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诸帝春猎秋狝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

元朝诸帝春猎秋狝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
李治安
本文分为四部分：元朝诸帝柳林春猎“飞放”盛况，关于上都附近的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昔宝赤万户、贵赤卫等设置及其行猎供役职能，元朝诸帝游猎所体现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他。

作者认为，元朝诸帝沿袭蒙古国旧俗，在大都郊外柳林一带春季“飞放”，在上都附近的东、西凉亭及三不剌等地“秋狝”。

后者分为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大规模的合围捕兽仅见于世祖、成宗和英宗三朝。

负责养鹰“飞放”的汉地昔宝赤鹰房定籍，始于窝阔台时期。

兴和路和察罕脑儿是上都附近御位下昔宝赤鹰房户主要聚屯地。

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仁虞院和仁虞都总管府等则为朝廷统辖昔宝赤鹰房的机构。

“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和“昔宝赤右手万户”，分别以辽阳行省境内、黄河中下游签起和驻戍的鹰房户作为兵员基础。

元中叶昔宝赤及所属鹰人逐渐形成“爱马”（部），文宗朝急剧扩张到14024人，构成皇帝怯薛内部最庞大的分支集团。

《马可波罗游记》、伯希和注释及《元史·明安传》等交互印证：贵赤以“脚力便捷与快行”为其专长，具体职司大抵是徒步携犬参与皇帝行猎。

元人王恽言：“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三者而已”①。

成吉思汗在位之际，长子术赤就曾分工负责狩猎。

对蒙元统治者来说，游猎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甚为重要。

围猎活动本身就意味着草原民骑射的军事演习和军事动员。

大多数蒙古人都是把飞放游猎视作最大的乐趣和荣耀。

正如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孛斡儿出所云：“男子汉带着冬季羽毛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最大的乐趣”。

孛罗忽勒也说：“放出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败灰鹤抓走，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②。

此乃成吉思汗时代草原贵族那颜对游猎的固有崇尚和向往。

而且，时至忽必烈建立元王朝以后，这种崇尚和向往依然没有减弱的迹象。

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言：
①王恽：《秋涧集》卷57《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台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66页。

②拉施德撰，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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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青杂鹘，先朝多或十赐。

惟至白鹘觜爪玉如，圣语晓曰：“是禽惟朕及鹰师所鞲，以卿世臣诸孙，宣力之多，日桑榆矣，无以娱心。

河南治地，平衍而远，且多陂泽，鹅鹳所集，时出纵之，使民得见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启邪心”①。

成宗铁穆耳对时任河南行省平章的忙兀部畏答儿裔孙博罗欢的“圣语”，颇值得琢磨回味。

它至少蕴含着三层意思：第一，成宗铁穆耳曾经和御位下昔宝赤一起亲自调教臂鞲“白鹘”，臂鞲飞放，在元中叶宫廷上层乃至皇帝本人，都亲力亲为，奉行不衰。

杨维桢诗“金为冠，玉为衣”，“先帝亲手鞲”②，可为证。

第二，海东青以纯白玉嘴玉爪最为珍稀，早在12世纪末也速该拔都儿在世时蒙古人已开始崇尚白海青③。

成宗铁穆耳特赐“觜爪玉如”的“白鹘”，显示对“宣力之多”的五投下勋贵“世臣诸孙”博罗欢的例外眷顾和恩泽。

第三，成宗铁穆耳等鼓励河南行省平章等蒙古勋贵时出纵鹰飞放行猎，不单单是供其“桑榆”“娱心”和保护其游猎习俗或特权，还寓有蒙古游猎至上和“使民（引者注：主要指被征服的汉人和南人）得见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启邪心”之类的扬威镇遏的意义。

足见，元朝皇帝与上都大都岁时巡幸相匹配的春猎秋狝，是元朝统治阶层在政治文化上恪守相沿已久的草原习俗的典型展现或缩影。

由此不难窥见在忽必烈“附会汉法”建立元王朝之后长期保留延续草原旧俗的另一政策侧面。

杉山正明教授指出：“大元兀鲁思的宫廷，除去（大都滞留）3个月和两京往返之际的若干天在大都、上都逗留外，全是在两京间作季节性移动的”。

“夏季时巡历于上都路的狩猎地、宿营地、湖畔的行邸和凉亭等处，冬季则常常是在大都以东柳林的大狩猎地陈设帐殿幕群来度过时光”④。

笔者进而认为，元朝诸帝“春猎秋狝”，应当是他们遵循成吉思汗宝训⑤，始终保留草原游牧君主属性的显著标尺之一。

元朝诸帝“春猎秋狝”多寡，或可显示他们对游牧旧俗的保留承袭程度的深浅。

前期诸帝“春猎秋狝”尤其是围猎次数偏多。

世祖忽必烈奠定两都岁时巡幸及“春猎秋狝”的一朝制度且春猎9次以上，围猎3次以上；成宗春
①《元文类》卷59，四部丛刊初编，第18页B，第19页A。

②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7《白翎鹊辞》，四部丛刊初编，第7页A。

③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翎之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4页。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63节，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31页。

④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145页。

⑤拉施德撰，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5页载：“……只要嗣承汗位的后裔们依然遵守并永不改在全民族中普遍沿用的成吉思汗的习惯（yūsūn）和法令（yāsāq）上天将佑助他们的强国，使他们永远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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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3次以上，围猎1次以上；英宗春猎4次以上，围猎1次以上。

而且三人无例外地分别存在海都、甘麻剌、和世王＋束等北方诸王问鼎或抗衡之虞。

世祖朝布衣赵天麟曾上奏：“伏望陛下游神太素……简夫游畋之事，革延日弥旬之例，戒光武夜归之失”①。

此奏议并没有得到忽必烈的回应和批准。

成宗铁穆耳本人即位前在漠北出镇总兵多年，故而围猎次数与乃祖忽必烈毫不逊色。

其“飞放”风气亦熏陶影响到江南行省色目官员，时任中书平章的赛典赤孙伯颜甚至以“俺根脚里是昔博赤来”为辞，亲自“题名”奏请批准其弟福建行省官乌马儿“教放鹰者”
②。

同样有漠北总兵多年经历的武宗海山则另有构建“三都一台”的别致举措（详后）。

以后诸帝的“春猎秋狝”多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皇庆元年（1312）正月当中书省官员上奏催促“飞放之时至矣”，仁宗爱育力拔力八达却降旨：“今年田禾多不收，百姓饥困，朕不飞放”③。

元代文化在格局上的特殊变化就是；由于蒙古入主中原和统一全国，汉地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暂时丧失，蒙古草原文化和汉地文化或并为主导性文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

总体上讲，元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是蒙古草原文化居多，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亦有差异。

元前期和北方草原地带及两都等场合，蒙古草原文化的比重偏大；元后期和南方等场合，汉地文化主导地位显赫。

就最高统治者而言，世祖、成宗等“春猎秋狝”偏多，颇凸显其固守蒙古本位的原则，而仁宗以降大多逐步减少行猎又表明其汉化或儒化的程度不同地加深。

在诸帝游猎问题上似可折射蒙古草原文化与汉地农耕文化间的冲突、碰撞。

某种意义上，“春猎秋狝”多寡似乎成了元朝诸帝恪守蒙古本位或接受汉法的“寒暑表”。

元末许有壬诗曰：“人虽狗监知文士，世是鹰房袭小儿。

梵刹能司天祸福，经筵时论国安危”④。

许有壬是元后期唯一一位较长时间担任中书省参政、左丞的汉人进士，他对元朝廷杂糅蒙古游猎俗、吐蕃喇嘛教和儒学经筵而各派其用场的政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诗中“人虽狗监知文士”句，大抵指谓《马可波罗游记》“携犬五千头”从猎的贵赤及奴海赤等，尽管元末此类“狗监”或粗知文墨；“世是鹰房袭小儿”句，讲的则是昔宝赤鹰房子孙世袭。

杂剧《唐李靖阴山
①《元代奏议集录》（上）陈得芝辑点，《请简游猎》，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

所谓“光武夜归之失”，典出《后汉书》卷29《郅恽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出猎夜还，洛阳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

次日上书进谏“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受到奖赏（中华书局校勘本，第1031页）。

②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8《兵部五·飞放·题名放鹰》，第1321—1322页。

③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鹰房捕猎》，第76页B。

④许有壬：《至正集》卷18《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十二首》，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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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虏》头折有平章白：“石保赤高擎着铁爪苍鹰，奴海赤双牵着金铃细犬”①，又可为佐证。

某种程度上，许有壬诗句似乎是在为昔宝赤和贵赤等参与皇帝游猎执役做点睛般的评骛。

二者恰成为相沿已久的蒙古游猎本位文化一极的重要表征。

人们常常对武宗海山修建元中都的动机感到困惑，甚至容易产生海山欲以中都取代上都或大都的一些猜想。

如果我们从沿袭蒙古前四汗四季行宫或四时捺钵俗的视角，侧重于元朝诸帝两都加春秋游猎行宫体制去探索武宗创建元中都的用意，答案就可以顺利得到了。

元中都与及武宗在柳林行宫附近所修“呼鹰台”，连同上都和大都，实际上是旨在沿袭蒙古国大汗春夏秋冬四季行宫的旧俗。

韩国首尔大学金浩东教授说：元朝皇帝的两都巡行制度，并非以冬夏两季的方式移动，而是继承草原游牧习俗，以四季游幸的方式进行②。

无论辽代的四时捺钵，抑或蒙古四大汗时期的四季行宫，夏冬二季的捺钵和行宫都是最重要的。

况且，上都是忽必烈登汗位肇兴之地，大都是太庙所在和控制汉地财赋的枢纽。

揆以元中都宫城南门内附广场及特有的东西两侧疑似廊柱建筑，其行宫色彩较多，规制功能无法和上都、大都比拟，当时废罢和取代上都、大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人们不难发现：忽必烈以降的元朝诸帝在北赴上都前总是要在柳林一带春猎。

而秋季回銮之际，又总是取兴和路之西道③，在察罕脑儿等处秋狝之后南归大都。

自忽必烈开始，漠南两都城郭功能大大强化，但四时捺钵的基本习俗框架依然在延续和保留。

于是，以两都巡幸为主，附带“春猎秋狝”，由此形成两都加春秋游猎行宫体制。

武宗海山在漠北总兵八九年，对四大汗时期的四季行宫旧俗，当然更为青睐和怀念，故而试图进一步将“春猎秋狝”行宫升格为固定化的呼鹰台和中都城，构成“三都一台”，以“重温”蒙古国大汗春夏秋冬四季行宫习俗的“旧梦”。

这样解释武宗海山修建元中都的是动机和背景，似乎比较合理。

与元朝诸帝四时捺钵和“春猎秋狝”相伴随，还有怯薛组织结构变化和昔宝赤膨胀及贵赤卫的趋显。

自元中叶怯薛组织发生了三种较大变化：一是由博儿赤、
①王季烈校订：《孤本元明杂剧》第20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重印，第1页B。

方龄贵云：奴海赤noqaiči，蒙古语训管狗的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上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6—287页。

奴海赤或不算重要的怯薛执事，他们或许是跟随贵赤等参与围猎。

前揭伯希和《游记》百衲本说贵赤为狩猎师，“他们饲养狩猎犬、寻猎犬、灰狗以及我们称为獒犬的大型犬”，亦可透露这种信息。

②（韩）金浩东：《蒙古帝国君主的两都巡行与游牧习俗》，《中央亚细亚研究》第7辑，首尔：韩国中央亚细亚学会，2002年。

③周伯琦：《近光集·扈从集》，《后序》，第1214册，第545—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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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古儿赤、烛剌赤、阿塔赤、奴都赤等执事分别组建宣徽院尚食和尚醖二局、侍正府、章佩监、仪鸾局、太仆寺、尚乘寺、经正监等①，进入皇家宫廷管理寺监系统。

二是贵赤和原哈剌赤土土哈因军功分别组建贵赤卫侍卫亲军、左右钦察卫侍卫亲军，成为诸侍卫亲军的组成部分。

三是昔宝赤组建为左、右手万户，且既保留在怯薛组织内部，又以“爱马”形态处于相对独立。

尤其是迄文宗朝昔宝赤一度扩充至一万四千二十四人，接近于当时四怯薛宿卫士和饔人（包括累朝）等的总和，成为怯薛组织内部最为庞大的“爱马”群体或集团。

与元朝诸帝游猎相关的昔宝赤和贵赤二执事，先后分别扩充为万户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且与怯薛组织的相对独立及长期维持，表明其执役活动在元朝所受到的高度重视，亦是忽必烈等诸帝“春猎秋狝”奉行不衰在近侍和卫军执役方面的确证。

而昔宝赤万户继续保留在怯薛组织内及其和贵赤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异，似显现元后期诸帝鹰人飞放俗的依然显赫与延续，也显现贵赤扈从宿卫等军事职能的相应上升。

最后说说昔宝赤爱马及其所属昔宝赤户所反映的主从隶属关系。

《元史》卷136《阿沙不花传》载：“阿沙不花既领昔宝赤，帝复欲尽徙兴和桃山数十村之民，以其地为昔宝赤牧地。

阿沙不花固请存三千户给鹰食，帝皆听纳。

民德之，至今饮食必祭”。

这里的“倍输租米给鹰食”的兴和桃山数十村“三千户”与“领昔宝赤”的阿沙不花等长官之间，业已结成牢固的主从隶属关系，而且到了“饮食必祭”顶膜礼拜的地步。

尤其是“至今饮食必祭”之俗，不禁让笔者联想到曾经亲自耳闻的数百年来山西晋中乡村百姓中尚存饮食之前先向鞑子主人献祭的旧有传说。

揆以元代诸色户计各有所属和郑介夫“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语②，以及元初徐大焯“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等略带夸张的记述③，以上“饮食必祭”俗，当基本属实，所反映的主从隶属关系至少在北方地区，应是比较深重的④。

①《元史》卷87《百官志三》，第2200—2203页，卷88《百官志四》，第2224页，卷90《百官志六》，第2288—2289页，第2294—2295页。

②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怯薛》，邱树森、何兆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③徐大焯：《烬余录》乙编，收入李模编《望炊楼丛书》（苏州文学山房据光绪原刊本汇印）第26页AB。

④此外，明武宗时的佞幸江彬即为宣化人，“善骑射”，“出入豹房，同卧起”，“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明史》卷307《佞幸·江彬传》，北京：中华书局校勘本，1974年，第7885—7886页)。

足见，明前期宫廷“豹房”等游猎俗颇重。

谁曾料，元代昔宝赤游猎骑射俗甚至跨越王朝界限，影响到明前期长城附近宣化一带的汉人，影响到明前期宫廷及武宗等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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