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小组

《研究简报》第十二期

2003年5月7日

“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经济的发展，这种影响是短期阵痛的，对GDP的打击也是明显的，不久的将来就会呈现出来，而且间接影响的程度不但较为剧烈，而且还会有长期的滞延性。然而，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带给我们的不利的一面的同时，也有机遇的一面……

非典型肺炎爆发至今，从新闻媒体的有限信息披露，到每日一次公开“非典”病例数量，新闻媒体的有限开放有利于改进政府为政作风，这一开放模式加大了政府和民众的信息互动，特别是政府对爆发性事件的处理，已经朝透明化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政府对关键信息的处理，多会采纳有限透明的策略，这是对民众负责任的态度和表现，拉近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距离。这种趋势是持久的、前进的、不可逆转的，很有利于我们推进体制改革进程。就“非典”的影响而言，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反应尤为明显，不管是短期，还是远期，人们对“非典”都存在一种“非典”恐惧症，也可以说成是SARS综合症，这种恐惧主要来源“非典”的强烈传染性和身边发生事实死亡病例，这种恐惧使得个体生活自然避开人群，自然的隔离将会成为个体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法，生理上出现的任何相关的反应，都会使个体越来越依赖医疗卫生保健，这对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确实是一大进步，然而，如何降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价格？将成为今后长期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两种因素”（这里指“心理”和“生理”）的影响下，医疗卫生保健产业将得到最大的改善，经济的新增长点不久就会出现，政府财政支出的20亿元预防“非典”基金只不过发挥了一个杠杆的作用，更大的个体消费支出将会在远期得到印证，这有可能成为弥补和扩大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突破口。

“两种因素”会导致大市场经济向小市场经济的转变吗？会从自然的密集型的集中市场向粗放型的个体经济转型吗？我们认为，这种倾向是存在的，但短期内这种经济结构不可能大规模出现，如果不能在短期根治“非典”，并使之不向农村扩散，就不能排除经济结构的变迁，起码国际间和国内区域间的隔离，已经产生了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割裂、国内区域经济的割裂、城乡经济的割裂，这种割裂对我们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未来，我们不应轻易的一言以蔽之，说是消极的，很可能就此有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潜在地发挥作用，也可能是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改观和重塑，起码在一定程

度上，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实现了微调，也增加了国民对未来灾难的抗风险意识，这是一场深刻的国民教育和发展反思运动，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很有助于中国重振历史的雄风和辉煌。

北京、广东等城市对“非典”所采取的短期隔离，是有效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方法，就广义而言，北京对外界进入北京的人（或物等）实行的隔离，广东对外界进入广东的人（或物等）实行的隔离，此外，其他的城市为避免北京、广东和香港“非典”的入侵，也会对外来的人（或物等）实行隔离，不管这种隔离是短暂性身体检查，还是长期性的观察治疗，都会阻隔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的割裂性和封闭性加强了，城市经济的辐射作用弱化了，不符合现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显然对经济总量的提升是不利的，起码有一点是事实，就是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防病毒的隔离已经弱化了人口群居效应，长期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也会导致购买力下降，这都限制了经济潜能的发掘和内需的拉动，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降低了。此外，中国的国际交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国际对中国的SARS病毒隔离，影响到中国与国际的交流和贸易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促使中国的产业政策将进行自我微调。

“非典”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旅游、航空和餐饮业发展，也间接影响到整个服务业发展，但也制造出了繁荣的“非典经济”：医疗卫生、信息、快餐食品、保洁用品等产业都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尽管这种有限增长不足以弥补整体的损失，然而，从长期看，将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微调和洗牌；从战略上看，“非典”阻隔了国际贸易和交流，中国的短期经济发展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扩大内需。然而，倘要扩大内需，就必须取消区域的割裂，但为了防疫这又是不可能解除的，这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新 “瓶颈”：“非典”休克症。之所以称之为休克，是因为它的症状与人体休克很相似，不过这种休克不是由过急的政府改革政策引起的，而是一种突发性的传染性SARS病毒所诱发的。

潜在的SARS隔离能够持续多久？这是人们比较关注的。如果“非典”持续时间较短，就只会影响城市经济，不会影响到“三农”，但“非典”城市休克症还是存在的，在“非典”阴影消除之后，城市经济会逐渐复苏，聚居化、市场化的倾向依然会得到大力发展。如果“非典”症持续时间稍长，就会使经济发展的休克状态持续较长，城市或部分农村的自由职业者就会增多，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小型经济单体，这就避免参加聚居的工作方式，也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非典”而挤出的工作岗位，必然导致了农民工向农村的回流。如果短期不能克服“非典”，就必然会造成“非典”向农村的传播，所谓的隔离和封闭就很难解决农村SARS问题，对中国9亿农民实行局部隔离也不太可能，加之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普遍较差，治疗和预防“非典”也会成为新的难题，新一轮的大面积的“非典”农村休克症就会出现。

解决“非典”问题是对政府提出的一大考验，政府要体现施政爱民，也要践诺“三个代表”的方向，在这个关键时期，政府能不能服务于老百姓？能不能服务好老百姓？都是对政府体制改革的考验，在这场改革中，官员下课是常见的现象，这也体现了政府务实的改革作风。新一届领导对“非典”的高度重视，而且对国内外信息披露的及时公开，已经展示了中国政务改革的方向，政府的有所作

为反映的不只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对“非典”病例和数据的据实报道，是倡导了新闻自由和改革的方向，很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然而，在预防“非典”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另一现实，政府的战略决策是好的，但政府执行和群众参与过程中有时经常会出现偏差，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隔离了非病毒携带者和非易感人群，相反，却对病毒携带者和易感人群采取放任的做法。不少单位的领导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把疑似病例者无声无息地放假和辞退，这样便不会影响到自己失职和责任，也保护了内部人员，如果把疑似病例者送往医院观察治疗，就会导致单位所有人员的恐慌，也会增加大量的麻烦问题：医疗费用、病人移交、相关人员隔离管理，之所以“非典”病例不断增多，而且，扩展到其他城市，一方面是病毒的传染性较强，另一方面就与管理的松懈分不开，在大局问题上，“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是消极逃避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二、放假就是最好的隔离，是一种偏颇的做法。对于学校学生而言，放假是可行的，但对于大部分的单位都采取放假，就不容易找到和隔离“非典”患者，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放假，就增加管理的难度，流动人口不是回流农村，就是在市区到处流动，增加了“非典”传播途径。三、群众的自觉性不够，政府主导替代了群众主导。这场抵御“非典”的战役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技术、物力和人力，发挥主导的、核心的作用，然而民众多是被动的参与，没有积极的、及时的把这场战役打好，换句话说，群众是战役的主导力量，政府是引导和诱发群众力量的“导火索”，当然，这与各级政府、卫生部门、新闻媒体的保守和各自为政意识分不开，不但存在协调上的问题，暴露了各级机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倾向，也隐寓了政权的弱点和市场化程度低的状况，这在以后的中国改革中都需要逐步的根除。

“非典”问题已经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政府已经疏通了和民众自然的沟通管道，对关键问题政府已经及时准确向民众通报，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措施，政府有所作为有可能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动力，新闻媒体也前所未有的开放，这对促进信息开放和新闻自由是一大进步。新闻媒体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会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经历这次“非典”后，政府对人权和民主更加看重了，整个政府机器的为政队伍更精良了，素质也更高了。“非典”对中国、对世界，虽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灾难，然而，也潜移默化在推动中国的政务改革，特别SARS背后潜在的改革诱发源泉和无形动力，这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典型肺炎事件的负面效应，对一些行业的打击将是非常沉重的。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零售业、饮食业和旅游行业等，所受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非典"给们带来的不仅是恐慌或经济损失，精明的投资应该能够从中窥出一些商机。我们认为，"非典"事件之后，必将引起中国对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的重视。吸引投资，加快这些领域的建设，将是一个可预见的商业机会。除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医药生产等直接相关领域外，"非典"事件后，影响公共健康安全感的公共交通、食品卫生等领域的技术水准的提升，也将需要有大量资金来实现。

尽管非典型肺炎带来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企业充分利用各种科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