代以来爆发的战争展示了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特点,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武器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让人们感受到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缩小这种差距的必要性。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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