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中的史实性与符号性及在当代的衍变

“故事新编”中的史实性与符号性及在当代的衍变作者简介：项黎栋，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

摘要：鲁迅的《故事新编》作为古代与现代的共通体，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史诗性”与“符号性”的结合，这既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必然和必要，也在两者的侧重选择上使创作者的表意更加深化。这种历史小说创作背后体现的是作家主体情感宣泄，和文化失望从而寻找依托这两方面的诉求。但是鲁迅创设的这一文学样式在当代小说中的发展却值得关注，除掉一直以来这类小说创作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作家文化忧患意识的背后，游戏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的出现。

关键词：史实性；符号性；故事新编；历史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普罗汉诺夫曾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于小说这一艺术样式来看，评价得很是恰当。但是如果将小说限定上“历史”之名，则要求作家在创作中需要依仗一些史实“镣铐”来“跳舞”。那么，是就历史说历史还是借历史而言其他，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流变问题，以及作家创作过程中对待历史的“史实性”和“符号性”偏倚问题。本文想以现代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样式探索者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分析作家回归历史的创作背后的原因及正视新历史小说发展到当代的一些偏颇之处。

一、鲁迅《故事新编》“史实性”与“符号性”的偏倚

现代历史小说发端于“五四”运动，受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潮的影响，鲁迅在内的一批作家群体或多或少出现了唯意志论的倾向，反映到历史小说创作上，他们抛却原有的“再现原则”，着眼于古，立意于今，借助原有的历史题材来抒写主体意识和时代精神，化身为关照历史的现实战斗武器。

鲁迅的《故事新编》共收录8篇“新编故事”，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和《起死》。他在序言中称自己的写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细读文本并结合其写作的时下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新编故事中鲁迅对历史“史实性”和“符号性”的取舍。

最早成文的《不周山》（后更名为《补天》）取材神话“女娲造人”及“女娲补天”，从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看“史实性”成分偏多，但鲁迅也新编了女娲在造人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这诧异使伊喜欢”、“于是第一次自己也笑得合不上嘴唇来”、“伊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带着疲乏了”、“自己觉得无所谓了，而且不耐烦”、“总觉得左右不如愿了，便焦躁地伸开手去”。新编的结尾表现了荒诞背后的悲凉感，女娲造了人，人却连她的尸体都要利用，“符号性”突出。《奔月》和《理水》两篇，分别取材于“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的神话，新编在故事侧重表达的转移和主体精神的传达。原有故事只占小部分，甚至英雄曾经的功绩被人遗忘和消解，“符号性”在此彰显，鲁迅从两个角度探讨了“以后”的问题：后羿面

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纠缠于琐事之中使其内在精神平庸；大禹不仅沦为“被看”，还被用作为统治工具。《非攻》的新编与这两篇很相似，也是探讨先驱者的命运问题，在后半部分将原有故事颠覆。《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属于同类型的新编，将往哲先贤放置于一个荒诞的情境中进行审视，原有故事主干精简，通过对历史再创作来体现自身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等思想现实意义的怀疑，“符号性”创作明显。《铸剑》取材曹丕《列异传》中的眉间尺复仇传说，就历史小说的创作上来看可算是8篇中“符号性”成分最多，文学性的描写最为出彩，让人看了有惊心动魄之感，表达了他想要复仇但是又清楚明白在中国社会复仇这一行为的无用、无效的可悲。

史实是历史的平面状态；符号则是其立体状态。由此可知，历史的“史实性”与“符号性”在小说创作中的结合是鲁迅《故事新编》的必然，这也使新编的故事不仅仅是情节上的引人入胜，更能在读后引人去思考此中深意，这样的历史小说创作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二、创作主体回归历史背后的诉求

通过上文对《故事新编》8篇文章的简析可知，鲁迅不只是对原有的神话或者传说进行了文学性的想象和改编，更是有“言外之意”蕴含其中。对读鲁迅的历史小说和受其影响、后期写作新历史小说的作家，我们可以挖掘作家主体回归历史进行小说创作背后的原因及对待历史的价值取向。

诚如鲁迅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开始写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1]这种文学主张，对照历史小说的创作来看，作者是借历史人物和事件建构一个新的舞台，从精神层面寻找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比如，故事新编的后几篇主要成文于1926年后，鲁迅从北平到了厦门，到了广东，又到上海，到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这期间，他愤恨于顾颉刚，这在《故事新编》中多次出现。如《理水》中，“‘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等，这个有口吃的学者和“鸟头先生”就是指将鲁迅的碑文拓片充公、又率众将他排挤出去的顾颉刚。但是鲁迅除了有这样的感性的情绪宣泄之外，还有深层的理性的情绪宣泄，即对待历史的“符号性”所映射出来的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怀疑先驱者的命运，怀疑儒家、道家哲学的现实之用，怀疑他所坚持的复仇的最终效用等等，将一种思考背后的无尽悲凉通过历史张力升华。

另一用于解释作家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的原因可以归于精神、思想立足点的缺失和动摇。即奔忙于文化失范状态下的作家主体渴望一种深层的精神依托来安身立命，从传统中、古典中寻找思维依据和文化依托。[2]鲁迅虽然竭力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但是对新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又不足以使其认为可作新的并且牢固的文化立足点，在这一时期不免会出现精神寄托真空的短暂状态，而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注入的一种彻底的怀疑

主义精神确是将他丰富、悲凉、痛苦的生命体验融入其中，而且是一种既怀疑外部环境，又怀疑内在想法的彻底怀疑和由此产生的落空。

三、当代新历史小说发展的偏颇

新历史小说不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框架来构筑故事情节，而只是把小说人物活动的时空前移到历史中，表现的仍是现代的人生世相和思想感情。[3]从这个一般定义可知，新历史小说与鲁迅《故事新编》式的背后诉求有一定的传承性，但是仔细比较二者，还是可以发现新历史小说特别是发展到当代，已经出现不少偏颇之处。

其中最突出的也是在创作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家对历史的态度的差异。先锋派作家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将历史视为可以任意游戏的不确定的“他者”。在这一点上，当代许多新历史小说家与西方小说家观点较为接近，认为历史小说是可以随意的，用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的说辞就是“严格遵从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性。”另外，他们还把历史比喻为“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孩子任意摆布”。

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背后，隐含的是作家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的消费历史主义，即认为对历史不必认真或认真不得。由这种游戏历史的精神所导向出来的新历史小说有一个趋势是，作家的小说中剥去了传统历史观中的合理内核，而将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成分做不适当地放大化地艺术处理。比如，冯骥才的《神鞭》和《三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