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批评的角度看《偶遇者》的文化意义

朱梦蝶

内容摘要:“空间批评”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重要的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以新的空间概念为前提，是西方社会文化后现代化的产物，是文化地理学吸收了文化研究等后现代理论后形成的一种文学的批评方法，兼收并蓄了第三空间、文化身份认同等后现代文化理论，强调对文学空间的文化解读，关注文学空间与政治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偶遇者》则是在空间的视角下阐释能否通过身份置换实现文化认同。

关键词：《偶遇者》空间批评第三空间文化空间身份置换文化认同

一.空间理论及纳丁·戈迪默

随着人们对空间认识的深化和成熟，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学界发生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对社会、文化重新阐释，要求在后现代语境中对“空间”重新定位和思考，空间不再是时间的附庸，而是成为重要的文化实体。1974年，列斐伏尔以法语发表了《空间的产生》，关注焦点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是“空间转向”的标志。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被动的容纳各种社会关系，空间本身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模式、一种知识行为。“空间转向”过程中出现的其他代表人物有米歇尔·福柯、亨利·勒菲弗尔、爱德华·索亚和大卫·哈维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空间转向”成为影响整个西方学界的思潮，是关系整体性的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变革，广泛影响到哲学、美学、文化地理和文学等学科，并为这些学科的理论创新开启了广阔的空间。文化理论家菲利普·韦格纳将这种空间和文化理论的联姻称为“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并将其和生态批评、伦理批评、性别批评等并列，称之为是21世纪西方最前沿的批评理论之一，融合女性理论、殖民主义、身份认同等诸多后现代理论，以实现对后现代文化的多维度解读。

“南非文学巨人”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南非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描述了南非的防备性社会准则对每个人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其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著、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著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偶遇者》(The Pickup)是纳丁·戈迪默2001年的新作，写在文化转型时期，小说的主题也由作者以往的反对种族隔离转向了身份认同及文化转向的问题。描写了一个南非白人少女朱莉和一个阿拉伯非法移民的恋爱故事。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偶遇展开，渐进式的切入了主角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转向的问题。女主角朱莉是南非拜仁银行家的女儿，与其偶遇的男主角确实阿拉伯人修车工易卜拉欣；一个是来自富裕阶层的白人女性，另一个确实中下层以虚假身份非法居留的移民者。境遇如此不同、社会背景天壤之别、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的二人在一次偶遇中竟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两人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有钱人家的女儿朱莉其实是父母离异屈从于父亲的金钱地位生活没有自由，因而向往无拘无束自由的新生活，而作

为非法移民的易卜拉欣则是非常贫穷的阿拉伯修车工，一心想摆脱自己的家庭成为上层社会的人，他们二人都不是孤儿却都选择成为孤儿。

《偶遇者》点出了众多像易卜拉欣这样为生计而冒险的非法移民者，还将重心放在了探讨是否在文化的置换上会连带造成身份认同的变异。朱莉是南非有钱白人的女儿，为爱为自由行走天涯，跟随心爱的阿拉伯男子易卜拉欣来到一个从未到过的陌生国度。在这个崭新的空间里，朱莉经历了一场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双重考验。朱莉拥有白人的面孔、高贵的上层社会的身份以及身居陌生国度的外来者身份，

怎样才能融入丈夫家贫困不堪、身份低微的阿拉伯文化之中呢。朱莉一步一步的进行身份上的转化，甚至愿意放弃原先的自我投入到阿拉伯这个他者文化之中。朱莉热爱自由，她愿意待在一个阶级分明的文化传统中，她想证明自己不是依靠父亲的金钱生活下去的富家女，她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勇于承受文化置换接受身份认同的进步女性。她在新的文化环境之下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生命。

二、后殖民背景下的“第三空间”

“后殖民”作为概念一直以来都充满着含混的张力，尤其是后殖民对空间地理学的重新解读，并以“第三空间”激励着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边缘空间的文化意义。霍米?巴巴曾用“第三空间”来指代那些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的文化处境。作为一种创作策略，活跃在西方的非西方出身的艺术家，也往往从他们特殊的身份开始他们的文艺创作。相对于西方的主流文化，他们属于处于社会和文化边缘的少数族裔，但他们以此来寻找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霍米?巴巴从“第三空间”来分析这种文化的冲突和纠纷问题，他认为文化的形成都处在混杂性的过程中，混杂性的意义对于文化的发展而言，并不能够追溯本原，而在于能令其他各种文化立场相继出现。这种文化视角并非注重差异性与抗争性，相反它是“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是二元对立思维之外的某物。

空间批评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理解差异和激进主体性等最为有效的后现代方法论，其原因就是成功地对“第三空间”的引入，这是对传统殖民文学研究中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否定和批判，也是与传统研究中一种截然不同的阐释方式。后殖民文学家蓓尔?瑚克斯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突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二元对立，尊重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多样性，进而获得重新审视的眼界。应该说，瑚克斯的代表作《渴望：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是空间批评认可的探索“第三空间”差异性的一个非常合适的文本，其讲述的就是边缘空间处于全体之中，但是在主体之外的事实。从而由对中心的重新界定引申到对边缘的重新界定，边缘不再是永远处于整体的外围，边缘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这正是空间批评所要表述的文化政治的核心内容：即突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进入到由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空间领域中

朱莉作为南非白人银行家的女人，上层社会身份高贵的富家小姐，但是她却一身向往自由，渴望体验与南非不一样的生活，一心想摆脱上层阶级的优越感，渴望融入下层阶级；相反的易卜拉欣身为一个阿拉伯非法移民，生活在南非，却是一心向往上层社会的神火，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栖居上层社会。朱莉和易卜拉欣因为一次偶遇而在一起，这两人的结合其实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既有矛盾又有融合。朱莉和易卜拉欣作为单纯的个体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与生俱来的社会文化身份，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迥然不同。但他们的结合恰似矛盾的混杂性，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存在，若是把他们俩看成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的融合意味着种族、阶级以及性别要被突破，他们之间存在这一个摸不着看不到的第三空间，这是出于对立两端的主体想要达成自己的目标，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获得认同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三、真实和想象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是在空间批评语境中被关注的关键性问题。按照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