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

《金匮要略》谓：“上工治未病……见肝之病，知肝传未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

四指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
中医治未病
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是“未病先防”，预防疾病发生。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类经》注释“此承前篇而言圣人‘预防’之道”。

《灵枢·逆顺篇》：“上工，刺其‘未生’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
二是对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如《刺热篇》：“肾热病者，顾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脏气热于内，必先见于色，病虽未发，见其色而即刺之，名曰治未病。

”《八正神明论》：“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

”《集注》：“萌芽，始发，见其洒淅动形而即治之，不使有伤三部九候之气。

”
三是“既病防变”，防止疾病发展。

《难经·七十七难》：“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相同语句又见《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首“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根据五脏（五行）之间生理、病理相关原理，从整体出发，预测原发脏的病变发展趋势，采取非针对“现脏病”的“隔二、隔三脏”预防性治疗，防止继发脏病的产生，杜绝疾病发展和传变
“未病”一词首见于《素问•四气调神论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段话从正反两方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

可见很早以前，祖国医学就已经注意到了治未病的问题。

后世医家对治未病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挥。

张仲景发展了《黄帝内经》以来的相关思想，他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多侧面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方法，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治未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说，养生保健，均有涉及；治则方药，一应齐全。

孙思邈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3个层次，要求医生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

在《千金》两方中，他还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喜养性者，治未病之病”，创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

朱丹溪对治未病也有高明的认识，云：“已病而后治。

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叶天士未雨绸缪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提出的“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观点，是指疾病过程中要防变于先，采取主动。

此外，东汉华佗创五禽戏健身法，晋代葛洪强调气功摄生等，是很可贵的。

2 治未病重视未病先防
《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指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
其腠理”。

论述了养慎的重要性，指出摄生养慎对未病前预防疾病有积极意义，并介绍了具体的预防措施。

提示入若能内养正气，外慎风寒，与自然界四时气候相适应，就可以抵御外邪侵袭，避免疾病的发生，这是预防疾病的关键所在。

这与《素问•刺法论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精神是一致的。

仲景遵“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的防病原则，提出了养慎的具体措施：一是节制房室，“勿令竭乏”，以免损伤元真之气，因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肾精决定着人之生长、发育、生殖、强壮、衰老。

二是服食适宜，穿着要随气候变化而相应增减即所谓“适寒温”。

饮食要有节制，节其冷热，避免大寒大热，过饥过饱，这些都易克伐胃气。

另外饮食还要求全面，不偏食，五味调和，保证营养齐全。

三是防备金刃、虫兽等其他方面的伤害。

四是“导引、吐纳”，即自我按摩，调整呼吸等养生体育活动。

这些摄生方法都使人体对外抗御机能增强，使腠理这一气血流行和内脏正气通会之处成为防御外邪的坚强门户，御邪于外，则病无从可生。

3 治未病重视有病早治
《金匮要略》云：“适中经络，末流传脏腑，即医治之。

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仲景警示人们若一时不慎而感受外邪，必须及时早期治疗，防微杜渐，以防病邪深入于内，灭病邪于萌芽之时。

如在经络开始受邪，趁尚未深入脏腑之时，即及早治疗；四肢刚刚感觉重着不适，即用导引、吐纳、针灸、膏摩等方法，使机体气血畅行，提高抗病能力，杜绝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仲景十分重视在疾病初发，邪位浅表时治病的重要性，要善于抓住疾病的典型病证，及早诊断，早治已成之病，以免贻误病情，防止疾病由浅至深，由轻至重。

4 治未病强调既病防变
“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仲景依据脏腑病证的传变规律，以治肝实脾为例阐明了已病后对未病脏腑在治疗上的预防措施，指出在治疗疾病时应注意照顾未病的脏腑，防止疾病的传变，先治或先安未病的脏腑，截断疾病的传变途径，防其蔓延为患，使疾病向痊愈方面转化。

同时还提出对已成之病，要采取积极的救治措施，防止病情的逆变，阻止病势的发展。

疾病初愈，要补养正气，注意调摄，促进康复，防止原病复发或复生它病。

二、治未病思想贯穿《金匮要略》的始终
如果虚实是首篇主题，《金匮要略》就应退出中医四大经典行列。

因为既然是首篇主题，作为全书总纲的首篇必然会将之贯穿全书，成为全书主题。

如果不是首篇主题，那么什么是首篇乃至全书的主题呢？笔者认为治未病思想贯穿《金匮要略》的始终。

（一）首篇的治未病思想。

《金匮要略》开篇即问：“上工治未病，何也？”紧接着举例从脏腑整体观（1条）、天人整体观（2、7条）、自然整体观（8 条）及内外整体观（11、12条）进行论述。

《金匮要略》的治未病思想自然在“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列。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等即是。

仲景继承内、难的这些治未病思想，并具体化。

治未病思想首篇仅涵盖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两方面。

1．未病先防第2条从天人整体观出发论述治未病。

天与人，好比水与舟，水能浮舟，
亦能覆舟，故人必须注重养慎，以防客气邪风中人而发病。

第7条则把天人整体观具体化，强调人体的脉象、色泽应与自然界的节令相符，若“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第8条则强调自然界的气候应与节令相应，即《内经》所强调的“至而至”，亦即自然整体观。

只有自然界保持了其整体一致性，才更加有利于人与其协调统一，而不致染病。

2．已病防变第1条从脏腑整体观出发论述治未病。

五脏六腑虽各有其生理功能，但彼此间存在生克乘侮关系，故某脏有病，最易传之于其所克之脏。

肝病实则疏泄太过，易传病于脾，故“当先实脾”，以防肝病之传；肝病虚则疏泄不及，也可影响及脾，故“益用甘味之药调之”。

这告谓后世，不单肝病，所有脏腑之病，无论实与虚，皆能传病或影响及其所克之脏。

如肾病传心的乌头赤石脂丸证，心病传肺的百合地黄汤证，肺病传肝的“肝色青而反色白”，脾病传肾的甘姜苓术汤证，故要严加防范，先安其未受邪、未受病之地。

第11、12条则从内外整体观出发论述治未病。

脏属阴、属内，腑属阳、属外；口近乎内，四肢属外。

故脏病深重难治，即“入脏即死”；腑病浅轻易治，故“入腑即愈”。

不仅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而且“百病皆然”。

示人对所有杂病都必须及时、如法治疗，以防其传变。

很显然，这其中所涉及的肝病的实与虚、浸淫疮的向内与向外乃至卒厥病的入脏与入腑，皆系举隅之论，以阐述其治未病思想。

在论述诊与治的条文中，也贯穿治未病理论。

如：“鼻头色青，腹中痛”，为肝病传脾；“鼻头色微黑”，为肾水侮脾；鼻头“色黄者”，为心阳虚而寒，病及其子，肺阳虚而寒，累及其母（3条）。

表里同病先温里，是为防表邪传里（14条），痼卒同在先治卒，是因卒病相对易治，以防卒病蔓延，与痼疾沆瀣一气（15条），等等。

恕不再枚举。

（二）其后篇章从反面阐述治未病理论及其重要性除正面告诫（含治未病的第三个内涵）外，主要从误治与失治两方面着手。

1．正面告诫
这其中涵盖正确治疗、及时治疗及调摄的重要性、危害性。

对寒湿在表的麻黄加术汤证，强调“慎不可以火攻之”；对“病人欲吐者”，强调“不可下之”；对阴阳毒病强调“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百合病“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对风湿在表的麻杏苡甘汤证，昭示“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

”对历节病强调“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还强调过食酸咸易致历节病；肾著病的形成是因为“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对淋家告诫“不可发汗，发汗则必便血”；对衄家强调“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眴，不得眠”；对亡血者告诫“不可发其表，汗出即寒慄而振”等等，皆在强调防止染病或变生它病。

治未病的第三个内涵，即已愈防复。

第十七篇道：“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炉烟虽熄，需防灰中有火。

这是《金匮要略》，也是《伤寒杂病论》重要的治未病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可不知。

2．误治致病
“太阳病，发汗太多”及“风病，下之”皆能致痉。

“疮病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否则也能导致痉病；湿病“若下之早则哕”，“湿家下之”则“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暍病“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百合病误发汗则致心烦、口躁，误攻下则致呕吐、呃逆，误涌吐则致虚烦不安；虚热肺痿可因于反复发汗，反复涌吐，反复利尿及反复攻下，重亡津液致虚热内生；发汗太多，火不济水，可致肾气奔豚；寒实腹满“绕脐痛，……谷气不行” 而反下之则致冲气上逆或心下痞满；重证支饮用石膏太过则致心下更加痞坚；支饮证兼肾虚、血虚若误用辛温燥烈的小青龙汤则可致手足厥逆或麻痹、冲气上逆等一系列变证；胃阳虚而寒若逆用下法则易导致寒湿谷疸；酒疸误下则易致黑疸；黄疸病胃阳虚而寒若误投清热法则易致呃逆；误用汗法、下法可致胃反；妊娠病“治逆”则加重呕吐，
增加下利；“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则致心下痞，等等。

3．失治致传变
痉病栝楼桂枝汤证表现在太阳，葛根汤证表现主要在太阳，开始内传阳明（阳明经脉环行于口，口噤不得语说明寒邪已由太阳传至阳明），大承气汤证表现全在阳明经脉，这间接地告诉我们，对痉病要及时治疗，否则将由外传内，且表现在内；湿病若失治则外湿传内，形成以“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为主症的湿痹证；百合病失治则变成口渴症、渴不差甚至发热症；疟病失治可演变成疟母；血痹病轻证失治可演变成黄芪桂枝五物汤所主之重证；虚劳病失治可致“风气百疾”或干血留著，两目暗黑；黄汗证失治必致痈脓；风水证失治易演变成皮水或脾水；寒湿黄汗若发汗得当则身体轻快，发汗久久则阴虚及阳致全身目闰动；产后郁冒病解除以后若饮食不节则导致胃肠结实；产后气血郁滞而致腹痛，若失治易致干血留著；妇人杂病若治不及时“久则羸瘦，脉虚多寒”；半产后若瘀血长期停滞在少腹易致下利不止；前阴中干血凝滞即所谓“脏坚癖不止”可演化为白带，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治未病思想不仅在《金匮要略》首篇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一以贯之。

与治病相比，仲景把防病看得更重要！
医家感悟
叶天士
——清代名医，温病学派创始人。

他对于“治未病”的既病防变研究颇深，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这种提法进一步阐明了“治未病”的另一层涵义，即在疾病过程中要主动采取措施，防变于先，控制病势发展的思想。

其预防传变主要体现在护阴保津上，这是由温热病的特性所决定的。

从温病的证情看，一般是热偏盛，易出汗，更易伤津耗液。

张景岳
——明代著名医家。

关于什么是“治未病”，他感受颇为深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

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

”他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

”可以说张景岳是一语中的，指出了“谨于微”就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其先兆的，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健康当然也不例外，能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微兆扼杀在萌芽中，这便是掌握了医学的纲领、摄生的法则。

朱丹溪
——元代著名医学家。

对“治未病”有许多高明的认识，如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中说:“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

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

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
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长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

”
孙思邈
——唐代著名医家，史称“药王”。

他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要求医生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

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他还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善养性者，治未病之病”，并创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

他认为人能否延年益寿与养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

他还积极推广养生功法，认为经常适当的劳作运动，能促进身心健康。

所谓“动则不衰，用则不退”。

此外，孙思邈还在著作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

”也就是说，食物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增进健康、益寿延年的途径。

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使五脏功能旺盛，气血充实，提高适应自然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力量。

葛洪
——晋代著名医家，他在防病养生方面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述。

首先，提倡“养生以不伤为本”，重视身体保养。

疾病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是由于人们防患意识淡薄，平日不注意护形、养神而致。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愈如抽丝。

”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良后果，后悔晚矣。

其次，强调劳逸适中，慎避外邪。

他在《抱朴子》中指出，一个人所以常生病，皆因风寒暑湿所致。

如果平日注意内养正气，形神相卫，各种邪气就不会侵犯人体。

此外，葛洪还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

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

他提出一系列不损伤气血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

在精神保健和心理卫生上，葛洪提出要除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财物，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诅嫉。

他明确告诫我们：“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千百年。

”
华佗
——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擅长外科手术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因而被誉为外科学始祖，相传著有《中藏经》一书。

其“治未病”思想与实践主要有：创五禽戏，强身健体。

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曾对其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

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

”也就是认为运动有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促进饮食的消化输布，使气血生化之源充足，气血流通，则身体健康而长寿。

他根据古代导引术，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不同形象和特有的动作特色，创立了一套适宜于防病、祛病和保健的医疗体操——“五禽戏”。

他的弟子吴普施行五禽戏法，到了“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调摄精神，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华佗非常重视七情、饮食、起居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他要求人们“宜节忧思以养气，慎喜怒以全真”。

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避免不良精神刺激和过度情志波动，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他认为饥饿过度会伤脾，宜饮食有节，不可过饱或过饥，切忌偏嗜，并控制肥甘厚味的摄入。

他还认为“色欲过度则伤肾，起居过度则伤肝”。

若起居无节，酒色过度，可损伤人体正气，导致各种疾病。

天人相应，顺应自然。

华佗认为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必然影响人体，使之发生相应的生理和病理反应。

人体疾病的发生，是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只有掌握其规律，适应其变化，才能祛病保健。

张仲景
——东汉著名医家，史称“医圣”，对“治未病”有着独到的研究。

据《针灸甲乙经·序》记载，一天，仲景与侍中王仲宣相遇。

仲景说他已患病了，到了40岁的时候眉毛要脱落，然后过半年就会死去，并且告诉他服五石汤可免除。

俗话说，“忠言逆耳”，王嫌仲景的话难听，就没有服药。

后果如仲景所言，王仲宣到了40岁时先是眉落，继则死去。

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张仲景诊察未病的造诣是很高深的。

他发展了《黄帝内经》以来的相关思想，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等多侧面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方法。

以《伤寒杂病论》（后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一书为标志，“治未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说，其中关于养生保健，均有涉猎；治则方药，一应齐全。

?
张仲景的“治未病”思想主要包括：无病重防。

在健康状态下，重在摄生以防病，一方面，充分认识风寒湿燥暑等外邪致病的规律及特点，做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另一方面，提倡饮食有节，保洁，忌冷食，勿贪食，且保持精神愉悦，做到起居有常，“房室勿令竭乏”，在此基础上通过导引、吐纳等方式锻炼身体，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保持“五脏元真通畅”的生理状态，使病邪“无由入其腠理”。

既病防变。

此为仲景“治未病”的中心环节，具体表现为：首先，要早期治疗。

在疾病之初，要不失时机地给予正确治疗，尽量祛邪于萌芽阶段。

其次，治未病的脏腑。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经络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也必然成为在病理状态下疾病传变的内在依据。

为此，仲景将治未病的脏腑作为既病防变的重要措施。

如《金匮要略》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第三，
慎治防变。

仲景列举了大量临床上因为医家误治而引发严重不良后果的例子以警示后人，如“淋家，不可发汗，复汗必便血”等。

仲景还将顾护脾胃作为慎治防变的关键环节，在施治过程中念念不忘“勿犯胃气及上二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