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解构主义

什么是“解构主义”？

严春友

【按语：“后现代”、“解构主义”是国内知识界相当流行的词汇，然而存在着根本的误解，在媒体、艺术和文学领域尤其如此。他们把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简单地理解成“破坏”、理解成“无意义”。他们这种理解不过是道听途说，与后现代的实质风马牛不相及。描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本就摆在那里，为什么不去读一读呢？如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和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两本书的文字并不难读，特别是德里达的文字很有气势，思路也非常清晰。

【法国巴黎后现代艺术展览中心“蓬皮杜艺术中心”外景。严春友摄，2006年10月20日】

前几天法国马赛大学艺术系主任高利耶教授来举办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法国艺术三十年》。讲完以后，有艺术学院学生说，后现代艺术就是无意义，“我作的曲子都是无意义的”。这种说法既不是后现代的精神，也没有概括出高利耶教授讲座所展示的艺术精神。高利耶教授所讲述的那些后现代艺术，并非要消灭意义，恰恰相反，那些艺术作品是要启发人们去思考、去追寻，以至于觉醒。这些后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负载着更多的意义，更着重于引导人们去进行独立思考。

那位同学所说的话自身也难以成立：既然她在作曲，那就一定有意义，作曲本身就是意义；如果没有意义，你为什么要作曲呢？既然作曲，就是在表达什么，也就是在表达意义。如果你作的曲子是没有意义的，那就只能是噪音——不！即使噪音也有意义。

假如作品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你为什么不是任何时刻都可以有作品产生呢？为什么你的作品每一个都是不同的呢？这些不同难道不就显示了意义吗？

按照解构主义的思路，并不是说作品没有意义，而时说作品的意义是多重的，也不是由作者完全决定的，即：不存在一个像实体那样的真理或意义固定在文本里，等待着我们去理解就行了。相反，对文本的理解过程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意义发生分叉的过程，正如文本自身内部的意义也在发生着分叉一样。

鉴于上述，特将旧作发表在这里，它是对于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一书思想的概括，以正视听。】

“解构主义”这个词，在国内很是时髦，被看做是后现代的核心思想，人们将其理解为“破坏”，意思好像是要拆除一切既定的结构。实则不然，解构主义并不仅仅是破坏，而是同时在建构着。许多人动辄德里达如何如何，实际上对他的思想并没有完整把握，存在着很多误解。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所倡导的“解构主义”与上述理解相去甚远。

在他看来，解构，就是以非哲学的态度来思考哲学，即：要超出哲学，就必须以某种非哲学的方式超出。在哲学中本来也存在着非哲学的活动，如当我们思考哲学是什么的时候，这种思考本身就不是哲学的。一般地说，任何思考本身都存在着与思考本身相异、甚至相对立的东西，都会超出其本身，这种超出不能还原为所要思考的东西，我们对于理性、哲学和人本身的思考，不能还原为这些东西本身。

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解构主义诚然要批判形而上学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它又不主张否定哲学，哲学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过时。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不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或者说这个界限是相对的、移动的，因而我们无法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做出选择。一般地说，对于任何问题也都不能简单地做出“是”或“否”的断言。毋宁说，解构主义是一种妥协和和解的策略，德里达称之为“双重约束”，这是因为事情的复杂性、多重性所致，更是因为事情的矛盾性所致：我们常常遇到两种截然相反、不能相互兼容但又同样必要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肯定或否定，而是协商和和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处于“是”与“不是”之间。

在这样一种态度之下，德里达对于传统的书写模式进行了质疑。传统的书写模式是封闭的，与百科全书类似，所提供的是绝对知识，统治其中的是单线的逻辑，由此形成了清晰的知识，构成了绝对真理。这种传统的哲理观是建立在逻各斯之上的，也就是说，统御它们的是逻各斯。逻各斯就是理性、话语、比例关系、计算和语言，也意味着逻辑和秩序，逻各斯通过这些方式把知识聚集起来，成为一个有条理的系统。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知识体系产生于古希腊时代，其后一直统治着西方的哲学与文化，直到海德格尔还是如此。

他认为存在着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可能性，比如中国的文化就有可能是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即使在传统的书写中，也并不存在像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允诺的那样的逻辑一致性、自洽型、单线性和明晰性，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文本中都存在着一个以上的姿态，这些姿态之间进行着不知不觉的滑动和变换、迂回和弯曲。换言之，是多逻辑的，在沿着一条逻辑线索前进的时候，往往超出了原来的逻辑，走入了非逻辑的胡同。逻辑总在超出逻辑。于是可以说逻辑具有生殖能力，从中不断产生出它原来没有的、预料不到的东西。

他认为书写实质上是断片式、格言式的，尽管形式上可以很系统，逻辑上似乎也是连贯的，如黑格尔的体系，可实际上却是断续的碎片，它们只是用语言连缀起来的格言，根本不能保证逻辑的一致性和观点的绝对自洽性，而总是处于不断分裂的状态。书写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断裂，意义的断裂、逻辑的断裂。书写既是表达又是遮蔽，当某种意义被表达出来时，同时也就遮盖了其他的意义，意义的获得也意味着意义的丧失：当一种结构形成，其它结解构就被隐藏起来。理性、逻辑不能完全揭示出这种间断性。意义的道路如同森林中的道路一样，不时地会发叉，究竟这些道路通向何方，书写者是不知道的，他更不能决定这些道路的走向。

解构是对普遍东西的解构。不存在一般的、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和真理，哲学与知识总是与具体的历史相关联，具有历史性。因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构，解构总是具体的。解构，就是要把那些被遮蔽和压抑的东西揭示出来。但这个解构的过程没有终极目的，也不会终结，相反是无止境的，它在具体的语境中移动和转型。它所解构的是被具体的历史所遮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一般的哲学，西方的“哲学”概念不适合于中国，当把中国古代的思想叫做哲学的时候，实质上已经把中国的思想西方化了。每种思想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不同于他者的具体语境，是不可通约的，因为每种思想都是建筑在自己的传统之上的。

解构具有非逻辑性。事情并不是按照逻辑发生的，解构也不是按照逻辑进行的。解构是来临并发生着的东西，那些使社会和技术发生转型的事件就是解构性事件，历史上的真正革命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它们使旧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将原有的结构改变了。

解构就是要解构掉那个作为中心的东西，指出其非法性，解构因此是一种介入，而不是方法和理论。仅仅通过理论和方法，不能达到解构的目的，而必须诉诸于行动，即要质疑和反抗霸权话语；同时要肯定非中心和边缘的合法性。在这种解构活动中不仅仅是否定，更重要的是肯定，是对于那些不能还原的思想进行肯定，对生活和那些具有未来的东西进行肯定。因而德里达在批评的同时也赞成。

书写既然产生着差异，同时也为差异所产生。就前者而言，由于书写过程中的自身分裂，逻辑不断地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出非逻辑，理性产生出非理性，从而导致了自身差异的产生。这里总存在着他者——某种未知的东西，由于有这个他者的存在，书写者才需要说，需要写。就后者而言，恰恰是因为存在着差异和差异的出现，才要写，把那些与他人不同的东西写出来，这些东西对于他人来说也是某种他者——是他们所未知的东西；对于书写者自己来说则是自己过去的他者——是他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书写的本质就是要说出不知道的东西，否则就只能是老调重弹。

翻译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解构问题。翻译发生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之间的边缘交界处，这是外部的翻译问题。根本上说，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翻译本质上就是重构，被翻译的文本是另一个文本，而不可能是原来的文本。然而，恰恰是在不可翻译的地方才存在着翻译的必要性，“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是那些不可翻译的东西吸引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来文本中的统一体和语言统一体在重构中爆炸了，它们被重新组合成另一种文字，另一种文本，在另一种文化中获得不同的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为各种思想的表达提供了工具，但同时也限制了它自身，用一种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遇到表达的困难。比如法语中的一些词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含义，有些词既意味着解药也意味着毒药，既意味着贞节又意味着婚配，在别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这种限制对于别的语言恰好是一种魅力，假如一种语言可以完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翻译的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每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才具有翻译的必要。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世界语，而只有民族的语言；世界语也无法表达民族语言所表达的世界。从上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基本内容来看，解构主义在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它解构那些普遍的、理性的、逻辑的、独断的、现成的东西，同时又建构个体的、非逻辑的、民主的、自由的东西。它反传统，但这种“反”又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所以，解构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否定，因为它恰恰反对任何绝对的东西，因而它自身不能成为绝对的。解构主义并不意味着西方传统的断裂，事实上它是西方传统的继续，是变形的延续，它是自希腊以来所形成的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否定和分裂传统的继续，其核心是辩证否定思想，解构主义是这种思想的变异形式。

解构主义是一种发现差异性、他者及其衍生能力的思想态度。它所指出的那些精神现象，根源于我们思维的性质：只要我们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思维时时处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