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诗词集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诗词集

《辛亥风云》有感

宝鸡杨斌

时光如梭，辛亥革命100周年转瞬就到了。回顾100年前的这场历史巨变，纪念这个革命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继承发扬辛亥志士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从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为富强、文明、民主，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是在清政府异常腐败、中国面临危亡的时候发生的。近代中国曾经很值得称道，有资料称，清中前期的国民总产值曾达到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多。然而到了晚清，封建统治腐朽没落，国内矛盾激化、弊病丛生，农民起义斗争此起彼伏。而这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鼎盛的局面，民主共和制度在解放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本能扩张，致使衰败的中国战争不断败北，不平等条约接连签订，大片领土被蚕食、割让，天文数字的巨款被勒索。而清政府中保守势力却非常强大，任何想改良、改革现状的企图，都以惨败而告终。终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不愿在现存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革命的条件逐步成熟了。

辛亥革命毫无疑问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巨变。它彻底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初级的民主共和体制，实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当时政治空气活跃，法政学校遍布全国，各种政党团体、社会组织和报纸杂志纷纷涌现，在鱼龙混杂，弊端百出中，也首次以

选举的方法产生了国会，建立起现代性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秩序。同时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逐步在中国广大人民中传布开来。从此中国人民知道了，国家政权除过禅让、世袭等方式外，还可以采用选举的办法；知道了国家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个人的疾苦诉求是可以公开表达的；知道了表示尊卑的跪拜之礼可以废除，表示屈辱的男性辫子、女性裹脚也终于可以剪除等等。这在皇权统治下都是不可思议、大逆不道的。

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成果，是在南京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制定了体现“主权在民”思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目标。虽然这个《约法》最终被以袁世凯、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所弃毁，但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最佳理论成果，它所绽放的历史光辉却是长久的。

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尤其不能忘了那些为了国家的命运而英勇奋斗甚至慷慨捐躯的志士仁人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邹容、陈天华、秋瑾、赵声等慷慨赴难、以牺牲唤起民气的舍身精神；章炳麟、徐锡麟、蔡锷、廖仲恺等屡挫不折、奔走呼号、前赴后继的忘我精神等等，都是值得敬佩、值得讴歌，值得世代相传的中华民族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们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实的继承者。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我们可以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面貌深刻变化来告慰孙中山先生们。我们还要铭记孙中山等革命先辈振兴中华的夙愿，继续把几代中国人为之呐

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推向前进。

民革宝鸡市委员会和宝鸡市诗词学会的同志们，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筹划编印了这本纪念诗文集，为我们不忘先驱，铭记历史，继承精神提供了一本好教材。在这本书中，辛亥志士们的忧国忧民、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原貌呈现，令人震撼；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朝代，它的中前期曾经有非常鼎盛的局面。虽然世界资本主义与清王朝入主中原几乎是同时期现世的，但资本主义初期的生产力还是远不能与这个世界最大最久的封建主义末期相比，从康熙、乾隆时期开始，社会生产较快发展，民众生活基本安定，这样的繁衍成果在当时世界是仅有的。200多年间，王朝的人口从近一亿增长到四亿多，占当时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正是这200年，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却走上了尽头。当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成果伴随着野性掠夺展现在古老中国面前时，这个王朝大有一触即溃之势！大块的领土丧失，大宗的权利沦丧，列国的强权，似也左右着这个把皇权看得至高无上的朝廷的政治走向。面对欺凌，改革改良的趋势似乎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简单的尝试却被血腥扼杀，甚至不惜把那个还稍有些振兴心性的皇帝也打入冷宫。

于是，革命成为必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的朝廷，不但民众感到愤慨，甚至作为执政支柱的官吏们大多数也感到困惑了！改弦更张，挽救危亡，似乎成了一个普遍的心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这时应运而生，国家的命运和屈辱使他们走在了一起，外国的发达富强使他们决心更加坚定！1905年末科举制废除，新学制颁布，西学逐渐成为全

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无意间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年轻新锐就此脱颖而出，为封建制度最后的灭亡敲响了丧钟。

革命党人把从新兴的资本主义那里获取的很多新思想、新蓝图，传播给国内的民众，革命的舆论也有了一定市场。时机逐步在成熟，革命党人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虽然牺牲不少，也极大的震动了清王朝的统治，却都没有出现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样，天下八方呼应，朝廷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最痛心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之役，损失同盟会骨干100余人，而其时距武昌起义不到半年时间。

武昌起义的爆发在当时来说确实事出突然。后来人也多觉得偶然性太大。孙中山先生就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从前十次起义的过程看这次，确实有许多偶然性。同盟会组织起义多次，而这次却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组织的，而且由于突发情况，两个组织的领导人被捕的被捕，脱逃的脱逃。其余下层新军人员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冒然发动，获得同城几支部队响应，以3000人之众，一夜间攻克武昌城，清总督逃跑、提督弃战，完成了这个胜利。而大部分驻鄂清军赴川镇压保路风潮，更成为起义胜利的有利条件。此后不到两个月里，关内十八省中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但偶然中却蕴涵必然：清政府的腐败使上层人士和下层群众都渴望着变革发生；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和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了革命的预演和前奏；清政府在世界潮流推动下建立的新军和新式学堂孕育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