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人物及其基本主张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人物及其基本主张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
理查德·罗蒂（1931－）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哲学教授，是当今英语哲学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哲学与自然之镜》[②]和《偶然、反讽与团结》[③]等一系列极具思想冲击力的著作的问世，确立了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领军人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对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本体论、相对主义真理观、最低纲领自由主义政治观、实用主义的女权主义和后哲学文化及政治理论的积极倡导，也使他同时成为了西方学界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

重要著作包括：《哲学与自然之境》（1979）、《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哲学论文第一集》（1991）、《论海德格尔及其他哲学家：哲学论文第二集》（1991）、《真理与进步：哲学论文第三集》（1998）、《立国论》（1998）和《哲学与社会希望》（2001）等。

理查德·罗蒂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基本上是循着：１．在本体论上反对实在论、２．在认识论上反对基础论、３．在心理学上反对自我论等三个维度展开的。

罗蒂不同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者，即不仅仅对现代哲学进行解构、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与解构中进行重建。

这种重建就表现为罗蒂以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为基本点，提出了“后哲学文化”。

后哲学文化包含以下内容：今日之哲学充当了各学科的法官，获得了与中世纪神学一样的至尊地位。

这种哲学追求大写的“真理”、“善”、“理性”是一种大写的“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也应该失去至上的地位，进入后哲学文化。

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仅仅是后哲学文化中的一员，哲学和哲学家是小写的哲学和哲学家，在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科学标准可以遵循，也因此没有人声称他们拥有说明一切的奥秘，没有科学家和学者以为他们的著作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和“哲学意义”。

在《后哲学文化》中，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观”：启蒙运动的先知们以哲学文化观代替中世纪的神学文化观，但随着人们对本质主义和基础
主义日益增长的怀疑，哲学最终无法成为文化的核心。

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政治，都是平权的文化，不存在“文化之王”和“文化的最后法官”，而民主先于哲学。

罗蒂还反对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是人们相信为真的东西，认为真理只是指所有真的陈述共有的一种性质，真理没有本质，它只是用来表示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不表示对事物的说明。

因此，真理是我们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雅克·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 (1930～)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

他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

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

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写作与差异》(1967)、《散(sàn)播(bō)》(1972)、《哲学的边缘》、《立场》(1972)、《人的目的》(1980)、《马克思的幽灵》等。

解构主义针对结构主义而言。

结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对世界采取结构式的、系统式的研究。

由来已久。

但是，严格意义的上的结构主义指的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的思维方式，它所强调的是一个系统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外部，而是依赖于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

系统个别单位之有意义并不是他们本身具有什么实体性的意义，它们的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

德里达解构的对象主要是传统哲学。

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从语言入手，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在场”，否认本体、本质的存在。

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在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行为中，“阅读就是一种误读”。

因此本体、在场是不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场”也是必须解构的。

反对二元论，主张自由嬉戏，德里达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消解中心与本原，颠覆二元结构和等级结构，使事物之间、等
级结构的两极之间变得“自由嬉戏”。

如果坚持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则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学的“二元论”。

即认为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中心与非中心等的二元结构。

认为要把一切都放在同一平面上，让各要素之间、等级结构的两极之间进入一个自由嬉戏的范围。

根本不能回头想什么源头或根源。

反对语言中心主义，并由此更进一步地解构形而上学大厦本身，语言中心主义就是认为语言和写作是对立的，“语言的本质是说话而不是写作，写作不过是说话的派生物（记录）”语言更能直接地表达说话人的意思，写作则使说话人的意义不能完全自我呈现。

言说优于写作。

他认为言说和文字是一种平等和互补的关系：文字、书写记录言说，是说话的记录形式，说话是文字、书写的补充形式，二者不可偏废。

循着对语言中心主义的颠覆、拆解，德里达一鼓作气，直抵形而上学大厦本身，拆解中心本身的在场与不在场。

德里达不顾一切地解构，使其解构主义走向了另一极端，即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

利奥塔的知识合法化危机与元话语、中心的被放逐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郎索瓦·利奥塔(1924—1998)。

少年时代经历过二战和德国纳粹对法国的占领。

纳粹的暴行，尤其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屠杀，成了利奥塔不断反思的对象，也令他对黑格尔思辩叙事的前提“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产生怀疑，这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来源。

利奥塔的主要理论著作有《利比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公正》（1984）和《多元共生的词语》（1986）等，《后现代状况》一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

利奥塔是以“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为人所熟知的，何谓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称：“我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那么，何谓元叙事?利奥塔说：“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

”
利奥塔后来对“后现代”这一提法不满，因为它容易使人误以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其实，后现代乃“现代的一部分”，后现代只是对“现代”的预先规定及假设提出疑问，“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

由于在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大家的思想家中，只有利奥塔坦承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所以他对“后现代”的解释具有特别的权威性，并基于其立场，利奥塔反复强调“后现代”乃“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因而应对宏大叙事的霸权予以批判。

利奥塔说：“如果哲学家们帮助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不存在权威的地方存在权威，并予这种权威以合法性，那么他们就不再是在真正的思考。

”利奥塔还认为，在普遍适用的宏大叙事失去效用后，具有有限性的“小叙事”将会繁荣，赋予人类新的意义价值。

利奥塔不像德里达直接以本体论为批判对象，也不像罗蒂以哲学和文化的关系为基本点，来建构一个后现代理论，而是把对本体论的批判转化为对知识的合法性和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考察，以此来实现他“去中心”、消解同一性和整体性、放逐元话语的目的。

他宣告：元话语已经过时，元叙述的社会语境如英雄圣贤、拯救解放、伟大胜利等已散入了后现代知识的杂乱的星空中，人们不再相信伟大“推动者”、伟大“主题”，人们只运用“小型叙事”，只相信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救助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理性出现偏差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而在于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意识形态防御系统。

需要冲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摆脱思想压制，进行自由交流，重建新型人类关系和新理性。

主张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强调交往和共识，建立“新理性”，“自己能证实一个种类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语言交往和合作的结构，理性的活动必然要依靠理性”。

哈贝马斯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理解和获得共识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

他的“新理性”就是一个人们通过交往、交流并对阻碍交往、交流的社会因素进行批判而达到一种具体的共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