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唐诗之路与禅茶东传之路的灵魂对接_智慧的墨迹_徐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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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地区,本是一片神奇的土地,。7000 多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开始了原始茶的消饮。生动 感人的舜禹传说,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遇仙的各种 仙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地区内盛产三种特别具有 禅意灵性的植物:茶、兰、竹,加之山水秀美的自然景 观,成为了世外桃源的最佳选择,成为了隐逸文化的 发祥地。凡是隐居之处,便是产名茶之地,余姚的大 隐 、大岚,奉化的剡溪 、宁海的梁皇山等均是如此。 江南第一古建筑保国寺的前身本是西汉骠骑将军张 意之子张齐芳隐居之宅舍处。书圣王羲之(约 321— 379)和画圣顾恺之(346—407) 游历于浙东,开启中国 书法艺术和中国山水绘画的序幕。所以,在南北朝之 前,浙东已经有了一些政治失意者寻找精神慰籍和人 生出路的士大夫。南朝刘宋元嘉五年(428),有一个 人身穿奇异服装,脚蹬特制木屣,带领着数以百计的
很大的影响。因此,大批日本僧人又萌发起留学求 法的志向,他们搭乘往来频繁的商船,投身于宋朝各 大禅宗巨刹之中,向名僧、尊宿求法学禅。这一次, 他们的身份不是遣宋使的身份 ,只是民间僧侣身 份,学习行为更加自由,更加适合了解中国。已发展 到烂熟了的中国禅林文化,使来自文化落后的日本 僧侣们如鱼得水,也有甚多宋朝禅僧受日本恳切邀 请,踏上万里鲸波,东渡传法。
唐一代有 400 多位诗人沿着这条走廊游历栖居于 浙东 ,接近收载于《全唐诗》2200 余位诗人总数的 1/5。 而当时浙东面积仅全国的 1/750,却有这么多诗人遨游 吟唱,确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这显然存在 着当时社会深层次的原因。“浙东唐诗之路”并不单是 一条唐诗铺设起来的路, 而是一条承载着禅意和精神 求索的文化之路。我们不妨分析叙述其中的原因。
二、宋代浙东:日本学僧访禅问茶 禅学界认为,从中国地域上划分南北禅系,最后 以南宗统一全国禅系而胜利告终,也就是农禅的胜 利。而史学界则认为,并非如此,无言胜负。没有流 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没有士大夫,就没有两 宋的禅宗。在两宋的禅宗里,既有农民的投影,更有 士大夫的投影。南宗的胜利其实早就是北禅南下, 与朝廷中心南移、士大夫南迁一直逐渐发展与改造 南宗的结果。而这其中,浙东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一 是天台宗与禅宗南宗相左而倾向于北宗,有其一贯 性。而天台宗与禅宗南宗的对立矛盾也一直没有消 除过。北禅(官禅)南下,与天台宗的农禅发展形成 有机的结合体。 二是南北二宗的根本不同是:北宗 重行,南宗重知。北宋朝廷有意扶持临济宗南推、云 门宗北移 ,实现南(北)宗的融合,藉农入禅、以禅入 农,实现朝廷统治的佛教化。这其中,明州城内的延 庆寺、奉化溪口的雪窦寺产生了重要争鸣地位。天 童寺、阿育王寺后来继之。三是在宋代,官僚、文人 的崇佛远比唐代为甚,修禅习定蔚然成风。故宋代 禅宗已趋向儒教化,注重世间伦理、道德、秩序,改变 了唐代禅僧以隐为主的出世性很强的道家流的隐遁 思想。尤其到了南宋中期,天下禅林被朝廷统编成 五山十刹的官寺制度,住持皆受皇帝敕命封赐,使禅 林更具国家性和制度化了。以宁波、杭州为例,代出 高僧,宋代历代知府(知州)在地方治政过程中均采 纳很多高僧的指点和意见。 公元 1192 年,日本北条氏建立镰仓幕府武士政 权,开始着意与宋朝进行通商。随着宋日海上交易 的频繁,宋代大量的商品进入到了日本社会,于此同 时,很多南宋的文化、技术、工艺等也相继船到日本, 乃至从饮食起居到日常实用,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
随从,在四明山麓、天台山麓跋涉。此人便是中国山 水诗的鼻祖谢灵运 。谢灵运的这番行踪,极大地促 成了士族文化的荟集。说话斯文,坐有坐相,站有站 相,温文尔雅、琴棋书画等这些士族文化,逐渐到浙东 的东晋时期定型。新昌的“茶道之源”一说便由此而来。
而佛教,早在东汉就通过“海路”传入天台山。东 晋时昙猷开拓天台“佛国”,石梁方广成为五百罗汉道 场。少数禅师,其所行处,独来独往,传说种种,近似 隐遁的名士处士。他们游历地区多在会稽、剡县、始 丰、余姚以及天台的山水秀美地带。陈隋之际,智者 大师入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被尊 为“东土小释迦”。此时,北方的游僧、流民也逐渐进 入浙东丛林,务农坐禅,自力自给,满足物质需求。农 禅文化由此形成和壮大。但是同样的农禅文化,天台 宗本土性与北禅南下的移植性是有差异性的,甚至也 会由此产生冲突性。也就在这个时候,北禅南宗与北 禅官宗,或者说官禅与农禅的分歧和对立中,处在北 方朝廷的官僚士大夫逐渐听出了南方禅宗也有不同 的声音。而这些声音,都是强烈吸引士大夫精神世界 改造和完善的声音,于是他们向着浙东弹丸之地而 来。在这些诗人中,有杜甫,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 易、元稹、刘禹锡、杜牧、刘长卿、孟郊、皮日休、陆龟 蒙、宋之问、贾岛、张籍等这样的大家。他们或溯流而 上,或顺水而归,或壮游,或宦游,载酒扬帆,击节高 歌,无不尽情赞咏浙东风光,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 条山水秀丽之路,分布着汉魏六朝的文人、高僧和隐 士游历隐居的众多遗迹,但在唐代以前,这些遗迹只 是一个个的风景人文名胜,在浙江东部的山水中若隐 若现。而在唐代以后,众多诗人用他们的双脚把这些 分散的胜地连成一线,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条举足 轻重、绝无仅有的山水长廊。
一、唐代浙东:文人雅士访山寻茶 印度传来的佛教,到了隋唐时代,渐渐为中国文 化所包容、融会,形成了有强烈中国特色的佛教,但 其中最有鲜明个性的无疑是禅宗。禅宗是中国封建 社会形态的产物,它的性格,它的嬗变演化,无不受 这种社会形态的制约。禅宗的形成是因为由北魏开 始的北朝,产生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以游僧的形 式向南移动,由此推动了江淮、东南、岭南等地区的 开发,提倡务农坐禅并重,自给自足,实现了官府寄
诗之路与禅茶东传之路的灵魂对接。
[ 关键词 ]浙东唐诗之路;禅宗墨迹;禅茶文化
[ 中图分类号 ] K29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 章 编 号 ]1008-4479(2010)04-0118-06
对于禅茶东传之路研究,需要提出几个问题作 为新的学术视角和叙述突破口。一是浙东禅茶文化 影响于日本,还是中国禅茶文化影响于日本?二是 官禅文化影响于日本,还是农禅文化影响于日本? 三是浙东禅茶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是大隐、是中 隐还是小隐?笔者通过潜心研究,发现一些浙东禅 茶文化的隐穗,提出浙东唐诗之路与禅茶东传之路 的灵魂对接问题,请教方家指正。
而此时,宋代的茶文化已经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繁 荣时期。在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茶叶的种植、茶具 (釜、炉、陶瓷等)的制作以及饮用的方法丰富多彩。从 皇帝到老百姓,饮茶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浙东地 区,茶是重要的农作物生产。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 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 葩,芬芳而甘醇。禅茶文化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成 为皇室、士绅家族、寺院僧侣之间的修行和提升的手 段。宋朝禅林中流行的“行茶”之仪,深深感动了日本 留学僧荣西(1141 一 1215),他在回国时带回的杭州径 山的茶种,将之种植在京都郊外拇尾高山寺内,那是 日本最早的茶园。荣西撰写的《吃茶养生记》一书,在 日本寺院中和社会上将之推广普及,对茶叶的特殊效 用进行了宣传,得到了日本社会的欢迎和接受,为后 世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10-01-02 作者简介:徐建成(1971- ),男,浙江宁波人,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和地方史研究,主要研
究方向为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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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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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
禅茶文化发祥于农禅,文化精髓发端于南宗。所以, 鉴于前述原因,日本僧空海、最澄等入唐留学的官方 行为虽然将唐代的茶种带回到了日本,但却未能将 唐代的禅茶文化移植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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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年第 期
浙东唐诗之路与禅茶东传之路的灵魂对接
——智慧的墨迹
徐建成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 宁波 315000)
[ 摘 要 ]本文主要探究日本茶道为什么推崇“禅宗墨迹”为茶席中第一挂物的原因,提出了关于浙东禅
茶文化演化、嬗变与精神实质的一些新观点。文中指出,中日两国文化上存在的落差,恰恰实现了浙东唐
而此时唐代的禅茶文化又是如何状况呢?浙东 在唐代禅茶文化发展中又处在怎样的地位呢?让我 们借一条中国文人的山水走廊“浙东唐诗之路”来重 新认识浙东地域的历史文化地位。
位于宁绍平原上的浙东运河,勾勒出了浙东唐 诗之路的干线和支线。干线全长 247 公里,北起浙江 钱塘江进入浙东运河,到曹娥江折向南入剡溪,然后 经沃洲山、天姥山翻过天台山石梁飞瀑至始丰溪,由 始丰溪至临海。水由地载,山以水分,明州与台州间 有分水岭,分水岭向南流有多条溪河。从新昌向东 行经奉化溪口到宁波、余姚的路线称东支线,支线长 136 公里。进入四明山和天台山水系汇注成的甬江 到宁波,与浙东运河合江而出海。沿浙东运河折回 至余姚接上虞一段水路也称支线。历尽沧桑至今, 这条山水走廊却仍然清晰可辨。
在宋代,文人重走了这条“浙东唐诗之路”,但在 走了之后,觉得心境不同。这时候,民族危机时刻的 爱国主义情怀和朝野权术斗争的颓废放纵士风,一 直挣扎着士大夫、官僚的心,他们将优游山水,对景 赋诗、词曲的地点选择到了长江、太湖、秦淮、运河一 带,产生了豪放派和婉约派。而浙东名山名僧虽占 多,所吟出的山寺、幽钟之雅趣,诗禅合一的境界,却 并不为人关注。但是日本学僧访禅问茶的宋朝禅宗 寺院里,浙东是最主要的,荣西、圆尔、道元的感觉是 敏锐的,他们带走了更大的一批精神财富,就是以浙 东地区为主的禅宗高僧的遗墨东传,包括南宋末年, 一批中国高僧的东渡日本,也流下了大量墨迹。这 就是我国书法史上所严重忽视的、所经常特指的、区 别于金石碑刻的“墨迹”概念的“禅宗高僧的书法”。 这些遗墨在日本传承有绪,至今绝大多数是日本国 宝级文化遗产,收藏于各大名寺和国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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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茶禅合一,则是他们维护官禅的精神和境界的一 种台阶。毕竟,茶席代表着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潜伏。
“吃茶去”的前一句禅语是什么?前一句应该是 “摘茶来”。唐代云门宗祖师文偃(864—949)曾问徒 僧:“什么处来?”僧云:“摘茶来。”师云:“人摘茶,茶 摘人?” 禅语的本意就是类似 “人吃饭,还是饭吃 人?”指出事事圆融、相互含容的意思,揭示人与环 境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关系。这也正是浙东禅茶 文化的重要精神实质。所以,在唐代,浙东禅茶文化 首先通过诗人们的行走就已经开始影响了中国。
而这些诗人走这条长廊的真实目的,在于寻找丛 林中藏龙与卧虎,问道智者,接近茶香,这时候,兰香的 禅意尚未进入士大夫的眼帘。他们已经感觉到,禅宗 是佛教中国化 的未来。而这种未来的中心会在南方。
我们往往说,禅宗是佛教派别中最为豁达、最具 情趣的一个。即便表现最乐观的禅语,也充塞着一 些莫名其状的哀愁,某些满含睿智的机锋,往往蕴藏 着极深沉的悲痛。禅宗这种近乎矛盾的情绪,正是 从唐代士大夫入世和避世的人生态度选择中开始的, 他们通过诗禅合一直接参与了禅理和禅行的创新。
生转向山野自给的伟大变革。所以,禅宗的基础是 农禅,至于官禅,则是官府权力斗争的结果,胜利者 通常给失败者的一条出路,并得到官方的扶植,以正 宗自居。于是,官禅与农禅、北宗与南宗的对立局面 由此形成。当时虽有甚多的日本遣唐留学的僧人, 如空海、最澄、圆仁、圆珍等,但他们均以使者的身份 与官方交往,与新兴的积极健康的农禅无缘无分。即 便接触官禅,但当时官禅尚未实现禅教合一,中国佛 教理论尚未根本变化。所以禅宗为日本所接受要等 到四百年后荣西、圆尔、道元等人的时代了。
与此同时,饮茶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乃至在对茶 的品尝中所渐次发展而成的茶文化,在中国六朝时 已成规模,到了唐代已蔚然成风。茶圣陆羽著《茶经》 三卷,先是在相熟知的诗僧、文人墨客等之间得以流 传,后来在一般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唐代 禅宗中有一则叫“赵州吃茶去”的公案,就说明了唐 代禅院中已有了招待客僧吃茶的规矩。但是唐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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