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校长的教育思想

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文化治校

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对教育现象的一种认识和见解。一般而言，教育思想的类型包括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教育思潮、教育经验、教育信念、教育信条、教育建议、教育主张、教育言论、教育理想等。作为学校的实际管理工作者，校长的教育思想一般是指校长的办学思想。

1．校长为什么要有教育思想

校长要有教育思想，是教育这个行业属性决定的。教育思考，作为一种事理性研究，它同时包括了人文性的质化探讨和工具性的量化分析。例如医疗的性质和目的很明了，就是救死扶伤，它基本不需要再进行什么人文性的、质化的探讨。不需要讨论什么是医疗的目的，为什么要救人，人的身体健康和社会政治经济有何关系，等等。医疗的人文理论基础，就是人道主义。但教育就不同。我们要解决“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这是对教育人文性的质化探讨。我们还要解决教育的有效性、教育效果质量的评价测量、教育方法的研究等，这是对教育工具性的量化分析。所以柏拉图说：“教育和政治，是世界上最难的两门艺术。”

2．校长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所谓校长的教育思想，也就是校长自己对教育和办学的思考和独立见解。

人的思想，就是对事物的看法、观点、观念。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有思想，就是从不人云亦云，对事物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

学校的宗旨是教书育人。但育成什么样的人就很有讲究。不同的

社会、社会的不同阶段、社会的不同行业，对人的思想、意志、品质、知识结构、专业技能，都有不同的要求。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大学，都有不同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目标。所以，不同的学校，就要有不同的办学思想，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

3．校长的办学理念

理念，就是理想、思想、观念；办学理念，就是一种深层次的、哲学层面的办学思考。理论研究工作者，有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我们实际工作者应该有我们的理解方式和工作方式。办学思路、办学策略、办学方法，大体是一回事；办学目标、办学目的、办学追求，大体是一回事；教育理论、教育哲学、教育思辨，大体是一回事；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理念，大体是一回事。

抽象地讲，办学思想就是校长办学的理想、主张、追求、目标。它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办学思考，是办学的一些根本的想法。具体地讲，办学思想就是两个追求：你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你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是办学的定位思考，是每一位校长对自己职业的责任、义务和使命必须作出的回答。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提出了他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他对北京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镀金）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这就是蔡元培的办学思想：独立、自由、兼容、学问。

北京四中前任校长邱济隆，是一位比较成功的中学校长。他概括

自己的办学思想为：首先是怎样办学校。他认为，“教育思想是办学的灵魂，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管理水平是办学的关键”。其次是怎样对学生。他提出，在教学的全过程中，校长、教师要对学生“三个负责”：对全体学生负责，对学生全面负责，对学生的一辈子负责。邱济隆校长这“两个三”（三个办学主张，三个对学生负责）是我们当今中小学办学思想一个比较好的表达。

再如上海建平中学的冯恩洪校长。冯校长在20世纪90年代有句名言“没有升学率不行，光有升学率不够”。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是很精彩的。这几乎是高中校长解决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完美结合的一份宣言，他几乎取得了家长、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和理论界的一致认可。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冯校长说：“我琢磨了很久，直到看到英国人对丁俊晖的评价，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学生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每个学生都要全面发展，而是指学生的整体，指的是一代人，在我们培养的这一代人中，应该既要培养出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也要有优秀的运动员、艺术家、美容师和厨师。如果要求人人全面发展，就不会有丁俊晖、郎朗和刘翔。”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的表达。且不论冯校长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他有思想，他有他的办学思路。他总在思考，并不断地努力为他的办学思路解决思想理论上的困惑。

总之，办学思想，体现一个校长的教育理想、信仰、价值观，是校长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展示，是校长在学校发展中的思路。它是校长在实践中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水平，校长办学思想的个性化，则决定学校的办学特色。因此，它应当是不可以拷贝的，必须是自己的。

4．关于文化治校

有了办学思想，接着就是办学思想的实施，就是如何治校。也就

是选择怎样的手段达到目的，即选择怎样的方法实现目标，选择怎样的路径到达终点。换句话说就是校长如何进行学校管理。

对中小学管理，有人将前60年划分了三个阶段，叫做从人治到法治继而文治。

人治（1950~1980年初）。那个年代，办教育、办学校，靠什么来管理教育呢？靠为人民服务、靠忠诚和信仰；靠经验、热情和干劲；靠资历、威信和人格；靠计划管理，靠上级指示，靠从上到下的一级一级的工作布置。

法治（1980~1999年）。这20年，学校管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大批专家、学者、优秀教师走上了校长岗位，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校长培训，他们学习教育管理的理论、方法，学习教育的法律、政策，学习大教育观，学习新课程、新课程改革。前所未有的大面积的校长培训，使校长的综合素质有了全面提高，形成了一支成熟的校长队伍。第二，法制进入学校。依法治校，法治代替人治。随着制度体系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具体和细致入微，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法制”反而不好使了。特别是出现了以量化和结果这两个要素来管理和评价一切的倾向以后，很多问题出来了。制度管理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如思想品质、敬业精神、师德规范、爱心奉献、德育操行等，我们的制度和量化好像管理不了了。毕竟，学校不比企业、教师不比工人、育人不比生产物资产品。

文治（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时学校管理出现了一种新的思维，即文化管理。文化治校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使全校的教职工形成一种共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形成一种氛围，形成一种气场，最终形成一种学校的主人翁意识、主人翁的态度。每一个教职工都把学校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校长的办学思想，成为了全体教职工的办学思想。所以，文治的核心思想应该是学校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