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

第一节 魏晋玄学
一、玄学之风
玄学是魏晋时期特定时代的产物，玄学产生的原因是：
①社会大动乱
当时各派势力为了取得政权，相互进行残酷的战争，曹操时，为消灭异己，打击豪强，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人士如孔融、杨修等。在曹氏与司马氏争权斗争中更有许多名士如何晏、夏侯玄、王弼、嵇康等死于非命，这就使许多人对现实社会产生悲观的思想，不问时事而流于清淡，由此导致玄学的产生。

②儒家号召力下降
儒家经学到此时走向繁琐，于时无补而日趋衰落，儒家力主的“名教纲常”，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危机，君主无以保其位，君臣关系朝夕间可能完全颠倒，君主已无权威可言，“名教纲常”成了空言，儒学地位也一落千丈。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秦道家取而代之，以玄学的面目再现于世。

③门阀制度的形成
由曹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直接导致地主阶级内部分化为“士族”和“庶族”（寒门），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家大族的形成自有其渊源，从战国时的军功地主到东汉时的豪强大地主，东汉后期出现世家大族，如袁氏“四世五公”、杨氏“四氏三公”；隋唐时的“关陇士族”是其余脉。门阀制度的形成，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魏晋名士大都出于士族，他们有经济实力和闲情雅致从事其所感兴趣的事，而不去（或无法去、或不愿去）追崇权势与名利，他们超脱现实，卑视名教，不拘礼数，举止狂放，傲视尘世。他们弹琴、咏诗、啸歌、登山、游水、饮酒、服食（五石散），乃至锻铁（嵇康）、裸形（刘伶）等等，展示了名士风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成为时尚。在《晋书》《世说新语》等书中记载了名士的言行举止，他们公然宣称:
“礼岂为我辈设？”
“礼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 。

刘伶纵酒放达，常脱衣裸形，以天地为房，屋室为衣，人入其室，问何入其衣中。
阮籍请为步兵校尉，乃校尉府厨中有好酒之故；籍母殁，其蒸一肥豚，狂饮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谢安欲纳妾，因妻善妒，乃使侄、甥等劝谏、“关睢螽斯有不妒之德”，夫人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谓“若使周姥传，应无此语也”。
不仅名士如此，魏晋妇女在生活中违礼背教的言行亦不少见：“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叹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浑弟)，生儿故可不啻如此’。”(《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之八 》）

王羲之“东床坦腹”亦是名士风

采的体现。：“郄（鉴）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导）丞相书，求女壻。丞相语郄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郄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郄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世说新语·雅量》）

反抗礼教是玄学之风的主要表现，在日常行为中完全不拘礼节，这在汉代是无法想象的，然在魏晋却见者不怪，习以为常，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宽松，换言之，在社会动乱的前提下，统治集团无瑕顾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表现在学术思想领域，就是玄学思潮的兴起。

　二、玄学思潮
玄学的创始者是何晏、王弼，其后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表面上是用老庄学说解释儒经《周易》，以作清谈之用，实际上是对老庄哲学的发展，玄学家们从各自立场出发阐述他们的思想主张。

何晏（196～249）汉大将军何进之子，少时随母为曹操收养，及长，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为妻，官至尚书，因附曹爽（曹操侄孙），为司马懿所杀。
史载他好修饰，耽情色，党同伐异，强占国财，其中难免有司马氏攻讦之词。
有著作《论语集解》留世。

王弼（226～249）天才少年，曾任职何晏手下。晏杀虽免死，但是年因疾而亡，时年24岁。
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等。

何王观念大致相当，主张“贵无”，道为无，无即道，以无为本是何王的根本主张。
承老庄之学，何王也主张无为而治，“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顺物之性，不别不析”，利用事物要依其本性，顺其自然，治天下也同此理。君主不应滥用刑威，否则“民不畏威”，其结果会“上下大溃”，故“无为”才是正确的方法。
何王强调名教出于自然(有出于无)，这是用“援老入儒”的方法来为封建伦理纲常辩护。何王虽承老庄，但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只是用道、无、自然等代替汉代的天人宇宙系统作为统治天下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就使玄学取代了经学地位，成为当时哲学的主流。

阮籍（210～263），竹林七贤之一，《晋书》本传曰：“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 忽忘形骸。”（《晋书·列传第19》）。
面对纷乱的社会，阮籍为全身而多次辞官，司马懿当政后出任低级官职

也属无奈。司马昭想召其为幕僚，他借口“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司马昭曾欲向阮籍为司马炎求亲，籍“以酣醉获免”。其“性至孝”，母死却饮酒为事，他人吊丧，白眼相待，嵇康带酒携琴而来，却大悦。从上可以看出，阮籍醉酒猖狂，实乃明哲保身之法，故能得善终，他与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并称“竹林七贤”，其中阮与嵇齐名，其他五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著有《阮步兵集》。今有辑录《阮籍全集》。

阮籍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老子之道，易之太极，春秋之“元”，实际是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万物是其运动的结果，这是他的自然观。对世俗礼法他认为只是“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赏刑的结果是“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之祸”，当然阮籍也承认等级的存在，认为“处卑而不犯乎贵，在上而不凌乎下”亦是尊循“自然”。
阮籍虽有济世之志，却因生于乱世无所作为，只能避世以全身，他傲然任性，喜怒不形于色，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极高的情操修养，这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真实反映。

嵇康（224～263）竹林七贤之一。《晋书》本传曰：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晋书·列传第19》）。
嵇康为曹操曾孙婿，官拜曹魏政权的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与曹氏政权关系密切，不依附司马氏政权。与阮籍、山涛、向秀交友，山涛后归俯司马氏政权而升官，荐嵇康， 嵇康竟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而断绝友情 。

嵇康政治上倾向于曹魏政权，为司马氏政权所不容，故以游山采药、弹琴咏诗、养性服食及锻铁为事。司马氏政权依然暗中监视他，司马昭手下钟会（魏晋名士）去见嵇康，“康不为之礼，而锻(铁)不辍”，良久，会欲去，嵇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弦外之音，不言而喻。当时嵇康有一好友吕安，遭兄吕巽诬陷，以“不孝”之名下狱，嵇康挺身为吕安作保，亦被下狱，后两人同时被杀。著有《嵇中散集》，散佚，后人有辑本，鲁迅先生亦曾辑校《嵇康集》，今有辑录《嵇康全集》。

嵇康认为天地万物乃禀受元气而生。
关于名教，何王强调之，阮籍揭露之，而嵇

康则批判之，他对司马氏与曹氏为争权而假借“名教”铲除异已，深恶痛绝，故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与庄子一样向往古代社会，对比古代的纯朴与当时的欺诈，看到儒家名教的伪善，越名教并非弃名教，而是由名教而任自然，名教要尊循天然。因此，嵇康治世方案仍是“无为”。
就政治主张而言，嵇康并无新的内容，且在现实社会中也无法实现，故只能独善其身：不为官、不攀上、饮酒、养性服食、登山游水、弹琴咏诗，一切顺乎自然，终成一代名士，这是继承发展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并加以实践，使道家的人格理想——追求个体价值得以实现。

向秀（227～272），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好友，嵇康锻铁，他佐鼓排，由于向秀与曹氏无牵连，后又依附司马氏故能终其天年，曾注《庄子》，已散佚，其观点存见于郭象《庄子注》中。
郭象（252～312）《晋书》本传称其“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 （《晋书·列传第20》），后在司马氏政权内任职当权，官至太傅主薄，有《庄子注》留世，或为向秀之作“窃以为己注 ” （《晋书·列传第20》），今本《庄子注》可视为向郭共同著作，代表两人思想。

向郭认为，万物是“块然而自生”即“独化”，万物之“有” 未有“独化于玄幂”，玄幂意黑暗。万物化生为“有”，此“有”之质不会改变，人是人，兽是兽，山是山，水是水，世上一切是“命之所有者，非为也，皆自然耳”，
宇宙万物的化生，皆因自然，每一物生成后又不会产生质的变化，因此社会本身也不会改变，君臣上下，手足内外，纲常名教也不会改变，故向郭主张“顺天以应人”，一切听之任之，实质上这肯定了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就这方面而言，已完全失去了由庄子到嵇康、阮籍的批判精神，这是发展了庄子学说中消极庸俗的一面，也是对庄学本质的曲解。

既然社会秩序是自然不变的，那么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命定的，故人应安命，各安其位，方能“得其真性”。在向郭看来，人生最大的惑就是不安本分，贫者欲富，贵者思愈贵。只有“忘己”、“无我”才能不惑。“夫圣人，无我者也”，“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忘首先要忘掉得失、爱恶，“祸福生于失得，人灾由于爱恶”，其次忘掉生死：“死生觉梦，未知所在，当其所遇，无不自得，何为在所(梦中)而忧彼(现实)哉”。这就是向郭的人生态度，表面上是悠然自得，无忧无虑，实质是要人安命顺天，麻木不仁。

向郭《庄子注》中所阐述的理论，实际是对庄子的修正，也是对何王、嵇阮的

否定，这是为了维护当时统治的需要而作，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向郭理论对魏晋玄学的发展起了反面作用，后世有人言：
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总之，魏晋玄学是对老庄思想发展，玄学家发展了老子的政治哲学——以无为本、无为而治，结果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不过，强调以无为本，打破了汉儒的天人宇宙论，这是一个贡献。
玄学家主要发展了庄子的人生哲学，玄学家注重人的外在容貌、气质、风度、格调，实际表达内在的人格和精神风貌，他们种种悖世脱俗的言行举止，也体现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内在品格，以至于他们口吐玄言的清谈习风，也反映了内在的智慧和思辩精神，这是对人的肯定，是人性的觉醒，强调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意识，这才是玄学的实质所在，也是玄学在以后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

当然，玄学之风中也存在着某些颓废的现象，但这往往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即便存在，也是现实社会的残酷事实所致，作为哲学意义的玄学而言，它把先秦老庄哲学发展了一大步，此后道家学说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但儒道互补的局面却已形成，对个人生命的欣赏和倦恋及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与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重要内函，玄学家完善了庄学中的人生哲学——以人为本，其作用和意义是极大的。
第二节 文化的冲突、融合与发展
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特征。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文化会遭遇并交织在一起，由此出现不同质文化间的相互竟争，并导致文化的冲突。
文化冲突的结果无外乎两种，一是不同质文化间的矛盾无法调合而分道扬飙，二是不同质文化间相互适应、融合，并完成一体化的过程，从而使文化得到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动乱，导致汉文化与少数民族（胡）文化之间、汉文化与外来文化（佛教）之间的大冲突，其结果使胡汉文化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外来文化则经过调适，与汉文化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此外，汉文化在南方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文化的冲突，融合与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从东汉后期开始，周边少数民族乌桓、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就开始逐渐进入内地，其中乌桓在袁绍与曹操争战中，因助袁而被曹所灭，其部也被迁入内地，逐渐与汉人融合。其余民族在魏晋时期都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境外），西晋后期，他们陆续起兵反抗西晋的统治，晋室南迁后，这

些少数民族在中原（北方）地区建立起十六个政权，开始十六国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散居在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投奔到本民族的政权下，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族。由此出现了史称的“五胡入中原”的情况，胡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原。

根植于草原游牧地区的胡文化与根植于内陆农业地区的汉文化发生直接的碰撞，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对胡人而言，汉文化源渊流长、博大精深，使他们感到既陌生又难解：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折扬柳歌》其四
前秦统治者苻坚（氐人）“尝之太学”，召问属下：“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晋书·苻坚载记》）

落后的胡文化面对先进的汉文化，显然处于劣势。反映在文化心态上，胡人表现出来的是：既自卑又自大的文化心理。
胡文化由于失去其生存环境（草原）,在内陆无法展示其风采，而在汉文化面前产生自卑心理。
后赵建立者石勒（羯人）卑谓道：“勒本小胡，出于戎裔”（《晋书．石勒载记》）；
鲜卑人段叔碑自认为：“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
匈奴人勒准叹息道：“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

所以，胡人总想把自己同汉人联系起来：
匈奴人刘渊（汉国建立者）伪称自己是：“汉朝刘氏甥”；
北魏孝文帝更是宣称“魏之先出于黄帝”。
由此看来胡文化的“汉化”似乎是非常容易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胡人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扬胡抑汉”的思想倾向：
“时鲜卑共轻中华”（《北史·高昂传》），因为他们毕竟是政权统治者，有“轻中华”的条件和资格，更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后盾，所以胡人对汉人表现出蔑视的态度，贬称汉人为：
“汉”、“汉辈”、“汉小儿”、“一钱汉”、“贼汉”、“狗汉”、“恶汉”、“无赖汉”等。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三中考证“汉子”一词来历时说：“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
石勒有“讳胡之律”，不许汉人说“胡”字；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见部下贺狄干：“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魏书·贺狄干传》）。
北齐高氏政权的始祖高欢，是东魏的掌权者，他是汉人却自称鲜卑人，常用鲜卑语。

凡此种种，表现出胡文化对汉文化本能的反抗，任何

一种文化，即便是最低下的文化，在面对高等文化时，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被同化，文化的融合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往往隐含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有时甚至会出现血腥的争斗。
胡文化对汉文化的本能抵抗，并不能阻止文化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的规律，不仅如恩格斯所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 ，而且也是由于失去文化生存环境的胡文化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看到胡文化“汉化”的过程往往是胡人自己来进行的，主要是采取用汉人、汉法等方法。

胡人统治者总是任用汉人来维护其统治，如前秦苻坚之用王猛，北魏太武帝之用崔浩等。用汉法的有后赵石勒兴太学、倡经学，北魏道武帝任用大批汉官为魏制定各种制度等。
这仅仅是从局部来进行文化的调适，即便如此，还是遭到胡人贵族的不满，北魏道武帝也因此跟部下关系紧张而导致神经错乱，后被其子所杀。可见，文化的融合不可能是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

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改革，以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为要，目的是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当时魏都平城（大同）远离中原，不利统治，而且平城鲜卑人居多，“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任城王传》），阻力较大，故孝文帝思谋迁都，也遭反对，声言南下攻南齐，方得以迁都成功，其后进行一系列汉化的改革。

禁胡服、鲜卑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庭之人，语言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通鉴》卷140）。改胡姓为汉姓，拓拔为元，丘穆陵为穆，步六狐为陆等等；倡胡汉通婚；改地望（籍贯）为洛阳。此外改官制、法律，用汉制、汉法，还尊孔崇儒，孝文帝本人还亲自到曲阜祭孔。
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收效很大，经过这样的“汉化”，胡人已不完再是纠纠武士的形象了，元氏贵族元举“洞兼释氏，备练五明，六书八体，画妙超神，章勾小术，研精出俗，山水其情，尤右琴诗”，这是一个精通儒、佛、书、画、历、数、琴、诗的士大夫形象了。

南朝陈庆之曾对朱异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卷2），可见南人已不再把北人（胡人）看作是夷狄了。
除了自上而下的“汉化”外，居住在内地的胡人与汉人杂处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语习中夏”，俗随汉

例，自然而然地被同化了。同时在中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旦溃败后，其族民也很难再迁回原居地，日久只能与杂居的汉人融化、相合。

胡文化的“汉化”经过几百年时间得以完成。最为有力的证明是，隋唐时期已看不到五胡的影子，因为他们已完全融汇到汉民族之中，成为汉人的一部分，胡文化也成为汉文化的组成部分。
胡文化的加入，给汉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使汉文化充满生机；汉文化在吸收融合了胡文化后，使自身也得到发展。灿烂辉煌的大唐文化，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胡人和胡文化的加入，也就没有繁荣璀璨的大唐文化那种洋洋洒洒的恢宏气象了。

二、佛教与汉文化的冲突与调适
佛教大致在西汉末传入我国，东汉时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从东汉到东晋前期，佛教在中国主要由外来僧人进行传教、讲学、译经，其间也出现了一些中国佛教徒。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极为盛行，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学专家，如道安、慧远、道生、僧肇等；佛教也开始与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调适，使佛教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尤其是禅宗的出现，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的最终完成，两宋之际，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局面形成了。

佛教与汉文化的冲突，东晋时期已展开。佛教主张：一不敬王者，二不拜父母，只合掌致敬而不受世俗礼法、道德伦理的约束，这与汉文化中君权至上和孝道观念相悖，因而发生冲突。
东晋成帝成康五年（339 年）诏书“沙门应尽敬王者”，试图把僧侣隶属于皇权之下。高僧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阐明出家法与世俗法的区别，主张沙门无须敬王者。南朝宋孝武帝，强令沙门跪拜，违者斩首，面对强权政治，僧侣只能屈服，以后又依然如故。
这一问题在唐前期尚未解决，唐高宗曾下令沙门向君主、父母行跪拜礼，遭道宣反对，后改为只拜父母；但中唐后，沙门上书时自称“贫道”，沙门改为“臣”，这一问题以佛教屈服于中国传统文化、屈从皇权而告终。

南朝时，围绕有神、无神的问题，佛教与汉文化又产生冲突。其实在印度佛教中，有生必有死，反对灵魂不灭，但由于佛教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涅槃 ”即“无生”（永生）这在中国佛教徒看来是有灵魂的，为此，慧远作《神不灭论》阐述这一观点，齐梁间著名学者范缜作《神灭论》加以驳斥，范认为神形相合如刃利相随，“未闻刃没而科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梁武

帝诏数十人作文围攻范缜，皆败。一般认为，范缜的胜利是中国无神论思想的胜利。

佛教与儒家间也展开冲突，除在上述观念中的区别外，儒家认为僧侣皆为游民，不劳而获；他们逃避赋税，建造寺塔，有损国力；僧侣背离父母，不敬王者，可谓不忠不孝等等。
总的来说，儒与佛之间冲突并不太激烈，因儒学是政治伦理哲学，而佛学是宗教哲学，并且主要是佛教侵犯儒家的利益，故在争论冲突中，佛教对儒家往往采取迎合的态度。

佛教与道教同为宗教，为争宗教统治地位，两者冲突利害关系甚大。西晋末，一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以贬佛；佛僧不甘示弱，造《清净法行经》宣扬三圣化现，可谓针锋相对。
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唆使太武帝、北周道士卫元嵩上疏武帝，极贬佛教，结果导致两武灭佛（法难，加上唐武宗、后周世宗灭佛，史称“三武一宗法难”），可见冲突之激烈。因此，佛道之争矛盾尖锐，很难调合。
即便如此，佛教还是对自身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禅宗等的出现就是其结果，改造后的佛教与汉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三、南方文化的发展
中国人关于南方的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唐宋时期（包括唐宋以前）一般以淮河、汉水为界，也就是现代地理学上常用的淮河——秦岭分界线，明朝已推至长江，近现代则以南岭为界，其中包括江南，江南一般就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以太湖为中心，包括苏南、渐江、皖东南等。
先秦时期，汉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吴越、楚、巴蜀等发展水平要远远低于北方，当时著名大都市如洛阳、邯郸、临淄、咸阳等均在北方，就是明证。

秦汉时期，文化中心在关中地区，因为关中为天府之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经济的发达决定了文化的繁荣，而此时岭南一带人口、物产几为空白，江南也尚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境地。
三国时吴蜀政权对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尤其是吴，征服了山越族，使之与汉人杂居、融合，共同开发江南之地；北方汉人的南下，也成为开发江南的重要力量，但总的看来，吴蜀的发展要远远低于曹魏，直到西晋还有人认为南方是中国化外之地。因此，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始终是在北方。

从东晋到南朝，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使北人大批南下，
“洛阳倾覆，中州

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晋书·地理志》）
据估计，总计有九十余万人南下。为了安置这些人，东晋推行“侨置郡县”，以北方地名建置于南方，使北人能安心于南方定居，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和士人（知识分子）给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大量荒地被开垦。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得到推广和应用，使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充分的发挥，稻产不仅一年二熟，而且还有“三熟之稻”，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为富饶的粮仓。水利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湖田——围湖造田，扩大的耕作面积，农业的高速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手工业技术有了提高，这主要是吸收了北方先进的技术后出现的。冶铁、铸钢技术已不在北方之下，蚕桑技术更成熟，青瓷是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其中以江南为最，会稽制瓷业（越瓷）最为著名，这与饮茶之风的兴起有关。

第三，商业也有较大发展，建康当时为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秦淮河北岸，大市百余，小市千余。
山阴是两浙绢、米交易中心，商旅往来不绝。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商税已成为中国财政的主要来源。
海外通商也很发达，广州成为商货的主要集散地，时有俗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南齐书·王琨传》），地方官员贪污暴富，反映当时中外贸易的繁荣，经济的发达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文化方面，偏安的东晋南朝政权，为士族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富裕悠闲的生活，因此在文化上他们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诗歌以陶潜为代表，他的田园诗，实际上是一部分士大夫面对乱世，归隐避祸，独善其身的表现，他的《桃花源记》更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这是中国士大夫出世思想达到的最高境界，谢灵运的山水诗，刻画景物之美，颂扬大自然，意境深远。

南梁时出现的几部文学大作，成就非凡。
宋刘义庆撰、刘考标注的《世说新语》为笔记小说，文辞生动精练，刻画了玄学家的风貌，非后世能比。
南梁昭明太子《文选》30卷，上起周，下迄梁，诗文并录，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学总集，对后世影响较大，唐士人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语，也反映了《文选》的成就。
南梁钟嵘的《诗品》是对汉魏五言诗的总结，同时主张诗必“直寻”，真实、自然，反对片

面追求声律和用典，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南梁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一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大作，也是对西周至梁文学的大总结。

史学在东晋南朝也甚为发达，仅撰晋史者在唐尚存记传体八家，编年体十一家，宋范晔《后汉书》、裴松之《三国志注》、齐梁沈约《宋书》、梁萧子显《齐书》等成就很高，南朝学术儒、玄、文、史四学并立，史学发达也属然。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艺术，传之百世。东晋顾恺之的人物画、梁张僧繇之壁画、宋宗炳之山水画，皆传后世。
谢赫的《古画品录》、王微之《绘画》为画论名著。谢赫有六法：①气韵生动,②骨法用笔（轮廓比例）,③应物象形（写实）,④随类赋彩（色彩）,⑤经营位置（结构布局）,⑥传移摹写（临摹），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理论。
王羲之? 《兰亭序》（神龙本）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隋摹本，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科学家齐祖冲之圆周率及新历法《大明历》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宗教方面有南方道教的出现，葛洪《抱扑子》是第一部道教教理专著，陆修静编撰道教典籍汇编《三洞经书目录》（《道藏》前身），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中构造了道教的神仙谱系，把当时流传于世的700余位神仙，排列成七个等级。陶弘景也是著名医学家，道士擅长医术，是为传统。

东晋南朝时南方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上述文化代表性成就在当时社会均是最高的。由于北人的南下而使南方文化的迅速发展，为大唐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汉代文化的繁荣是以黄河流域为基地的，那么唐代文化则是在黄河、长江流域两大基地上发展繁荣的，这是东晋南朝对南方开发经营的主要成果。

四、中国文化中心的变迁
中国文化中心的变迁，呈现出有北向南、由西向东变迁轨迹。
以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末的“靖康之难”为分界：
“永嘉

之乱”以前是以北方为中心时期，
“永嘉之乱”到“靖康之难”间是南北对峙时期； 其中又以 “安史之乱”为分界：
“永嘉之乱”到“安史之乱”间是南北对峙、以北方为主，
“安史之乱”到 “靖康之难”间是南北对峙、以南方为主；
“靖康之难”以后是以南方为中心时期。

（以北方为中心） （以南方为中心）

“永嘉之乱”——“安史之乱”—— “靖康之难” （以北方为主） （以南方为主）
（南北对峙时期）

中国文化中心的变迁，建立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上，中国经济重心大体在唐宋之际逐渐转移到南方。唐安史之乱又造成大批北人南下，给南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唐后期，南方经济已超过北方，当时“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唐理财家陆贽），与江南繁荣局面相对照的是北方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经济凋弊而走向衰败。

五代十国北方更加衰败，而南方得到进一步发展，以致北宋的建立，主要依靠北方的人力和南方的财力。北宋未金人陷东京而有“靖康之难”，致使北方完全衰败了。南宋的建立，既标志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的文化中心经过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变迁轨迹而最终落在南方。
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大体是由唐至宋逐步完成的，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
①丝织业。汉丝织中心临淄许昌在北方，唐丝织中心仍在北方，但扬州、杭州、润州（南京）的丝织业已有初步发展，南宋后丝织中心就集中于江宁、苏州、杭州了。

②瓷器。北宋时五大名窑，官（开封）、钓（河南禹县）、汝（河南临汝）、定（河北曲阳）、哥（浙江龙泉），除哥窑余皆在北地，景德镇此时有名但真正发展是南宋，并在明清成为全国瓷器生产中心。紫陶器从明万历间开始生产，并成为与瓷器相抗衡的陶器艺术。
③茶。茶产于南方，唐兴饮茶之风，普及民间（与禅有关）。唐始征茶税，至宋已成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宋茶叶生产发达，茶产地均在南方，时建茶品质最佳，龙凤团茶，斤值金二两，是为贡品。

④人口分布。早期人口分布集中于黄河中下游，时南方为边远地区，唐还迁高丽人至江淮各地；唐江南虎患严重，以致皇帝诏令遣人到江淮传授捕虎方法，都反映人口稀少。
北宋以前，中国人口分布北多于南，西汉末江南人口仅占全国什五分之一，至北宋末已达什五，时人口在20万人以上郡县，南方44个，北方仅11个。在古代社会，人口的多少往往直接反映了某一时期或地区经济的发展

程度。

⑤其他。矿产开采，宋时南方超过北方；造船业唐时还盛行北方，南宋时才集中于南方。
南宋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广州、明州（宁波）、泉州均在南方。
尤为一提的是棉花的种植，南宋以前，中国人衣料以丝、麻为主，南宋时始在南方（两广、福建、江南）种植棉花，并纺纱织布，给中国人的服饰发展带来一大变化，棉纺业的发展也是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就是从苏、宁一带的纺织业中首先产生的。除此外，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气候适宜，雨水充足，交通便利等，对经济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北向南到唐北宋之际已基本移到南方。南宋开始就进入完全以南方为主的时期。谚语“苏湖熟天下足”是明证。
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随着经济重心而南移，到南宋时期，经济重心与文化中心会合于南方，这不仅促进了南方的发展，也带动了全国的发展，由此也就结束了自东晋以来南北方经济文化对峙的局面。

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使南方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要求得到精神生活的享受与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得到快速的发展，最典型的表现是南方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
唐时宰相共369人，什九为北人， 北宋初文官武将几乎全为北人，中期江西人王钦若、苏州人丁谓为相，才打破南人不为相的传统。神宗（1069～1085）时的七位宰相，六位是南人。
宋相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以两都所在地河南、浙江为例，
河南为相者21人，其中北宋18人，南宋3人；
浙江为相者24人，其中北宋4人，南宋20人。
这种代表性人物的籍贯分布， 可以说是文化中心南移的最好例证。

南方士人主要是通过科举大量进入政界。北宋时南人在科举中已占绝对优势，为维护北人利益，哲宗（1086～1100）时，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制，以使南北取士人数达到均衡，时南人中进士者百取一，北人则十取一。
明前期245年间，中举者88％为南人（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版） ；
清乾隆元年中举267人，其中苏78人、浙68人、赣36人、皖 19人，计201人，占75％。反映南人已完全占据政治舞台。

学术上，理学主要代表人物周敦颐（湖南人）、张载（陕西人）。二程（洛阳人，祖籍徽州，弟子以南人居多），朱熹（江西人），陆九渊（江西人）。
文学上，宋词为主，词人中南人为多，江西人：晏殊、欧阳修、黄庭坚，浙江人：张先、周邦彦、陆游，江苏人：秦观、范成

大，四川人：苏轼，福建人柳永等均为大家。《辞海》列文学家，唐143人，其中南人50人左右；北宋42人， 其中南方30人；南宋53人，其中南方45人。可见南方文化发展的盛况。

艺术上，《辞海》列画家，北宋25人，其中南人14人；南宋22人，其中南人1 4人。书法家也以南人居多。
印刷术，南宋时“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基本由南方负责印书。
宋四大书院白鹿洞（江西）、岳麓（长沙）、石鼓（湖南衡阳）、应天府（商丘），三个在南方。
总之，两宋之际，南方经济发达，教育兴旺，人才辈出，文化进步，从而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中心的变迁，南方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未被削弱过，自元明清到近现代一直如此。近现代中国的许多文化名人都是南方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章、思考题
一、简释：
1、三玄， 2、六法（绘画），

二、问答：
1、玄学产生的原因。
2、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3、中国文化中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