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莉形象看德莱塞的女性观及其内在矛盾性

从嘉莉形象看德莱塞的女性观及内在矛盾性从嘉莉形象看德莱塞的女性观及其内在矛盾性林　斌内容提要:在美国文学史上,德莱塞塑造的嘉莉妹妹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形象。

关于作者对嘉莉的“堕落”所采取的“暧昧”立场,评论界从最初口诛笔伐到后来毁誉参半的态度转变代表了女性主义发展的成果。

本文从上个世纪之交美国“新女性”的崛起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尝试解读嘉莉妹妹形象的女性主义内涵,并通过考察作者与当时主流文化中的“女性特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系来揭示其在这部小说中最终放弃道德评判的社会文化根源,从而对德莱塞女性观的内在矛盾性作出解释。

关键词:“新女性”　女性特质　《嘉莉妹妹》　女性观《嘉莉妹妹》(1900)是西奥多・德莱塞的一部自然主义力作,它以惊世骇俗的反传统性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

在美国文学史上,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

自小说问世之日起近十年的时间里,其作者受到来自出版界、评论界和公众舆论界的多方谴责,作品被当作“伤风败俗”的坏书而惨遭封杀。

究其原因,一方面,同弗兰克・诺里斯、斯蒂芬・克莱恩等自然主义代表作家一样,德莱塞致力于描写卑微人物的真实思想、还生活以本来面目的作法冒犯了主宰当时文坛的所谓“高雅传统”。

另一方面,小说的“不道德”名声在更大程度上归因于作者本人道德立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德莱塞为嘉莉妹妹设计的结局完全有悖于当时的道德准则:这个为生计所迫先是与旅行推销员同居,后来又和有妇之夫私奔的“堕落”女人理应得到与克莱恩笔下的街头女郎玛吉同样的悲惨下场,却被安排成了演艺界新星,一时飞黄腾达起来。

这种“有悖常理”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作者对嘉莉的宽容态度,在当时无异于公然宣布了其伦理道德观的迷失。

本文将从嘉莉妹妹形象分析入手,在上个世纪之交美国“新女性”的崛起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中考察作者对工业化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创新诠释,从中揭示小说中女性观的反主流意识形态成分,探究作者最终放弃道德评判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十九世纪,伴随美国工业化进程,男性施展才能的领域得到了扩展,而妇女的活动领域却变得狭小起来,家庭成为女性的牢笼。

“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女性的身上”(鲍晓兰82-83)。

可以说,家庭观念成为当时“女性特质”概念的核心,女性身份被狭窄地界定在女性个体与父权制家庭之间的关联之中,女性只能在同男性的关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正当美国社会对“真女性”和“家庭天使”极林斌,讲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国小说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力推崇的时候,1880年至1920年间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将“新女性”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与“真女性”相反,“新女性”大都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相对独立的个性,受过一定的教育,性观念相对自由开放,同时她们又不为传统的家庭观念所累,活跃在惯常属于男性领地的公众领域之中。

“新女性”的崛起是对十九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即支撑资产阶级“家庭神话”的“理想妇道”观念和以“家庭”为中心词而界定的“女性特质”概念——的挑战和质疑,不仅给社会性别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给新兴资产阶级的既定道德伦理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新女性”是工业化革命的产物。

按照宽泛的定义,“新女性”一词指不同阶层的两类妇女,一类是劳动阶层自食其力的年轻女工,另一类是受困于既定性别角色却不安于传统女性命运的中产阶级少女和少妇(Kennedy144)。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形象中,后者以凯特・肖班《觉醒》(1899)中的埃德娜・蓬特利尔、伊迪斯・沃顿《天真时代》(1920)中的埃伦・奥伦斯卡和《欢乐之家》(1905,又译《豪门春秋》)中的莉莉・巴特等为代表;前者则多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涌现的反映劳动阶层生活的自然主义作品中,其中,德莱塞笔下的嘉莉妹妹应该算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新女性”形象。

笔者有理由认为,德莱塞在塑造嘉莉妹妹形象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写了“女性特质”(femininity)概念的内涵,并且对工业化社会中的两性关系作出了创新阐释。

首先,简单比较一下《嘉莉妹妹》和《街头女郎玛吉》两部小说,我们不难看出两位作家对“女性特质”概念的不同诠释。

玛吉并没有跳出传统界定的“女性特质”的框框。

这名出身于贫民窟的年轻女工怀着改善个人境遇的梦想,大胆地追求物质富足的幸福生活,却被诱骗失身,遭到男友抛弃后又被逐出家门,只得沦为娼妓,最终为自己的越轨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玛吉虽然在人们的侧目下跨出了社会习俗为传统女性划定的狭小的生活天地,跟随男友皮特出入酒吧、舞厅、剧院等公共场所,但她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泥塘里的花朵”般的弱女子形象,始终把获得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两性关系上,试图在同男性的关联中确定自我价值。

与玛吉这个“扁平人物”相比,嘉莉妹妹被赋予了更多的主观个性,人物塑造有着鲜明的性格发展轨迹:从一个听任男人摆布的初到大城市的乡下女孩到一名自食其力、经济独立的“新女性”,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对传统的“女性特质”观念的改写。

最初,嘉莉也曾把满足物质生活富足的愿望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一度把杜洛埃和赫斯渥对她的“和善、宠爱”看作抵御“外界的威胁”的屏障。

正如德莱塞在书中所评论,“希望得到保护、支持、同情,是女人的一种特性。

再加上多愁善感和情不自禁,往往使女人难于拒绝。

这样就使她们认为是爱上了人”。

这种传统的“女性特质”观念在女性心里造成了思维定势,从而压制了女性自身的力量。

嘉莉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自己的戏剧才能,但是她却习惯了在男性羽翼下舒适无忧的生活而不肯正视自身的力量所在;直到她对男性的期待受挫,她的天赋才得到充分展示。

小说中有两次这样的矛盾心理描写。

第一次是在她得知赫斯渥的欺骗行为、杜洛埃离开她的双重打击之后。

最初几天,她“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已经又面临着自谋生活的难题”,并“一再希望现在会有什么事情出现,保全她现有的舒服的光景。

她这样想的时候,并不是要杜洛埃或者他的金钱,也不打算再和赫斯渥往来,只想着她所经历过的一种美满生活,因为这一阵总算是生活愉快的——至少,比之现在需要自己费尽心机,独个儿打出路要愉快些。

”后来,她在街上闲荡时从男人们眼里流露出的赞许目光中“觉得了力量,有些儿满足,但是还不能使她完全自信。

她只要合法地取得的东西,而不要额外的恩赐。

她有需要,但是谁都不能以花言巧语或者恩宠来收买她。

她打算要光明磊落地自食其力。

”这种决心表明了嘉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且,比较前一次(初到芝加哥时)的求从嘉莉形象看德莱塞的女性观及内在矛盾性职过程描述,嘉莉这一次在戏院找工作虽然仍旧不顺利,却增添了不少勇气——她不断地和自己的“迟疑”、“怯懦无能”作斗争。

嘉莉妹妹所做的第二次努力是在赫斯渥穷困潦倒之时。

为了生计,嘉莉不顾赫斯渥的反对再次决定去演戏:虽然赫斯渥反复强调,“倘使我是你,我就不想演戏。

这不是女娘儿适当的职业”,但是对于嘉莉,“现在,象在芝加哥一般,舞台就成了她困难中的最后希望。

倘使他不能立即找到工作,必须采取一些办法。

也许她不得不出去,再去独自奋斗”,因为她“不愿意被拖入贫困之中,或者跟他饿死。

她是有演戏的才能的。

她能够先闯进去,然后成名起来。

那时,他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一次求职的经历虽说同前两次一样艰难,但是嘉莉的坚韧和勇气终于使她得到了一个合唱团的位置,她的天赋很快被认可。

嘉莉在不断升迁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从而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嘉莉虽然胆小,但是能力很强。

别人的信赖使她觉得非走红不可,既然非走红不可,她就胆大起来。

人世的经验和需要都有利于她。

男人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不会再使她头脑发昏了。

她已经懂得男人是会变化、失败的。

露骨的吹拍对她已失去了作用。

要高人一筹的优势才能感动她——善意的优势,象埃姆一般的天才的优势。

这段话最终确立了嘉莉妹妹“新女性”的形象。

她走出了家庭的小天地,跻身于公众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的潜能,获得了独立的人格,而只有在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女性才能进一步追求思想上的平等。

以上引文提到的埃姆是一位有思想的知识青年,面对物质世界有一种超然的气度,对事物有深刻过人的洞察力。

初次见面之后,埃姆对嘉莉的影响“慢慢地长成”,变成“一个把人们作对比的——特别是她身边的男人作对比的理想”。

正是埃姆的影响使嘉莉的追求从最初单纯的物质欲望扩展到了精神世界,上升到了对美的艺术追求。

正如当代评论家所认识到的那样,嘉莉“在作品中是被作为生活的强者而塑造的,她年轻、聪明、健康、美丽,拥有着竞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她能够在生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敢于冒险和竞争,善于抓住机会,她理应成功,当然这种成功是典型的美国式的,需要美国的气候与土壤”(周明燕212)。

也就是说,成为“新女性”的嘉莉在这部作品中实际是作为“美国梦”的主体出现的。

考虑到当时美国社会对“家庭天使”形象的极力推崇,德莱塞在这部小说中表现的女性观不仅具有超越自然主义流派的现代性,而且确实具有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性。

这种超越性同时反映在他对工业化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独到见解上。

齐夫在《一八九O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一书中指出,《嘉莉妹妹》“最深刻犀利地刻划了性的魅力和经济依赖之间的关系”(290)。

的确,在德莱塞看来,“男性特权”实质上是经济特权。

这种两性观深刻地触及到了性别的社会构成。

嘉莉初见杜洛埃时,觉得此人“一定是个幸福的人。

他坐火车,穿这样漂亮的衣服,身体这么健壮,在这样阔气地方吃饭。

他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但是德莱塞对嘉莉关于“男性气质”这种偏狭的理解表示不以为然:“从[杜洛埃]漂亮的衣服和健壮的身体说来,他是个乐天的、无思无虑的扑灯飞蛾。

一旦从他的位置上拉下来,让他受一些有时会捉弄人的挫折和打击,他就会象嘉莉一样的一筹莫展——倘使你要说,就象她一样的一筹莫展,一样的彷徨歧路,一样的孤苦可怜”。

这句话否定了天然的“男性特权”。

事实上,赫斯渥的经历证明了两性之间的力量对比完全取决于经济实力:他在失去财产和社会地位之后便失去了男子汉的尊严,而当他不再有能力充当“家庭供养人”的角色时便不再享有任何“男性特权”。

面对赫斯渥的颓废,嘉莉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自然而然地“想起她能在几个星期里找得工作,而他却几个月来一事无成的不合情理来”;同时,“她那正在开展的独立生活扩大了她冷眼旁观的勇气”,她逐渐开始维护自己最新获得的自由。

可以说,“新女性”以自身主动积极的生活态度对男子汉气质提出了挑战。

相应地,“新女性”的崛起对资产阶级“家庭神话”的冲击在小说中也得到了反映。

敏妮一家提供了以传统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男权社会的缩影。

丈夫汉生在牲口圈养场以清洁冷藏车为生,平时沉默寡言,为人刻板,下班回家后往往扳着面孔一声不响。

嘉莉注意到姐姐嫁为人妇之后的巨大变化:“她现在才二十七岁,虽然还硬健,但已经是个形容消瘦的妇人,她对生活的看法,受着她丈夫的影响,对幸福和责任的见解,越来越狭隘,较之她在孤陋寡闻的少女时代,还厉害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