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特点
近代史学
近代史学1、 中国近代史学的主要特点第1， 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 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
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
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使之成为近代改良在历史理论上的根据。
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第三，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以“《公羊》三世说”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梁启超认为，这是“以史学言进化之理”。
康、严都主张“循序而进”，不赞成激变，因而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局限。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
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严庸俗进化论的束缚。
总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
2、 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1、《蒙古游牧记》张穆（1805-1849）《蒙古游牧记》16卷，10年之功撰成前12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何秋涛10年之功补辑而成，校阅，咸丰九年（1859）刊刻行世。
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
作者自序：“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
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
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
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
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神州文化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姜凯丽天津师范大学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它作为我国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其纷繁广阔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特点：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官方修史发达、政治观念深入人心等。
关键词：古代史特点；官方修史；儒家思想；经世致用中国古代史学作为我国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缩影，以其自身的特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
”①从黄帝之史仓颉，到周代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官的设立，乃至后世史官的建置，都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史官多为世袭，且朝廷能以专才任专职，这就保证了史书的质量。
且每遇朝代更替，统治者为达到教化、明道、资治、鉴戒的目的，总能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地修纂史书，使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其诞生之早、文明程度之高、传承之久为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及。
史书修纂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历朝无论记史、修史都实行官僚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有关，即受官方修史的影响。
二、官方修史发达以官方对史籍修纂的管理来看，官方修史发迹于东汉时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规范化，在隋唐、五代时期，史官制度与修史制度日臻成熟，至清朝尤其是乾隆时期，古代官方史学达到鼎盛。
中国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项内容：制度化的修史机构、官方控制下的史籍编纂、官方史料、史书、官方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以及官方史学的政治作用和学术地位。
②虽然在体裁上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多种形式，但与体裁的多样性相比，官方修史的政治性色彩更加突出。
三、政治观念浸透史籍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内容多涉及巩固政权、教化百姓、政治思想及制度沿革等方面，而对某些社会史的记述，亦是为了表彰贤能、惩恶劝善，最终仍要归结到政治层面。
从其记载的人物来看，主要是帝王将相或能起到教化、劝诫的道德人物。
就像《太史公自序》中记叙的：“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
(课件)论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特点
2，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进<资治通鉴>表》说：“鉴前世之兴 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 以懋稽古之盛德，跻（ji）无前之至治”。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 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 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 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2，司马迁作《史记》： 也存在着“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思 想。《太史公自序》说：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 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 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 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 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
3，顾炎武史学： 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卷 19“文须有益于天下”），“君子之为学，以 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亭林 文集》卷4）强调史学的“引古筹今”价值： “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答徐甥公 肃书》，《亭林文集》卷6），“引古筹今， 亦吾儒经世之用”（《与人书》，《亭林文集》 卷4）。史学名著《日知录》的旨趣是“明学 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初刻 日知录自序》，《亭林文集》卷2）；历史地 理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感四国之多 虞，耻经生之寡术”而作。
3，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学生李方子说：《资治通鉴纲目》 是“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史之 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 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李方 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朱熹本人在其 《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中说：“岁周于上而 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 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 《通鉴纲目》的书法精神主要表现为重 视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和褒奖尊者、 贤者与死节者。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苗伟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是它的产生阶段；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
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
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它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马、班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
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
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
《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
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是它的发展阶段；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
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它的终结阶段。
中国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
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后一个特点表现得更突出。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
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经世致用(人教社选修“文化经典”)
（3）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 故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 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名声的缘故 啊。 （4）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 矣。 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 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 的地方了。
（5）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 不研究我的义理”啊。 （6）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经世 致用
经世：治理国事。其内涵是“经国 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 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 上”； 致用：付诸实用。其内涵是“学用结合”，强 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 重“形而下”。 “经世致用” 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 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其特点是，反对 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和“以实为宗” 的良好学风。它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为着力 点，注重学术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研读《著书之难》
一、默读并感悟 二、思考：1．著书之难，难在哪里？ 2．怎样才能做 到“自成一家”？ 3、举司马温公 和马贵与的例子有何用意？ 三、课后探究 思考：怎样看待网络小说？
内容小结
古人 力而能传 速而不传
难
自成一家
所未及 不可无
对比 今人
研读《文人之多》
思考：1．作者认为唐宋以来文人太多了吗？ 2 ．作者是如何批判那些 “自命为文人者”的？作者心中的文人应 该有什么标准？ 3．引用刘挚、扬子云、黄 鲁直的话是为了说明什么？ 4．最后引用《宋史》中的 记载，表明了什么？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 乎？曰：史学所以纪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 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 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 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 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 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 当时的社会现实啊。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1. 引言1.1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是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深学者，具有多年的历史研究经验和丰富的学术积累。
他曾在国内外多家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论文，深受学术界和读者的好评。
他还曾参与多个历史研究项目，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预测。
1.2 文章背景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史学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就是为治国安邦、教化民众服务的学科，在经世致用的指导下，历史学家们致力于研究历史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为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意义更加凸显。
中国史学家们不仅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搜集和整理，更注重历史的启示和借鉴，努力将历史知识运用于解决当下社会问题，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提供智慧和支持。
在当今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更显重要，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智慧，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本文将从中国史学的特点、经世致用的意义、经世致用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经世致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为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
2. 正文2.1 中国史学的特点中国史学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中国史学注重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探讨历史的启示和借鉴，以使历史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中国史学注重综合研究和跨学科交叉。
中国史学不仅仅关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还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方法，充分结合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力求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
中国史学以其独特的传承发展、联系现实、综合研究等特点，展现出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特魅力和学术价值。
【字数：221】2.2 经世致用的意义经世致用的意义在中国史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世致用的意义在于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是指中国史学对社会实践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旨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历史文献丰富，史学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
古代历史学家在史书中多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内容，如《史记》中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名言，强调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来指导现实的治理；《资治通鉴》也以“以管窥天”为宗旨，将历史经验应用于政治决策之中。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力图从古代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关注社会现实和问题中国史学特别注重关注社会现实和问题，在研究历史的也重视历史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经学注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断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不断关注和探讨社会的发展与问题，努力将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经验。
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
古代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等，不仅在历史研究上有卓越成就，还积极参与政治与文化事业，为国家的政治决策与文化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在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为国家的文化传承和历史教育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四、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紧密。
古代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历史观念，不仅有文献研究的深刻功底，还有实践经验的丰富积累，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得很好。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不断强调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努力将历史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观点和治国理政的倡导。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我国以史为镜而警诫人、教育人、鼓舞人的优良传统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
《诗经·大雅·荡》就曾吟道：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后一句意思讲，殷商王朝的借鉴应当不远，就在夏桀自取灭亡的那个时代。
可是商纣王却并未加以吸取，仍像夏桀一样终以暴、淫而失国。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因此也就一再分析殷商灭亡的原因，在当时的文献《周书》中反复告诫后代要以夏、殷二代为镜，切莫重蹈历史的覆辙。
而这以后中国的史学，可以说主要就是围绕着以史为镜而知兴替、明得失这一目的而起步而发展的。
一、《史记》的史鉴意识及其垂范春秋时期，百川沸腾，礼崩乐坏。
孔子特修《春秋》，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
而汉承秦制，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的危机却仍潜伏着。
司马迁因此继《春秋》而“述往事，思来者”，试图在《春秋》的基础上进一步惩恶扬善，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
他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而详“变”略“渐”，重在叙述社会变革的历史，专于“治乱”二字上下功夫，以为当世以及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提供历史经验。
司马迁在这方面提供的历史经验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显著点颇值得今人寻味，这就是要求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变革的契机和因势利导。
据统计，司马迁所记社会变革的契机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时李斯与淳于越的宫廷之争引起的变革和汉武帝时期的变革（推恩令、独尊儒术）等。
司马迁在《史记》里详记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冲突、变的过程和结局，其中写得最突出的要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在观念上，商鞅与保守派甘龙、杜挚论辩，从而以关于法古与法今、变常与不变常的问题的争论，拉开了这场悲壮的改革的序幕。
可是，商鞅尚未及充分咀嚼与享受变法成功之果，就被五马分尸，全家无一人幸存。
对此，史迁在痛惜之余分析说，商鞅“天资刻薄人也，且所因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与优良传统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与优良传统㈠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史书的编撰，史官建置沿革自成体系，官修史书是传统史籍的主流，私人编撰史籍之风绵延不绝；史学家辈出，史籍体裁多样，史料内容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史学理论先进。
1、历代统治者重视史学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教训，以古鉴今，加强文化思想控制，改善、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史籍编撰的主旨。
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史学，首先表现在重视史书的编撰，其次表现在重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这是由于史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史书的基本内容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作的全面记载以及撰史者对之评判、解释、说明，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当时王朝的统治服务。
在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开始，统治者就非常重视史学，朝廷中设立了史官，专掌记载历史，当时史官的地位很高。
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销毁或者篡改史书记载，打击与本朝政见不合的撰史者和文人，对史书的编撰权严加控制，其措施即禁止私撰史书，开创并逐步完善官修史书制度。
官修史书制度从东汉朝廷编撰本朝史《东观汉纪》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与私修的并行，至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禁止私撰史书。
唐代政府设立史馆，负责编修前代史和本朝国史，并由重臣或宰相监修，正式确立了史馆修史的制度，政府对史籍编撰工作的控制大为加强，从此官修史书成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主体。
该制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史籍数量迅速增加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官修史书的有关内容取舍必须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也必须体现统治者的意图，史书的编撰实际就是当时实施统治的重要内容，因此，其思想性受到了很大局限。
特别是有的王朝对撰史者及有关文士的打击镇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等及编纂《四库全书》时对不利于请代统治史籍的禁毁，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统治者对史学严密控制的消极性。
漫谈中国史学传统
漫谈中国史学传统作者：秦锋祥来源：《西江月·中旬》2013年第09期【摘要】在我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重人事，轻鬼神、会通古今、经世致用、恪守史德等诸多优良的、独特的史学传统，这些传统浸润在中国历史发展潮流中，它们不仅是以往史学家优良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史学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史学；传统；恪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独树一帜，其史学尤为中华文明之底蕴。
梁启超就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 [1]中国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重人事，轻鬼神、会通古今、经世致用、恪守史德的特有传统。
一、重人事，轻鬼神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史学史从神开始，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历史。
” [2]但中国早在西周末年，天命神学便渐失人心。
如先秦时期重要的史学典籍《左传》中虽记载了很多关于鬼神之事，但仍反映了叙史过程中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随国大夫季梁与随君论述治国之道：“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又有“鬼神非人实亲。
惟德是依……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3]儒家创始人孔子，虽常言鬼神，但仍持怀疑态度，《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言：“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 [4]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要“究天人之际”，他强调的是历史演进中人的因素。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亦言：“夫论成败者，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行，则其理悖矣。
”（《史通·杂说》）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亦认为：“天道窅冥恍惚，若存若亡”，因而主张“治人而不治天” [5]。
二、會通古今会通古今，也可谓“通变”史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6]的著史宗旨，本质上就是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考察从古至今的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
中国传统史学的
中国传统史学的
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其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了许多特点和价值。
以下是一些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
1.编年体例：中国传统史学采用编年体例，即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记载。
这种体例能够清晰地展现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时间节点，使得后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
2.重视史论：中国传统史学非常注重史论的研究和撰写，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评价和总结，使得对历史的认知更加深入和全面。
同时，史论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
3.秉笔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秉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力求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避免对历史事件的歪曲和捏造。
这种原则强调了史家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保证了史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4.关注政治史：中国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政治制度、社会状况等方面的研究。
这种关注点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在政治领域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水平和价值。
5.文化传承：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是记录历史的工具，更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和分析，中国传统史学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总之，中国传统史学以其独特的特点和价值，成为了世界史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更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析中国传统史学的功能
简析中国传统史学的功能作者：刘彩萍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1期摘要：中国自春秋时代以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地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
这种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
因为要鉴戒，所以要记录历史，“史不绝书”，遂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盛况，这也是世界其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比及的。
关键词：史学功能；经世致用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3-0066-01自古以来，中国史学家就非常注重史学的借鉴功能，主张以史为鉴，准古镜今，述往而思来。
这种以史为鉴的观点，很早就在古书中出现，如《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
”《诗经·节南山》云：“国既卒斩，何不用监。
”《诗经·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尚书》和《诗经》都成于西周时代，由此可知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以历史作鉴戒的观念就已经开始流行。
而中国史学的兴起也与以历史作鉴戒的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因为要鉴戒，所以要记录历史，“史不绝书”，遂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盛况，这也是世界其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比及的。
中国自春秋时代以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经世思想也成为史学的一贯思想。
孔子所著《春秋》就有自覺的社会目的，其思想为经世，借历史以正名，寓褒贬，使政治上轨道，社会有秩序，人类文明得一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而赖以持续。
这就是使史学为现实服务，包括以理想来批判现实，也就是经世致用。
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曾云：“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述董仲舒曾说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简析中国传统史学的功能
简析中国传统史学的功能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第一,它具有伦理教育的功能。
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是会在帮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方面,有所助益。
第二,它具有经验借鉴的功能。
假如因时代前进了而蔑视历史经验,那只能使人们在现实中增添盲目性。
第三,它具有文化积累与传播的功能。
我国传统文化中史学的作用史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学问，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通过史官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之高、史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分类位次之先及史存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之重得到体现。
一、史官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地位之高史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
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先民民神杂糅，巫史不分，史官既承担着'史''的职责，更重耍的是还承担者在当时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巫"的角色，成为沟通神与王的特殊人员。
他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用神的意志来引导统治者，成为君王左右必不可少的参政人员。
相传夏代有史官终古，殷代有史官向挚，"唯殷先人, 有册有典",当时"册""典"就是由史官来完成的。
西周时代，史官的队伍日益扩大，分工趋于明显，他们有的记录史事，有的起草公文，有的掌管文书。
椐记载天子赐钟鼎给诸侯公卿，往往派史官做代表行给奖礼。
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的就不下数十次。
而且周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当时史官的地位很高。
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史职人员，承袭传统职业模式，既从事编册，又进行筮卜、星占、望气、圆梦等宗教迷信活动，他们沟通神人，掌握天人之间的各种事务, 可谓上交天子，下接诸侯，在统治集团的决策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大唐以后，开始形成设馆修史的制度。
各朝都把国史的修撰视为国事并且实行严格管理，禁绝私人修史。
撰修国史的人员，职高位显，通常都是朝廷内外的精英人物。
他们精通历史，富有学识，是当时社会的名流，备受各朝天子的青睐。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融合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史学的经世致用理念贯穿古今，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
中国史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更能为当代社会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
史学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传承经验和文化传统，同时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理论。
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意义在于引领社会发展，促进文化繁荣，塑造国家形象。
未来中国史学需要更加关注当代问题，拓展研究领域，提升国际影响力。
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具有独特地位，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和视角。
【关键词】中国史学、经世致用、起源、发展历程、理念、应用领域、社会发展、历史研究、当代问题、启示、传承、创新、意义、发展方向、地位、世界史学。
1. 引言1.1 中国史学的起源中国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的史学主要以编纂史书、编纂史籍为主要形式，这些史书如《史记》、《汉书》等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的开端。
中国史学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历史思想，比如孔子和墨子等先秦思想家对历史的思考和论述。
中国史学的起源在历代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史学体系和史学方法。
古代中国的史学注重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撰，这种方法在现代的历史研究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史学的起源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这种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历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应用。
1.2 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史官制度，最早的史书可以追溯到《史记》等古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史学逐渐走向繁荣。
尤其在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史学达到了辉煌的时代。
宋代创设了“官修正史”的体制，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以后开始出现私家编修的史书，更多地呈现出个人学术研究的特点。
经世致用
致用：付诸实用。其内涵是“学用结 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 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
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 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 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 “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实学思想，始于 二程（程颢、程颐）。他们发挥了孔子上 面的论述，主张“穷经，将以致用也” （《二程遗书》卷四）。南宋时期浙东学 派的吕祖谦极力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 理学的空谈之风。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 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更是猛烈抨 击义理之学，提倡以适用为主的经世思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于 《日知录》一书，原文为“保天下 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 ·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 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矣”。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积一生学力著成的史学 论著，凝聚了作者大半生的心血。作者晚年目盲， 笔耕不辍，其情可感。章学诚身处乾嘉考据之风盛 行的时代，却能独树一帜，力倡史学，重申“六经 皆史”的观点，强调史学要经世致用，补弊救偏， 认为文人不能修史，主张正史于“儒林”“文苑” 之外，应别为史家立“史官传”。他认为，历史著 作有史事、史文、史义之分。史事，就是事实；史 文，就是文笔；史义，就是历史理论和观点。他认 为这三者之中，“史义”是最重要的，是史书的灵 魂。
•
十四、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麽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雨果
•
十五、对一个有毅力的人来说，无事不可为。——海伍德
•
十六、有梦者事竟成。——沃特
中国史学
中国史学一、中国史学的特点梁启超：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中国历史研究法》特点：1. 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
2. 传世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
3. 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
4.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
二、中国史学简史（一）先秦：中国史学的童年1. 史学的源头：远古的传说有关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夏禹：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鲧殛jí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
商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周弃（后稷）：姜嫄践巨人迹，身动如孕者，及期而生子。
《史记·周本记》黄帝战蚩尤（1）远古的传说反映了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识，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
（2）是揭示先民初始时期社会历史面貌的重要资料。
（3）反映出来的原始意识在相当长的时代里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
2. 卜辞和金文的记载卜辞：殷、周奴隶主贵族贞卜的记录。
壬子卜，贞王田于斿，往来亡灾。
兹御。
获鹿十一。
金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
旦，王格大室，即位。
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廷。
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
王曰：“颂，命汝官成周贮二十家，监新造贮用宫御。
赐汝玄衣黹zhǐ纯、赤、朱黄、銮、旂、攸勒。
用事。
”颂拜，稽首。
受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璋。
颂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龚叔、皇母龚姒宝尊鼎。
用追孝，祈介康纯佑通禄永命。
颂其万年眉寿，畯臣天子灵终，子子孙孙宝用。
这篇铭文记录了一次册命典礼的全过程：1.周王即位；2.佑者带被册命者入庙门立于庭中；3.尹氏出示命书；4.史官宣读命书；5.命书分两部分，一是任命职司，二是赏赐物清单；6.受命书，佩带而出；7.返回，献纳用于觐见的玉璋。
表述形式上，有时间、地点、人物和活动，表现出了历史记载的萌芽状态。
“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近代的传承与特点
“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近代的传承与特点文章回顾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分析了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的特点，包括思潮盛行原因多是对社会现状不满；出发点都是救国自强；代表人物大多是知识分子；都是主张学习西方。
论述了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及转变，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标签：经世致用；中国近代；历史特点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
《辞海》中的释义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因此经世致用可以理解为，关心国事，关注社会，用自身所学解决社会问题及矛盾，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标。
“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表现出以爱国为起点与核心的伟大精神。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一思想充分显现并与时俱进，深刻影响着近代历史的发展。
一、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提出的。
从思想史来看，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在世时，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希望改变社会动荡的局面，从而达到他理想中的天下大同。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自产生之初，便具有经世的传统，影响着后世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社会，甚至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
但经世致用观念不一定是儒家思想所独有，有论者认为，西汉“独尊儒术”后，后世儒生以“通经致用”作为自身治学的目标及抱负，使其演变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有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
[1]孔子之后，历代学者也积极倡导经世思想，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一思想不断延续，而历代经世致用思想的盛行都有一个时代特征，即社会转型之际或内忧外患之时，知识分子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或提笔立书，或言语号召，使经世之风广行于志士之间。
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
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二十世纪的上半期，中国史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求真与致用”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讨论。
在此之前，传统史学还从未将“求真”与“致用”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故而史学史的专家们把这一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之一，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这场讨论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那就是较多的强调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忽视了它的“实然”一面。
其实，学理上的“应然”总强不过事理上的“实然”。
所以，历史知识在实际运用中一些特殊现象，仍需我们充分注意。
有关史学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讨论，笔者不再累赘，本文着重就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些特殊性做点分析，[1]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致用优先，还是求真第一学问研究，是求真第一，还是致用优先，这在自然科学那里，原不是个问题。
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求真与致用总能保持一种天然的一致性。
所谓天然的一致性，是指求真与致用的不冲突、不背离。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唯有真命题、真知识，才能产生真效用；反之，为了达到真效用，需要研究真命题、追求真知识。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常常也有被人错用或误用，如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首先被用于战争杀戮，而不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错用误用，仍是以学科研究的真命题、真知识为前提；没有命题和知识的真，就连错用、误用也不可能。
所以，在自然科学界，既可以说求真第一，也可以说致用优先，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还能互为因果、互为前提。
历史领域的情况有些复杂。
从学理上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求真，这是没有人会表示反对的，不管是史学史上的那家那派，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运用，涉及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求真与致用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而此时，史学家们的态度就大相径庭了，而且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
把求真视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因为有碍“致用”而放弃求真，这是史学家顾颉刚的看法（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