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诸帝春猎秋狝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

元朝诸帝春猎秋狝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

李治安

本文分为四部分：元朝诸帝柳林春猎“飞放”盛况，关于上都附近的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昔宝赤万户、贵赤卫等设置及其行猎供役职能，元朝诸帝游猎所体现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他。

作者认为，元朝诸帝沿袭蒙古国旧俗，在大都郊外柳林一带春季“飞放”，在上都附近的东、西凉亭及三不剌等地“秋狝”。后者分为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大规模的合围捕兽仅见于世祖、成宗和英宗三朝。负责养鹰“飞放”的汉地昔宝赤鹰房定籍，始于窝阔台时期。兴和路和察罕脑儿是上都附近御位下昔宝赤鹰房户主要聚屯地。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仁虞院和仁虞都总管府等则为朝廷统辖昔宝赤鹰房的机构。“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和“昔宝赤右手万户”，分别以辽阳行省境内、黄河中下游签起和驻戍的鹰房户作为兵员基础。元中叶昔宝赤及所属鹰人逐渐形成“爱马”（部），文宗朝急剧扩张到14024人，构成皇帝怯薛内部最庞大的分支集团。《马可波罗游记》、伯希和注释及《元史·明安传》等交互印证：贵赤以“脚力便捷与快行”为其专长，具体职司大抵是徒步携犬参与皇帝行猎。

元人王恽言：“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三者而已”①。成吉思汗在位之际，长子术赤就曾分工负责狩猎。对蒙元统治者来说，游猎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甚为重要。围猎活动本身就意味着草原民骑射的军事演习和军事动员。大多数蒙古人都是把飞放游猎视作最大的乐趣和荣耀。正如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孛斡儿出所云：“男子汉带着冬季羽毛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最大的乐趣”。孛罗忽勒也说：“放出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败灰鹤抓走，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②。此乃成吉思汗时代草原贵族那颜对游猎的固有崇尚和向往。而且，时至忽必烈建立元王朝以后，这种崇尚和向往依然没有减弱的迹象。

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言：

①王恽：《秋涧集》卷57《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台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66页。

②拉施德撰，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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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青杂鹘，先朝多或十赐。惟至白鹘觜爪玉如，圣语晓曰：“是禽惟朕及鹰师所鞲，以卿世臣诸孙，宣力之多，日桑榆矣，无以娱心。河南治地，平衍而远，且多陂泽，鹅鹳所集，时出纵之，使民得见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启邪心”①。

成宗铁穆耳对时任河南行省平章的忙兀部畏答儿裔孙博罗欢的“圣语”，颇值得琢磨回味。它至少蕴含着三层意思：第一，成宗铁穆耳曾经和御位下昔宝赤一起亲自调教臂鞲“白鹘”，臂鞲飞放，在元中叶宫廷上层乃至皇帝本人，都亲力亲为，奉行不衰。杨维桢诗“金为冠，玉为衣”，“先帝亲手鞲”②，可为证。第二，海东青以纯白玉嘴玉爪最为珍稀，早在12世纪末也速该拔都儿在世时蒙古人已开始崇尚白海青③。成宗铁穆耳特赐“觜爪玉如”的“白鹘”，显示对“宣力之多”的五投下勋贵“世臣诸孙”博罗欢的例外眷顾和恩泽。第三，成宗铁穆耳等鼓励河南行省平章等蒙古勋贵时出纵鹰飞放行猎，不单单是供其“桑榆”“娱心”和保护其游猎习俗或特权，还寓有蒙古游猎至上和“使民（引者注：主要指被征服的汉人和南人）得见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启邪心”之类的扬威镇遏的意义。足见，元朝皇帝与上都大都岁时巡幸相匹配的春猎秋狝，是元朝统治阶层在政治文化上恪守相沿已久的草原习俗的典型展现或缩影。由此不难窥见在忽必烈“附会汉法”建立元王朝之后长期保留延续草原旧俗的另一政策侧面。

杉山正明教授指出：“大元兀鲁思的宫廷，除去（大都滞留）3个月和两京往返之际的若干天在大都、上都逗留外，全是在两京间作季节性移动的”。“夏季时巡历于上都路的狩猎地、宿营地、湖畔的行邸和凉亭等处，冬季则常常是在大都以东柳林的大狩猎地陈设帐殿幕群来度过时光”④。笔者进而认为，元朝诸帝“春猎秋狝”，应当是他们遵循成吉思汗宝训⑤，始终保留草原游牧君主属性的显著标尺之一。元朝诸帝“春猎秋狝”多寡，或可显示他们对游牧旧俗的保留承袭程度的深浅。前期诸帝“春猎秋狝”尤其是围猎次数偏多。世祖忽必烈奠定两都岁时巡幸及“春猎秋狝”的一朝制度且春猎9次以上，围猎3次以上；成宗春

①《元文类》卷59，四部丛刊初编，第18页B，第19页A。

②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7《白翎鹊辞》，四部丛刊初编，第7页A。

③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翎之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4页。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63节，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31页。

④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145页。

⑤拉施德撰，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5页载：“……只要嗣承汗位的后裔们依然遵守并永不改在全民族中普遍沿用的成吉思汗的习惯（yūsūn）和法令（yāsāq）上天将佑助他们的强国，使他们永远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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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3次以上，围猎1次以上；英宗春猎4次以上，围猎1次以上。而且三人无例外地分别存在海都、甘麻剌、和世王＋束等北方诸王问鼎或抗衡之虞。世祖朝布衣赵天麟曾上奏：“伏望陛下游神太素……简夫游畋之事，革延日弥旬之例，戒光武夜归之失”①。此奏议并没有得到忽必烈的回应和批准。成宗铁穆耳本人即位前在漠北出镇总兵多年，故而围猎次数与乃祖忽必烈毫不逊色。其“飞放”风气亦熏陶影响到江南行省色目官员，时任中书平章的赛典赤孙伯颜甚至以“俺根脚里是昔博赤来”为辞，亲自“题名”奏请批准其弟福建行省官乌马儿“教放鹰者”

②。同样有漠北总兵多年经历的武宗海山则另有构建“三都一台”的别致举措（详后）。以后诸帝的“春猎秋狝”多有逐步减少的趋势。皇庆元年（1312）正月当中书省官员上奏催促“飞放之时至矣”，仁宗爱育力拔力八达却降旨：“今年田禾多不收，百姓饥困，朕不飞放”③。元代文化在格局上的特殊变化就是；由于蒙古入主中原和统一全国，汉地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暂时丧失，蒙古草原文化和汉地文化或并为主导性文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总体上讲，元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是蒙古草原文化居多，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亦有差异。元前期和北方草原地带及两都等场合，蒙古草原文化的比重偏大；元后期和南方等场合，汉地文化主导地位显赫。就最高统治者而言，世祖、成宗等“春猎秋狝”偏多，颇凸显其固守蒙古本位的原则，而仁宗以降大多逐步减少行猎又表明其汉化或儒化的程度不同地加深。在诸帝游猎问题上似可折射蒙古草原文化与汉地农耕文化间的冲突、碰撞。某种意义上，“春猎秋狝”多寡似乎成了元朝诸帝恪守蒙古本位或接受汉法的“寒暑表”。

元末许有壬诗曰：“人虽狗监知文士，世是鹰房袭小儿。梵刹能司天祸福，经筵时论国安危”④。许有壬是元后期唯一一位较长时间担任中书省参政、左丞的汉人进士，他对元朝廷杂糅蒙古游猎俗、吐蕃喇嘛教和儒学经筵而各派其用场的政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诗中“人虽狗监知文士”句，大抵指谓《马可波罗游记》“携犬五千头”从猎的贵赤及奴海赤等，尽管元末此类“狗监”或粗知文墨；“世是鹰房袭小儿”句，讲的则是昔宝赤鹰房子孙世袭。杂剧《唐李靖阴山

①《元代奏议集录》（上）陈得芝辑点，《请简游猎》，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所谓“光武夜归之失”，典出《后汉书》卷29《郅恽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出猎夜还，洛阳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次日上书进谏“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受到奖赏（中华书局校勘本，第1031页）。

②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8《兵部五·飞放·题名放鹰》，第1321—1322页。

③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鹰房捕猎》，第76页B。

④许有壬：《至正集》卷18《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十二首》，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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