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吴衍发摘要：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当下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

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

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关键词：文人情怀；审美观念；时代特性；晚明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中国古代文人因其对文化上的特殊占有，故而在心理上、风度上和趣味上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异于他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与其他社会阶层有着明显的差别。

钱穆先生指出：“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

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泄心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

”[1]同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是“儒道互补”精神在个人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全解·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注疏·尽心章句上》），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成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在晚明这个异常复杂而独特的历史时期尤是如此。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复杂的一个时代。

政治的腐朽衰微与商业经济的繁荣共存，专制统治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其间复裹挟着心学的广泛流行和虚浮空疏的时代风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文化的淘洗激荡和思想文化界的骤然转捩，导致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感发生重大变异。

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时代审美亦由艺术审美转向生活审美。

晚明文人的审美情怀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与儒家“天下为公”的社会性情感相比，情感的个体性与世俗性被提到非常突出的地位，然而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关注当下世俗生活的同时，也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

尤其是心学时代精神的影响和商业经济逻辑的渗透，晚明文人情怀更有其时代特色，并赋予其新的意蕴和新的时代内涵。

晚明文人雅士在重视精神闲适自由的同时，也重视物质需求和生理需求的满足。

他们既要物质，又要精神；既要超越，又要享乐。

与前代相比，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一、富有时代个性的隐逸超脱之情晚明人有着挥之不去的隐逸情结。

晚明国政败坏，官场黑暗混乱，许多正直的文人士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和对科举仕途的热情，或不仕，或致仕求退，转而寻找个人的生活空间，选择隐逸和超脱现实的生活方式。

尽管明初朝廷颁布不为君用之律，隐逸之士不再以此相标榜，然至晚明，隐逸之风盛行，文人们以不仕为清高，竞相标榜，公然炫耀。

晚明文人大多个性张扬，自娱放达。

他们不避弃世俗，亦求声名，所以对他们来说，其所向往的隐逸无非就是精神的超脱和狂放式的自由。

袁宏道令吴时，一心向往田园的闲适与自在。

待其“乍脱宦网，如游鳞纵壑，倦鸟归山”[2]P.303，以致袁氏在与友人聂化南信中竟而连呼“快活不可言”：“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2]P.222屠隆官场受挫，对政治极为厌倦，如其《渔阳鼓》所唱：“今日里，是天涯风波饱尝，心儿灰冷鬓儿苍，因此上撒漫文章，卷起锋芒，结束田庄。

急收回一斗英雄泪，打叠起千秋烈士肠”[3]。

陈继儒也道出了对末世凄凉的感伤和对退隐后的神往：“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长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主不说愁”；“世事不堪评，拔卷神游千古上；尘氛应可却，闭门心在万山中”[4]。

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苦闷中，他们最终只好选择隐逸求退，寄情山水，甚至纵情声色之中，终老于莫厘缥渺之间。

显然，晚明文人对隐逸超脱的向往成了一种浓厚的风习，隐逸生活在他们看来是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逍遥快活。

而实际上，晚明文人一旦得脱，可以“作世间大自在人。

”[2]P.222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地由官场而踏入商场，出入歌坊妓院，进出梨园，优游山林，出佛入道……这些正是晚明文人在政纲不振而风物繁华的社会环境下追求灵魂栖息与精神安顿的必然。

这也恰恰反映了晚明文人对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要求，成为他们丰富而真实的生命表达，具有明显的时代个性。

与晚明这种超脱精神和自适个性相表里，以自我为中心的享乐主义精神对晚明文人来说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晚明文人隐逸超脱之审美情感灌注于艺术中，则使晚明艺术别开生面、大放异彩。

他们退出政治中心，也就疏离了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于是他们任情适性，个性张扬，自娱放达。

他们敢于评说孔孟，讥讽程朱，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乐趣。

他们以“童心”为美，独抒性灵，文以自娱，“本色”、“意趣”和“性灵”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重要标准，世俗人性成为文学艺术普遍叙说的话题，“极摹人情世态，备写悲欢离合”，艺术形式的美感逊位于生活内容的感受，高雅的趣味让位于世俗的真实，这正充分说明了晚明时代审美由艺术审美向生活审美转移，世俗大众的审美趣味成为文人和艺术关注的重要对象。

正如蒋孔阳所说：“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般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当他达的时候，讲究礼乐教化，要当忠臣，‘致君尧舜上’。

当他穷的时候，他就混迹江湖，过着隐逸自适的生活，与渔樵为伍，崇奉老庄。

这时，他要自由和自然。

各门艺术，不再是‘经国之大业’，而只是他个人消闲遣兴的玩艺。

闲情诗、山水诗是这样，山水画、花鸟画也是这样。

”[5]二、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在隐逸风潮影响下，晚明文人崇尚闲情逸趣，追求世俗享乐，成为与之亦步亦趋的社会潮流。

他们“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琴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谈声伎为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

[6]晚明文士的闲情逸趣主要体现在生活和艺术两个方面，生活上追求闲逸，艺术上追求以文自娱。

而这恰是晚明文人生活与艺术的时代特色。

晚明文人的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在以往时代却极少见。

举凡饮食男女，声色犬马，看戏听曲，收藏古玩字画，养殖花鸟虫鱼，观赏民间百戏，参加游艺活动，营建宅第园林，游山玩水，参禅论道，读书下棋，美食养生，等等，凡是能给他们带来闲情逸趣的，他们无不乐在其中。

1、结社雅集文人雅集，是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晚明雅集之风尤甚。

据郭绍虞先生《明代的文人集团》中记载，当时社会上可考的一百七十余家社团经常组织文人雅集活动。

[7]而且，晚明史料和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文人雅集情形的记载。

譬如，汪道昆与谢陛、吴守淮等人聚于丰南“高士楼”的诗酒之会；袁宏道三兄弟等人创建的“蒲桃社”；屠隆、汪道昆等建立的“西冷社”；瞿纯仁创建的“拂水山房社”；山阴名士张岱曾结“斗鸡社”、“蟹会”、“丝社”；张瀚晚年回归故里，结“怡老会”，“徜徉山水间，筋咏谈啸”等，可谓不胜枚举，尤其是“江左风流”、“吴中尽多风雅之士，所在结社”。

吴县人李士达的《西园雅集图》卷（今藏苏州博物馆），以传统的雅集题材，描写文人士子在山林野外自在逍遥而又高雅适意的生活，抒发了画家自身的高旷情怀。

对于晚明文人雅士而言，这些活动既是文人鸿集一起诗文唱酬、抚琴弈棋、品茗弄画的一种形式，亦是世俗享乐的一种方式，更是艺林雅举、名士风流的象征和标榜高雅、崇尚闲情雅致的真实写照。

但是，晚明诗酒雅聚与前代和后代相比，均表现出相异的特色，其最大特点和区别在于纵情恣肆。

晚明文人“借了以文会友的题目，而集团生活却是文酒之宴，声伎之好；品书评画，此唱彼酬，成为一时风气。

”[7]他们醉翁之意不只在煮酒论诗、评书品画，瀹茗焚香，而更在纵情适性，在“水木佳胜，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中，极尽声色感官之娱。

2、恣情山水晚明文人有着极深的山水情怀。

山水之美，妙在“态穷百物，体具七情”，其繁富之山形犹如“神设鬼施，千态万状，而莫有同者”[8]，其美备之水形竟至“天下之至文孰有加于水乎”[9]，故而晚明文人对山水一往情深，以至嗜水成性，爱山如命，“以性灵游，以躯命游”。

晚明文人的这种痴迷，可谓是前所未有。

陈继儒尝自称：“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

”[4]P.60卓明卿也说：“余性癖好名山大川，两浙形胜，车辙马迹且遍。

”屠隆罢官后遨游吴越间，啸傲赋诗，晚年出旴江，登武夷，穷八闽之胜，情寄山林，谈禅论道，与游客过从。

王士性尝自述“少怀尚子平之志，足迹欲遍五岳”，“极意冒险，攀跻为快”（《五岳游草·自序》），一生游历，除福建外，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

袁宏道认为“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2]，大胆发出了“若夫世乐可得，即享世间之乐，世乐必不可得，因寻世外之乐”[10]的呐喊，其所谓“世外之乐”就是有别于“繁华烟粉”的山水之乐，所以他一辞吴令，就“抛却进贤冠，做西湖荡子”（《与张幼于》），“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山行殆二千余里”（《吴敦之》）。

宋懋澄称自己是“宜山宜水一道人”，“平生雅好游，兴之所至，辄竟千里，虽于陆风雨，于水波涛，靡间昼夜”。

[11]晚明中游踪最广的当然是“以身许之山水”的徐霞客，他非一般文人所能及，除峨眉山外，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然而，晚明人登山临水，不惟如此，更着眼于山水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借山水一丘一壑，以自写胸中块垒奇倔之思，非游之大观也”[12]。

这正是晚明“山水清音”的根本原因。

晚明文人在对人情世态之“真”的探索中表现出一种深沉的体味、狂热的追求；在与山水的往复交流中感受到了的山水的一颦一笑；在纵恣、谐趣和自我超越中获得了“山水之精神”[13]。

与晚明山水清音、隐逸思潮、结社雅集相为表里，晚明文人山水诗画十分繁盛。

正如论者所云，“山水画和具有山林性格的画家最为相同。

每当政治失控，国运不祚，文人学子心情不适时，山水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14]3、放浪曲蘖填词谱曲成为晚明文人雅士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万历年间开始，制曲作乐、狎妓听曲，便成为文人雅士的日常功课了。

操曲也好，观戏也罢，醇酒美人为伴，可谓“一曲一杯花下醉”，极尽声色耳目之娱。

与明初“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15]相比，晚明戏曲则是“曲海词山，于今为烈”[16]。

文人士子放浪曲蘖，他们或是教妆着几个戏子，或是室中蓄三四个侍姬，或是家中自蓄戏班，风流放诞，太祖皇帝朱元璋为《琵琶记》有关风化而拍手叫好的赞歌，早已淹没在上下成风的哀丝豪竹声中。

晚明文人大多兼擅诗文与绘事，他们纷纷参与到戏曲创作中来，群芳竞艳，明星荟萃。

臧懋循《元曲选序二》中开篇即云：“今南曲盛行于世，无不人人自谓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