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的背后

《暴风骤雨》背后的真相
《信睿》2011/06 作者:张伟
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

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

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们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

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

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

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

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

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

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工作队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

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

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

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

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

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

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

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

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

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

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

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

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

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

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

“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

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

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

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

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

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动员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

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

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

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

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

”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

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

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

“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

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

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

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

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

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

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

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

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

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

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

“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

”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
地主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

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

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

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

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

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

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

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

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

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

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

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

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

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

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

”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

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
批斗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

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

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

”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

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

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

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一名后来担任过某省省委书记的老人，对斗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一个他受剥削，”他说，“一个他怕地主报复。

”
“扛着镢头去刨啊。

”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

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

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

”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

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

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浮财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

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

“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

”但问题并没解决。

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

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

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

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

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

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

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

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

《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

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

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
破褥子。

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

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

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

”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
纪念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

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

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搜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

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地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

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

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

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则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

他做过伪满洲国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

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

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

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六十多年。

“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