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

总论在我国的辽阔大地和海域，分布着种类繁多，产量丰富的天然药材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古代本草书籍所载，已逾3000种，经目前整理，则达8000种左右。

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物质基础。

几千年来，以之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于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药是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

中药的认识和使用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其来源以植物性药材居多，使用也最普遍，所以古来相沿把药学称为“本草”。

本草典籍和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记录着我国人民发明和发展医药学的智慧创造和卓越贡献，并较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及至近代，随着西方医药学在我目的传播，本草学遂逐渐改称为“中药学”。

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知识的一门学科，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章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一、先秦时期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由于采食植物和狩猎，得以接触并逐渐了解这些植物和动物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甚至造成死亡，因而使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辨别和选择。

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上述经验启示人们对某些自然物的药效和毒性作用于以注意。

我国古籍中记述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

古人经过无数次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

据医史学家研究，猿人和最早的人类用以充饥的食物，大多是植物类，因此最先发现的也是植物药。

在渔猎生产和生活开始以后，人类才有可能接触较多的动物及其肉类、甲壳、骨骼、血液、脂肪及内脏等，并逐渐掌握了某些动物类药物的医疗作用。

直至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采矿和冶炼的兴起，又相继发现了矿物药。

在这一时期，人们从野果与谷物自然发酵的启示中，还逐步掌握了酒的酿造技术。

至殷商时期，酿酒业已十分兴盛。

酒不仅是一种饮料，更重要的是具有温通血脉、行药势和作为溶媒等多方面的作用，故古人将酒誉为“百药之长”。

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药物知识也由口耳相传发展为文字记载。

文物考古表明，在数千年前的钟鼎文中，已有“药”字出现。

《说文解字＞将其训释为：“治病草，从草，乐声”。

明确指出了“药”即治病之物，并以“草”(植物)类居多的客观事实。

西周时已有专业的“医师”，“聚毒药药以共医事”。

＜诗经)中涉及的植物和动物共300多种，其中不少是后世本草著作中收载的药物。

《山海经》载有100余种动物和植物药，并记述了它们的医疗用途。

七十年代初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约300个，涉及药物240余种，对炮制、制剂、用法、禁忌等皆有记述，说明中药的复方应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二、秦汉时期西汉时期已有药学专著出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名医公乘阳庆曾传其弟子淳于意《药论》一书。

从《汉书》中的有关记载可知，西汉晚期不仅已用“本草”一词来指称药物学及药学专著，而且拥有一批通晓本草的学者。

通过境内外的交流，西域的红花、大蒜、胡麻，越南的薏苡仁等相继传入中国；边远地区的麝香、羚羊角、琥珀、龙眼等药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

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本草学的发展。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

该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补充和完善过程。

其成书的具体年代虽尚有争议，但不会晚于公元二世纪。

《本经》原书早佚，目前的各种版本，均系明清以来学者考订、整理、辑复而成。

其“序例”部分，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剂型选择等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药学理论的基础。

各论载药365种，按药物有毒与无毒、养身延年与祛邪治病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后世所称的“三品分类法”。

每药之下，依次介绍正名、性味、主治功用、生长环境，部分药物之后还有别名、产地等内容。

所记各药功用大多朴实有验，历用不衰，如黄连治痢，阿胶止血，人参补虚，乌头止痛，半夏止呕，茵陈退黄……。

《本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的药学成就，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文籍焚靡，千不遗一”，后人对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了解还很不全面。

但是，此间留下的本草书目仍有近百种之多。

重要的本草著作，除《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名医别录》、《徐之才药对｝，首推梁*陶弘景所辑《本草经集注》。

该书约完成于公元500年左右，“序例”部分首先回顾本草学的发展概况，接着对《本经》序例条文逐一加以注释、发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针对当时药材伪劣品较多的状况，补充了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及合药取量方面的理论和操作原则，还增列了“诸病通用药”、“解百毒及金石等毒例”、“服药食忌例”(原书无标题，以上题目为后人所习用)等，大大丰富了药学总论的内容。

各论部分，首创按药物自然同性分类的方法，将所载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七类，各类中又结合三品分类安排药物顺序。

为便于保存文献资料原貌，陶氏采用朱写《本经》文，墨写《别录》文，小字作注的方式；对于药性，又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

这在全凭手抄药书的时代，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

本书较全面地搜集、整理了古代药物学的各种知识，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药学成就，并且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

南朝刘宋时期雷数著《炮炙论》，叙述药物通过适宜的炮制，可以提高药效，减轻毒性或烈性，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也标志着本草学新分文学科的产生。

四、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医药学有较大发展。

由于政权统一，版图辽阔，经济发达，同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相继从海外输入的药材品种亦有所增加，丰富了我国药学宝库，各地使用的药物总数已达千种。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分裂、战乱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药物品种及名称混乱，加之《本草经集注》在一百多年来的传抄中出现了不少错误，因此对本草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既是当时的迫切需要，也是本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了由李勋、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

本书的完成，依靠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充分的人力物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

全书卷帙浩博，收载药物共844种。

书中还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对照的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有崭新的特色，不仅反映了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对后世药学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该书很快传到国外，如公元731年即传入口本，并广为流传。

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编成《本草拾遗》。

作者深入实践，不仅增补了大量民间药物，而且辨识品类也极审慎。

陈氏又将各种药物功用概括为十类，即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种，为中药按临床功效分类的发端，唐代已开始使用动物组织、器官及激素制剂。

《唐本草》记载了用羊肝治夜盲症和改善视力的经验，《本草拾遗》记录了人胞作为强壮剂的效力；而用羊届(羊的甲状腺)和鹿届治甲状腺病，则见于《千金方》。

酵母制剂在公元前即有记载，到了唐代已普遍地用于医药，如《千金方》和甄权的《药性论》都对神曲的性质功用有明确的叙述。

唐至五代时期对某些食物药和外来药都有专门的研究。

由盂沈原著，经张鼎改编增补而成的《食疗本草》，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营养学和食治经验，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食疗专书。

李瑚的《海药本草》，则主要介绍海外输入药物及南药，扩充了本草学的内容，也反映出唐代对外来药物引进的情况和认识水平。

五、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是雕板印刷的应用，为宋代本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草书籍的修订，乃沿唐代先例以国家规模进行。

公元973-974年刊行了《开宝本草》，1060年刊行《嘉佑补注本草》，1061年刊行《本草图经》。

《本草图经》亦称《图经本草》，所附900多幅药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本草图谱。

而私人撰述的书籍，如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世简称《证类本草p)，则在此基础上研究整理了大量经史文献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内容丰富，载药总数已达到1500余种，并于各药之后附列方剂以相印证，医药紧密结合。

宋以前许多本草资料后来已经亡佚，亦赖此书的引用得以保存下来。

它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国家药局的设立，是北宋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药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1076年，在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经营的熟药所，其后又发展为修合药所(后改名为“医药和剂局”)及出卖药所(后改名为“惠民局”)。

药局的产生促进了药材检验、成药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炮制、制剂技术的提高，并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秋石”是从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它的制备方法最早见于《苏沈良方》。

《宝庆本草折衷］则有“猪胆合为牛黄”的记载。

此外，宋代用升华法制取龙脑、樟脑，蒸馏法制酒等，皆反映出这一时期中药制剂所取得的成就。

六、金元时期宋代本草著作的大量刊行，方兴末艾的药理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药学文献，并扩展了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

他们不再承袭唐宋的本草学风，改变了以资料汇集整理、药物品种搜寻和基源考证为重点的作法，编纂药书，不求其赅备，而多期于实用。

因此，金元两代没有出现一种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本草。

这一时期的本草，一般出自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

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本草论》，张元素的《珍珠囊》、《脏腑标本药式》，李东垣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

上述本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二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

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气、味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

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元代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是饮食疗法的专门著作，记录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药和元蒙宫廷食物的性质及有关膳食的烹任方法，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更加广泛，在药物相互贸易中，政府还派遣人员去各国采购。

阿拉伯人、法兰西人开始来华行医。

回回药物院的建立，更促进了中国医药和阿拉伯医药的交流。

七、明代明代，随着医药学的发展，药学知识和技术的进一步积累，沿用已久的《证类本草》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弘治16年(1503年)，刘文泰奉救修定本草，花费两年时间编成《本草品汇精要］42卷，收药1815种，分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24项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