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吴衍发
摘要：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当下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

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

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关键词：文人情怀；审美观念；时代特性；晚明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文人因其对文化上的特殊占有，故而在心理上、风度上和趣味上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异于他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与其他社会阶层有着明显的差别。

钱穆先生指出：“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

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泄心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

”
[1]同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是“儒道互补”精神在个人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全解·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注疏·尽心章句上》），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成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在晚明这个异常复杂而独特的历史时期尤是如此。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复杂的一个时代。

政治的腐朽衰微与商业经济的繁荣共存，专制统治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其间复裹挟着心学的广泛流行和虚浮空疏的时代风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文化的淘洗激荡和思想文化界的骤然转捩，导致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发生重大变异。

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时代审美亦由艺术审美转向生活审美。

晚明文人的审美情怀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与儒家“天下为公”的社会性情感相比，情感的个体性与世俗性被提到非常突出的地位，然而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关注当下世俗生活的同时，也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

尤其是心学时代精神的影响和商业经济逻辑的渗透，晚明文人情怀更有其时代特色，并赋予其新的意蕴和新的时代内涵。

晚明文人雅士在重视精神闲适自由的同时，也重视物质需求和生理需求的满足。

他们既要物质，又要精神；既要超越，又要享乐。

与前代相比，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一、富有时代个性的隐逸超脱之情
晚明人有着挥之不去的隐逸情结。

晚明国政败坏，官场黑暗混乱，许多正直的文人士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和对科举仕途的热情，或不仕，或致仕求退，转而寻找个人的生活空间，选择隐逸和超脱现实的生活方式。

尽管明初朝廷颁布不为君用之律，隐逸之士不再以此相标榜，然至晚明，隐逸之风盛行，文人们以不仕为清高，竞相标榜，公然炫耀。

晚明文人大多个性张扬，自娱放达。

他们不避弃世俗，亦求声名，所以对他们来说，其所向往的隐逸无非就是精神的超脱和狂放式的自由。

袁宏道令吴时，一心向往田园的闲适与自在。

待其“乍脱宦网，如游鳞纵壑，倦鸟归山”[2]P.303，以致袁氏在与友人聂化南信中竟而连呼“快活不可言”：“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2]P.222屠隆官场受挫，对政治极为厌倦，如其《渔阳鼓》所唱：“今日里，是天涯风波饱尝，心儿灰冷鬓儿苍，因此上撒漫文章，卷起锋芒，结束田庄。

急收回一斗英雄泪，打叠起千秋烈士肠”[3]。

陈继儒也道出了对末世凄凉的感伤和对退隐后的神往：“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长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主不说愁”；“世事不堪评，拔卷神游千古上；尘氛应可却，闭门心在万山中”[4]。

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苦闷中，他们最终只好选择隐逸求退，寄情山水，甚至纵情声色之中，终老于莫厘缥渺之间。

显然，晚明文人对隐逸超脱的向往成了一种浓厚的风习，隐逸生活在他们看来是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逍遥快活。

而实际上，晚明文人一旦得脱，可以“作世间大自在人。

”[2]P.222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地由官场而踏入商场，出入歌坊妓院，进出梨园，优游山林，出佛入道……这些正是晚明文人在政纲不振而风物繁华的社会环境下追求灵魂栖息与精神安顿的必然。

这也恰恰反映了晚明文人对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要求，成为他们丰富而真实的生命表达，具有明显的时代个性。

与晚明这种超脱精神和自适个性相表里，以自我为中心的享乐主义精神对晚明文人来说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晚明文人隐逸超脱之审美情感灌注于艺术中，则使晚明艺术别开生面、大放异彩。

他们退出政治中心，也就疏离了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于是他们任情适性，个性张扬，自娱放达。

他们敢于评说孔孟，讥讽程朱，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乐趣。

他们以“童心”为美，独抒性灵，文以自娱，“本色”、“意趣”和“性灵”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重要标准，世俗人性成为文学艺术普遍叙说的话题，“极摹人情世态，备写悲欢离合”，艺术形式的美感逊位于生活内容的感受，高雅的趣味让位于世俗的真实，这正充分说明了晚明时代审美由艺术审美向生活审美转移，世俗大众的审美趣味成为文人和艺术关注的重要对象。

正如蒋孔阳所说：“中国封
建宗法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般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当他达的时候，讲究礼乐教化，要当忠臣，‘致君尧舜上’。

当他穷的时候，他就混迹江湖，过着隐逸自适的生活，与渔樵为伍，崇奉老庄。

这时，他要自由和自然。

各门艺术，不再是‘经国之大业’，而只是他个人消闲遣兴的玩艺。

闲情诗、山水诗是这样，山水画、花鸟画也是这样。

”[5]
二、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
在隐逸风潮影响下，晚明文人崇尚闲情逸趣，追求世俗享乐，成为与之亦步亦趋的社会潮流。

他们“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琴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谈声伎为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

[6]晚明文士的闲情逸趣主要体现在生活和艺术两个方面，生活上追求闲逸，艺术上追求以文自娱。

而这恰是晚明文人生活与艺术的时代特色。

晚明文人的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在以往时代却极少见。

举凡饮食男女，声色犬马，看戏听曲，收藏古玩字画，养殖花鸟虫鱼，观赏民间百戏，参加游艺活动，营建宅第园林，游山玩水，参禅论道，读书下棋，美食养生，等等，凡是能给他们带来闲情逸趣的，他们无不乐在其中。

1、结社雅集
文人雅集，是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晚明雅集之风尤甚。

据郭绍虞先生《明代的文人集团》中记载，当时社会上可考的一百七十余家社团经常组织文人雅集活动。

[7]而且，晚明史料和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文人雅集情形的记载。

譬如，汪道昆与谢陛、吴守淮等人聚于丰南“高士楼”的诗酒之会；袁宏道三兄弟等人创建的“蒲桃社”；屠隆、汪道昆等建立的“西冷社”；瞿纯仁创建的“拂水山房社”；山阴名士张岱曾结“斗鸡社”、“蟹会”、“丝社”；张瀚晚年回归故里，结“怡老会”，“徜徉山水间，筋咏谈啸”等，可谓不胜枚举，尤其是“江左风流”、“吴中尽多风雅之士，所在结社”。

吴县人李士达的《西园雅集图》卷（今藏苏州博物馆），以传统的雅集题材，描写文人士子在山林野外自在逍遥而又高雅适意的生活，抒发了画家自身的高旷情怀。

对于晚明文人雅士而言，这些活动既是文人鸿集一起诗文唱酬、抚琴弈棋、品茗弄画的一种形式，亦是世俗享乐的一种方式，更是艺林雅举、名士风流的象征和标榜高雅、崇尚闲情雅致的真实写照。

但是，晚明诗酒雅聚与前代和后代相比，均表现出相异的特色，其最大特点和区别在于纵情恣肆。

晚明文人“借了以文会友的题目，而集团生活却是文酒之宴，声伎之好；品书评画，此唱彼酬，成为一时风气。

”[7]他们醉翁之意不只在煮酒论诗、评书品画，瀹茗焚香，而更在纵情适性，在“水木佳胜，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中，极尽声色感官之娱。

2、恣情山水
晚明文人有着极深的山水情怀。

山水之美，妙在“态穷百物，体具七情”，
其繁富之山形犹如“神设鬼施，千态万状，而莫有同者”[8]，其美备之水形竟至“天下之至文孰有加于水乎”[9]，故而晚明文人对山水一往情深，以至嗜水成性，爱山如命，“以性灵游，以躯命游”。

晚明文人的这种痴迷，可谓是前所未有。

陈继儒尝自称：“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

”[4]P.60卓明卿也说：“余性癖好名山大川，两浙形胜，车辙马迹且遍。

”屠隆罢官后遨游吴越间，啸傲赋诗，晚年出旴江，登武夷，穷八闽之胜，情寄山林，谈禅论道，与游客过从。

王士性尝自述“少怀尚子平之志，足迹欲遍五岳”，“极意冒险，攀跻为快”（《五岳游草·自序》），一生游历，除福建外，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

袁宏道认为“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2]，大胆发出了“若夫世乐可得，即享世间之乐，世乐必不可得，因寻世外之乐”[10]的呐喊，其所谓“世外之乐”就是有别于“繁华烟粉”的山水之乐，所以他一辞吴令，就“抛却进贤冠，做西湖荡子”（《与张幼于》），“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山行殆二千余里”（《吴敦之》）。

宋懋澄称自己是“宜山宜水一道人”，“平生雅好游，兴之所至，辄竟千里，虽于陆风雨，于水波涛，靡间昼夜”。

[11]晚明中游踪最广的当然是“以身许之山水”的徐霞客，他非一般文人所能及，除峨眉山外，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然而，晚明人登山临水，不惟如此，更着眼于山水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借山水一丘一壑，以自写胸中块垒奇倔之思，非游之大观也”[12]。

这正是晚明“山水清音”的根本原因。

晚明文人在对人情世态之“真”的探索中表现出一种深沉的体味、狂热的追求；在与山水的往复交流中感受到了的山水的一颦一笑；在纵恣、谐趣和自我超越中获得了“山水之精神”[13]。

与晚明山水清音、隐逸思潮、结社雅集相为表里，晚明文人山水诗画十分繁盛。

正如论者所云，“山水画和具有山林性格的画家最为相同。

每当政治失控，国运不祚，文人学子心情不适时，山水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14]
3、放浪曲蘖
填词谱曲成为晚明文人雅士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万历年间开始，制曲作乐、狎妓听曲，便成为文人雅士的日常功课了。

操曲也好，观戏也罢，醇酒美人为伴，可谓“一曲一杯花下醉”，极尽声色耳目之娱。

与明初“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15]相比，晚明戏曲则是“曲海词山，于今为烈”[16]。

文人士子放浪曲蘖，他们或是教妆着几个戏子，或是室中蓄三四个侍姬，或是家中自蓄戏班，风流放诞，太祖皇帝朱元璋为《琵琶记》有关风化而拍手叫好的赞歌，早已淹没在上下成风的哀丝豪竹声中。

晚明文人大多兼擅诗文与绘事，他们纷纷参与到戏曲创作中来，群芳竞艳，明星荟萃。

臧懋循《元曲选序二》中开篇即云：“今南曲盛行于世，无不人人自谓作者。

”[17]沈德符亦谓：“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

”[18]王骥德亦云：“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
声者，不可胜记”（《曲律》）。

而晚明戏曲之盛，江南为最，尤其是在吴越一带，“鼓弄淫曲”，搬演戏文，“不问贵游子弟，庠序名流，甘与徘优下贱为伍，群饮酣歌，俾昼作夜，此吴越间极浇极陋之俗也。

而士大夫恬不为怪，以为此魏晋之遗风耳”。

[19]江南演事之盛，即如吕天成所云：“博观传奇，近时为盛。

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

”[20]确不失为“江左风流”。

文人士夫醉心戏曲成癖。

据张岱《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记载，祁豸佳精于音律，于自家“柯园”中教授家乐，“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又据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广陵散》记载，汪季玄“招曲师，教吴儿十余辈。

竭其心力，自为按拍协调。

举步发音，一钗横，一带扬，无不曲尽其致”。

而且，只要新剧一出，即付之红牙，所谓“花晨月夕，征歌按拍，一词脱稿，即令优人习之，刻日呈伎”（清·焦循《剧说》）。

由此可见文人士夫对戏曲的痴迷与热情，以及他们将这门艺术纳入一己空间之努力。

4、园林幽居
明中期以来，兴建宅第园林之风盛行，江南尤甚。

文人园林是晚明文人审美情趣、文化品位和艺术追求的集中体现，成为晚明文人寄情遣兴的理想方式，能够很好地满足晚明文人雅士的隐逸癖、林泉癖、闲适癖，而且更能体现晚明文人雅士的个体生命和自我价值。

因此，在富庶的江南，自嘉靖末年，文人竞筑园林蔚然成风。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

”[18]P654何良俊亦云：“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

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

”[21]晚明文人士子厌倦了城市喧嚣的生活，欲置身于闲旷之野，娱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精神世界。

晚明文人普遍向往这种清幽的生活和情趣，享受与自然幽居的幽情别致，比如谢肇淛将自己的理想居所描述为：“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

藏书万卷其中。

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谈笑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22]在晚明文人看来，林泉幽栖、虚堂静寄的恬静安逸而又闲乐自适的闲居幽雅的生活，才是他们真正想要拥有的。

而且富有诗情画意之境的园林，自然也是征歌选妓、蓄养家乐和观戏演戏的最佳之所，正所谓“园林成后教歌舞，子弟两班工按谱。

”
[23]在那些粉墙黛瓦、雕梁画栋、花木扶疏的江南文人园林中，丝竹之声日夜抑扬绵延而不绝于耳者，实属司空见惯。

5、文物玩赏
晚明文人对绘画等艺术的审美扩大到园林、居室、器用等造物艺术，一时文物玩赏蔚然成风。

明中期沈仕的《林下盟》中就曾提到当时文人日常生活的十供，即“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醛，浇花种竹，听琴玩
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奕棋。

”（《说郭续》卷二八），到了晚明则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

晚明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提出“供闲选胜客八”，即“牌色八奇、象戏八捷、妙曲八引曲名、八弄球、丽词八调词名、手谈八势、捶丸八巧、院奚八剧”。

文人雅士对各种文物玩赏几乎无不精通。

钱大昕在《考槃馀事·序》中称赞屠隆“评书论画，涤砚修琴，相鹤观鱼，焚香试茗，几案之珍，巾舄之制，靡不曲尽其妙。

”《四库提要·长物志提要》谓文震亨“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纤悉毕备。

”文震亨《长物志跋》亦记载：“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

”钱谦益亦谓：“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

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

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

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

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踘，无朝非花，靡夕不月。

”[24]1而且，晚明人把自己生活文化的体验诉诸笔端，于是品鉴绘画、园林、居室、器玩、养生、品茗等文物玩赏方面几乎均有了一些总结性的作品，诸如高镰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盘余事》、文震亨的《长物志》、陈继儒的《花史》、程羽文的《清闲供》、陈淏子的《花镜》、袁宏道的《瓶史》、张岱的《茶史》等作品，可对时人的文物玩赏进行艺术指导。

尤其是文震亨的《长物志》最具代表性，凡“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志（卷），[25]文化品位极尽考究，且囊括衣食住行用和游赏等各种文化，美化了文人清居生活的物态环境，可谓宏大而全，简约而丰，间架清楚，浅显晓畅。

《金瓶梅》第37回提到市民王六儿家，“正面纸窗门儿，厢的炕床上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剪贴的张生与莺莺蜂花儿香的吊屏儿，上桌鉴妆、镜架、盒罐、锡器家活堆满，地上插着棒儿香。

上面设着一张东坡椅儿。

”一般普通市民家庭即有这些讲究，更不用说文人仕宦之家了。

由此可见，晚明文人对闲居生活的聊遣和安排，比前人更考究、更丰富多彩，亦更艺术化了。

三、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
“君子”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成为一种道德品性的象征，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一个君子要具备重义、知礼、谦逊、诚信的品质，这是对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

仁义礼智信是君子人格的基本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付诸于现世生存则要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孟子·滕文公下》）只有确实做到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的契合统一，才能真正彰显君子的人格魅力，正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君子不仅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而且也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所苦苦追求的一种风雅高洁之情怀。

晚明文人当然对这
1[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卷七十八《瞿少潜哀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690.
种风雅高洁之情怀，心仪之，向往之。

因此，为了标示其遗世独立的文人品格和道德修养，即便是对自然山水万物，晚明文人也会像前人一样赋予其人的品格；被品鉴和感受的自然，甚至常常被等同于文人的品格。

陶潜笔下菊之遗世独立，林和靖梅妻鹤子之传说，周敦颐之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在晚明文人情怀中亦然。

晚明文人雅士更喜欢弄些花花草草，甚至把它们视为知己，欣赏也好，养性也罢，总之生活上离不开它们。

陈继儒常常以名花香草入其诗画，生活中少了它们便觉没趣，常谓人曰“花令人韵”、“香令人幽”。

他常将瓶花置案头，对各种花的秉性、花与花之间是否相宜颇有讲究。

如其《小窗幽记·集灵》载曰：“以养花之情自养，则风情日闲；以调鹤之性自调，则真性自美。

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固野客之闲情，实文人之深趣。

”晚明像陈继儒等辈如此爱花惜花识花之文人雅士实在不少，我们只要随意翻检一下晚明诗画小品，俯拾皆是。

晚明文士欣赏名花香草时，在其中见到的是自己的影子和精神气质，凸显出文人雅士高洁的君子情趣。

晚明是文人剧、文人画和文人园林非常繁盛的时代。

晚明文人在其艺术活动寄寓的君子情趣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洁之情，正是他们在混乱不堪的世俗社会中坚守君子情志、自由娱适而不放弃修身养性的文化品性，这也正是他们对于自身所承载的传统文人情致的主观抒写。

陈淳是中国花鸟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花竹画“一花半叶淡墨欹毫，疏斜历乱之致，咄咄逼真，久之并浅色浓墨之痕俱化矣。

”（徐沁《名画录》）其花竹画，诗画相配，托花抒情，意趣俱足，如其题“梅”诗曰：“庭中老梅树，雪后见花开；自笑不如梅，春风何日来”；题“水仙”诗曰：“低回玉脸恻，小摺翠裙长；不用熏兰麝，天生一段香”。

徐渭在水墨大写意画方面更是开一代新风的宗师。

徐渭的苦难人生经历使他对世俗人情有较清醒的认识，平素生活比较狂放，不拘小节，对权贵不谄媚，常常以清高的文人君子相标，因而他的水墨大写意花卉，追求个性解放，奔放淋漓，意趣俱足。

徐渭花竹画取材比较广泛，但其钟情的主要还是那些文人所熟悉和喜爱的品类，如四君子、荷花、芭蕉等，借助花卉的自然秉性来寄托个人的情感思绪，而尤喜欢画花卉草木在凄风苦雨中的姿态，以象征其人生的苦痛，每每以竹自况，以竹之高洁品质自诩，如其题《雪竹图》诗曰“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

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

徐渭常将四时花卉集于一图，如题《四季花卉图》卷云：“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杂四时。

莫怪画图差两笔，近来天道壳差池”。

晚明画家李士达1620年作《观梅》图，画中文人仰卧摇椅凝神远望，他的视线两侧有两株劲枝傲立的寒梅，侧旁的女侍者似在为文人温酒，她姿态扭转作回望状，神情惊诧，视线与文人一致，均投向画外，二人视线如此同一，顿使观众对画外心生期待，但是“观梅”的主题即刻限制了观众的更多臆想。

风雅与高洁的君子情趣始终是文人愿意标榜的准则，文人画家遵循了文人雅士赖以标榜
的表达逻辑，即如晚明画家李日华《竹嫩墨君题语》所云：“灵均作《离骚》，杂取香草，以示扶芳芟秽之意，绘家挥洒兰竹亦是寓也。

”[26]正是这种风雅高洁的君子情趣寄寓于艺术观念之中，从而赋予了晚明文人画艺术以独特的历史意蕴，同时也体现出晚明文人艺术家对君子情怀之向往。

四、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
在“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念与逻辑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下移，普通百姓的日常用情和家庭琐事成为晚明文人和艺术理所当然关注的对象。

在晚明审美意识大变迁的新思潮中，各艺术流派和各艺术形式竞相争胜。

如果说文人画和文人园林以其特有的艺术图式和审美观念，体现了晚明文人雅士向往隐逸超脱、崇尚闲情逸趣、优游山水园林等高雅的文人情致的话，那么，与晚明文人画、文人园林交相辉映的以南曲为主的明传奇、反映市民生活为主题的通俗小说、风行民间的民歌俗调和乐舞、工艺美术、版画插图、木板年画等世俗艺术，则以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满足着不同阶层的审美需要，充分体现出晚明时代的审美特征，更多地抒发和张扬了晚明文人的世俗情感。

这类世俗艺术所表征的世俗情感，是一种源于人的生命本性的自然真情，是不受礼教束缚、不合纲常规范的真性情。

这类情感除了更多地表现为日常用情外，还表现为男女之情，尤其是对于真挚爱情的歌颂与赞美，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晚明城市经济的繁荣，丰富市民生活的民歌时调新潮迭起、风靡一时，为晚明世俗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清人王廷绍认为，民歌俗曲“或从诸传奇拆出，或撰自名公巨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靡不毕具。

”[27]明代民歌俗曲，大抵格调浅俗，主要流行于民间，若就其题材而言，“上关世道盛衰，政事兴废，下涉里巷琐故，帏闼秘闻”；从其描写对象看，“大而山河日月，细及米盐枣栗，美则名姝胜境，丑有恶疾畸形”[28]；演唱风格上以柔婉细靡的抒情为主。

民歌时调多以尽情渲染怀春思人的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引起了上自文人士大夫、下至村夫野妇的青睐与共鸣，被赞为“真声”、“真诗”，甚至被认为是“我明一绝耳”（卓珂月《古今词统序》），可堪与唐诗、宋词、元曲媲美。

一些知名文人和上流人士，如藩王朱有燉、冯惟敏、徐渭、袁宏道等人，也开始“染指”这些浅俗小曲，或表现放荡自适的俚情俗趣，或展露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心，或讥讽官场污浊、世风衰堕。

比如冯惟敏的《八美》：“交颈绸缪，齐肩款曲，并体亵狎。

灯儿前一双俊雅，镜儿里两个冤家。

他也亲咱，咱也亲他。

从今后俺不索闷倚栏杆，你休得独抱琵琶。

”这类民歌俗曲，极尽渲染男女之情，真正背离了传统诗教主题，表现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意识，而且世俗化的审美趋向，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同时也导致了情欲的张扬。

而且，晚明戏剧和通俗小说中以表现真挚爱情为题材的艺术形式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