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稼祥之《公天下》

读吴稼祥之《公天下》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精细，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使人善辩。

”但这位大哲人的话我常常只听了一半，对数学和逻辑读得多，而对历史与伦理读得少，历史尤然，因而对历史知之甚少。

随着年岁的增长，少年懵懂不再，对历史的兴趣始増，读的史书才渐渐多起来。

最近一口气读完吴稼祥的《公天下》，我认为有必要认真推荐这本书。

作者在封底上写道：“此书，朝成夕可死矣。

”我在书店看到这句话时，真的是哂然一笑。

圣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

”难道这里阐述的是真道，而不是copy+paste？不是故弄玄虚，故作惊叹？这类人，此种事，我特别鄙视，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因此，遇到这种情形，我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翻、坚决不买、坚决不读——这个时候我还是能感到年轻时的血气仍在。

不过这回却是例外。

我看这书的装帧甚是素淡雅致，不象是招摇过市的花俏与张扬；广西师大出版社也出过一些好书，不象是故意吹捧的卖家，它在封底写的“读懂《公天下》，读懂中国4000年政治史。

义理、词章、考据并重，为近30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史）学佳构”，虽算不上沉稳持重，亦算矜持有度。

因此，我拿起书来翻了翻。

现在想起来，出版社的品牌和推荐只不过是没有让我反感，真正促使我拿起这本书来的是它的装帧。

我的眼睛有点小，近来甚为不好，原来只是近视，戴副眼镜就解决了问题，但现在戴副眼镜解决不了问题了，首先是看书读网眼睛发胀，稍长时间一点就流泪。

后来一检查，说是老化了。

因此，现在是戴着眼睛近的看着痛，摘掉眼镜远的看不清。

索性就把近视眼镜也丢了，来个远不清、近不痛的雾里看花，落了个轻松。

眼睛虽然看不太真切，但还是有点毒的，尤其是翻书，子丑寅卯一扫即明。

《公天下》这本书，我翻开第一页一扫，从中国4000年历史的政治困境着笔，从孔子的“二律背反”开题，视角豁然开阔，论点为之一新，一下把我吸引住了，没做任何犹豫就买下了。

回到宿舍，就一口气读完。

文采、思想和趣味性兼得，怎能不一口气读完呢？说句大实话，2012年畅销的基辛格的《论中国》，我也是一口气开始读的，但读到后面就读不下去了。

为什么？随着离当代越来越近，写得越来越空，隔靴搔痒，了无生趣。

大尺度阐释历史，找寻规律，既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需要雄视的战略眼光。

《公天下》从孔子的“疑似二律背反”，提出了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能否兼得的问题。

作者纵贯古今，详细分析了4000年来中国政治已经出现的各种形态，依治理形态将其分为平天下（大禹创制，夏商两朝实行）、兼天下（周文王创制，两周和春秋实行）、霸天下（嬴政及秦国创制，秦帝国实行）、分天下（刘邦创制，汉初、唐初和清初实行）、龙天下（刘邦和刘彻创制，汉武帝后的两汉、隋、中唐、宋、元、明以及清朝中晚期实行），并详细分析了各种治理模式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压力模型以及优缺点，很多分析透彻并一针见血，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懂几千年来各种政治模型的利弊。

这足见作者的功力与创新。

作者揭开中国4000年历史的伤枷：“这就是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困境：中央不集权，地方分权，虽有活力，但容易处于低压或负压状态，不稳定，容易“瓦解”；中央一集权，集急了，高压不稳定，容易“土崩”，而集慢点儿，最好也就是高压稳定，慢慢“癌变””。

作者又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五个“黄金时代”，或曰“太平盛世”：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国十年，发现这些时期都产生于“负压或者负压与高压的混合政治”。

因此，“负压”政治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益处是要远远大于“高压”政治的。

但是为什么4000
年的中国社会，一直对于“高压”政治情有独钟呢？“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舍活力而取稳定。

难道中国真的就不能超越“负压”、“高压不稳”、“高压稳态”三种政治状态，从而达到一种更为理想的政治状态吗？”作者认为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多中心性”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迈克尔·波拉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中提出来的，但真正发扬光大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当然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有着不同的内涵。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森由于在经济管理分析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在2009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经济学家。

我记得上海三联出版社曾出过一套关于多中心治理的丛书，其中就有她的好几本。

可惜的是，睿智的她已于 2012年6月2日病逝。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多中心治理理论，并建议用它来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府际合作问题。

我首先认为作者是借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概念，但作者在第8章注释中明确表示两者有两点基本差别。

这让我不得不来寻找作者对此概念运用的逻辑严谨性。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概念的逻辑严谨性在书中没有找到。

个人认为，在中国，在国家层面的政治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本身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地方政府府际处理跨行政区域的公共事务如大江大湖治理、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时，多中心治理理论还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

作者所谓的“双主体法权”是指“公民法权”和“地方法权”，具体形式就是选票和议会里的固定席位。

“这种双主体法权体制，在美国，就是一人一票（选举权）和一州一长（民选）以及一州两票（在参议院的席位）；在西方政治学里，这被称为“复合共和制”，或“联邦制民主”。

”这种观点就更不符合中国国情了，具体理由也用不着我多说。

在某种意义上我只能说，作者找到了病灶，却开错了药方。

另外，我要说的是，《公天下》一书提出“权威—自由曲线”虽有其合理性，但其中所用的数学分析方法明显是借用经济学中的供给—需求分析方法——用得好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套用，而在整个逻辑机理与分析框架上缺乏理论体系的自恰与严谨，恐怕令人难以信服。

虽然如此，它的直观性还是有利于作者说明自己的观点，严谨与否留待以后进一步完善。

最后，我最想说的是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