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拉美的金融危机

全球化与拉美的金融危机

罗伯特•弗兰克夫

2012-8-15 17:23:03 来源：《国际贸易译丛》(京)2004年02期

一、拉美参与金融全球化的30年

金融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历经30年。1971年到1973年间，美元与黄金脱钩，主要发达国家采取了货币浮动汇率制，由此开始了金融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布雷顿森林协议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固定汇率被取消，汇率风险转嫁给私人部门，这刺激了外汇市场及其衍生工具的发展。

1973年欧佩克组织决定提高石油价格，这是金融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标志。第一次石油冲击造成巨额的贸易不平衡，因此必须用资金来弥补，使欧洲美元市场的需求大幅增长，同时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顺差又为欧洲美元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资金。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以不断增长地跨越国界地金融交易为特点；另一方面又以一系列金融机构和立法改革，以使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和放开各国金融体系为特点。

金融交易额的增长和机构、立法改革是相互促进的。资本市场的竞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金融中间人交易成本的降低，促使各国的金融成本降低，国家管制放松。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新机遇推动下，国家间交易实现自由化。

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然而拉美几个大国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就参加到这一进程中。首先是巴西，然后是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

智利，这些国家在70年代都大量举债，特别是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它们成为自由化改革的先驱，比90年代自由化改革提前了20年。

由于80年代的债务危机，拉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断。危机持续了大约8年，这一时期没有人愿意为拉美融资。到了90年代，拉美地区重新生机勃勃地参与到这个进程中，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这一地区。一般认为：1982年墨西哥延期支付，标志着债务危机的开始；根据布雷迪计划，墨西哥签署的第一个协议又可以作为拉美重新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标志。

1.拉美在“失去的10年”中的金融参与

1981年和1982年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先后爆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资金高潮骤然终止。继危机之后的大量的私人外债通过不同的机制实行了国有化。各国与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谈判，对每个国家的外部资金融通通过签订债务重新安排协议逐个解决。期间，拉美地区的融资体系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外部融资受到了量的限定；二是同债权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的谈判，从宏观层面上讲，使大量的资金向国外净转移。因此不能不说，80年代拉美脱离了金融全球化进程。事实上，这个地区根本不可能获得新的主动性贷款。但是，对前期负债本息的谈判仍然使拉美地区与国际金融体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拉美过早地参与了金融全球化进程，并承受了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大国，它们步入90年代新一轮的融资高潮时，已经是债务缠身。

2.90年代的资本流入高潮及对金融全球化的认识

90年代初，拉美重新参与到金融全球化进程，其所经历的又一次资金流入高潮至墨西哥的金融危机而骤然终止。在经历了短暂的衰退后，新的融资高潮又接踵而至。在新一轮资金流入高潮中，外国直接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似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消失了。我们在文章中还要对这种变化进行分析。

第一次融资高潮到来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由于国际金融不断深化，流向新兴市场的资金开始进入长期增长阶段。这是多边金融机构以及拉美各国政府的基本预测。持这种看法的包括投资者和国际金融中间人。他们认为，随着金融深化，新兴工业化国家势必不断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中。这样，金融危机就不可能再次发生。对于之后所可能发生的大规模资本移动在当时确实没有考虑到。

90年代第一次融资高潮的规模和程度与投资者对风险的低估密切相关。这就造成了资本以自我实现的预测的方式大量涌入。墨西哥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表明了资本的风险和流动性，但同时也表明了国际性间接干预的可能性和效率。这种干预能够尽快恢复金融市场的信誉，使墨西哥以及受波及的其他国家，主要是阿根廷，履行其所有的债务协议，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新一轮的融资高潮创造了条件。

3.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全球化

在经历了亚洲、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逐渐对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周期性推进有了认识，期待着新一轮的融资高潮的出现。例如：1999年

末开始执政的阿根廷政府就坚信这一看法。巴西相对缓和的金融危机以及国际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为避免延期支付的发生而采取的有效干预，也支持了这种乐观的看法。

然而，另一些事实却表明，金融一体化进程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与低潮时期的1998年的流入金额相比，1999年资本的净流入并没有增加。另一方面，大国风险指数以及那些负债少的国家的风险指数持续偏高，比融资高潮阶段的风险指数高出两倍多，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平均风险率的影响很大。这些大国的资产价格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风险率及私人资本的流动随着各国危机及其新的传染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例如：2000年和2001年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和纳斯达克股票指数下跌的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特点。

自1998年起资本流入减少，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特点。这与90年代其他方面的重要变化也有一定联系。这些变化表现为长期扩张的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人们预期的无衰退的持续增长进程破灭了。人们一度认为，“新经济”带来革新，推动美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因而预期经济持续增长。这种预期曾有其道理。

还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末期美国技术股票价格泡沫的破灭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的负面财富的效应。技术股票的泡沫是同新兴市场繁荣平行发展的，两种资产共同为当时的高收益投资提供了机遇。收益预期的调整以及因新经济股票价格下跌而带来的损失等因素，对新兴市场的资产需求造成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从资产供给方面看，90年代末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作用并不象90年代初那么重要。90年代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外部门及其外债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