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浙江文学的特点

盛唐浙江文学的特点
作者：何勇强
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19年第52期
盛唐时期浙江文学有三个亮点：第一是产生了贺知章这样开启时代风气的文学人物，第二是漫游文学的兴盛，第三是道教文学的兴盛。

盛唐时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盛唐时期浙江文学家，最著名者莫过贺知章。

贺知章（659年-744年），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又号“秘书外监”。

唐武后证圣元年（695）登进士第。

曾任秘书监，故后人又称为“贺秘监”。

贺知章与张若虚、张旭和包融并称“吴中四士”。

又《旧唐书》载：“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於上京。

”1这些人中，贺朝、万齐融、包融三人皆浙江人。

賀朝，越州唐会稽人，曾官山阴尉，《全唐诗》存诗8首。

万齐融，亦越州人，《全唐诗》存诗4首，以《上巳绿潭篇》最有名。

这些人中，自以贺知章诗名最著。

他的作品《咏柳》、《回乡偶书》脍炙人口，为千古传诵之作。

贺知章现存作品不多，但题材十分广泛，如边塞诗有《送人之军》：
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

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

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

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懮。

写人送子从军的场面。

又如田园诗《题袁氏别业》：
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

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写宫怨诗则有《望人家桃李花》：
山源夜雨度仙家，朝发东园桃李花。

桃花红兮李花白，照灼城隅复南陌。

南陌青楼十二重，春风桃李为谁容。

弃置千金轻不顾，踟蹰五马谢相逢。

徒言南国容华晚，遂叹西家飘落远。

的皪长奉明光殿，氛氲半入披香苑。

苑中珍木元自奇，黄金作叶白银枝。

千年万岁不凋落，还将桃李更相宜。

桃李从来露井傍，成蹊结影矜艳阳。

莫道春花不可树，会持仙实荐君王。

又有江南民歌风味的作品如《采莲曲》：
稽山罢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

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

盛唐之时，是唐代诗歌创作的极盛时代，诗人之著名者，无如李白、杜甫，诗派之盛者莫如边塞、田园。

贺知章是盛唐早期诗人，曾是李杜仰慕崇拜的偶像。

李白有多篇诗作赞誉或追忆贺知章，有《对酒羽忆贺监》二首，其一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将贺知章列为八仙第一，诗中描写贺知章的醉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贺知章虽非田园或边塞一派诗人，但其诗作于边塞、田园的题材题材皆有涉猎，他在诗中所展现出来的才华与气质，已是盛唐气象，故有论者将他与陈子昂一并视为初唐诗歌向盛唐转变的两位重要人物，陈子昂之功在“破”，贺知章之功在“立”，对盛唐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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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贺知章毕竟只是靠几首杰作扬名后世，但传世作品不多，今存《全唐诗》者不过19首;而且，他本身不是某一诗派的创始人，更不是盛唐诗歌的巅峰，但在浙江文学史上，他却只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是一个辉煌时代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贺知章不但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道教信徒。

唐人崇道，唐玄宗信奉道教甚笃，《新唐书·礼乐志》载“帝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

”3贺知章传世作品中有不少是应用奉和之作，如《奉和御制春台望》：“青阳布王道，玄览陶真性。

”有浓厚的道教意味。

贺知章晚年更是出家为道士。

《旧唐书》本传云：“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

上许之，仍拜其子典设郎曾为会稽郡司马，仍令侍养。

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已下咸就执别”。

4“擢其子曾子为会稽郡司马，赐绯鱼，使侍养，幼子亦听为道士。

”5至唐肃宗时，以贺知章侍读之旧，乾元元年诏曰：“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崑岗之良玉。

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

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愿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

允恊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

丹壑非昔，人琴两亡，惟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缛礼，式展哀荣。

可赠礼部尚书。

”6
唐人崇道，玄宗时尤盛。

贺知章久受这种道教文化的熏陶，加之生性旷达，其诗作处处展现了对自然天真的追求，杜甫称之为仙，良有以也。

晚年归隐入道，宜得其所。

盛唐时期浙江文学另一变化是开始出现一个地域中心。

唐初浙江文学之士，著名者有陈叔达、虞世南、褚亮、许敬宗、骆宾王等人。

陈叔达是吴兴长城人，虞世南是越州余姚人，褚亮是杭州钱塘人，许敬宗是杭州新城人，骆宾王是婺州义乌人，来自浙江各地。

地域分布零星而
分散，没形成一个文学中心。

而到盛唐，越、台二州成为浙江的文学中心。

当时浙江本土作家中，贺知章、贺朝、万齐融皆是越州人。

而且，盛唐时期浙江也吸引大量文人来浙漫游，他们来浙，其漫游与创作重心也是在越、台二州，以至今人有浙东唐诗之路的说法。

唐代著名诗人入浙，早期有宋之问，他曾贬官越州，作越州诗作“流布京师，人人传讽”。

7其过杭州时作五言长律《灵隐寺》尤称名篇，其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句，对仗工稳，境界开阔，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

而至盛唐，入浙诗人更多。

盛唐两大诗人李白、杜甫皆曾漫游浙江，而多次入浙并留下大量诗篇的则是李白、孟浩然。

需要指出的是，宋之问、李白、孟浩然入浙漫游与创作，也与道教文化有密切相关。

宋之问是道门中人，他在浙诗作《游禹穴回出若邪》：“禹穴今朝到，邪溪此路通。

著书闻太史，炼药有仙翁。

鹤往笼犹挂，龙飞剑已空。

石帆摇海上，天镜落湖中。

水低寒云白，山边坠叶红。

归舟何虑晚，日暮使樵风。

”以炼药、仙翁、鹤等入诗，道教的意味十分浓厚。

末云“归舟何虑晚，日暮使樵风”，更是充满归隐之思。

李白多次入浙，一是留戀于浙江的山水风光，二是倾慕六朝名士的风流事迹;然而，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仙道信仰。

天台山是道教胜地。

诚如孙绰《游天台山赋》序中所言：“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

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

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

”天台山又有刘晨、阮肇的传说，也是唐代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题材。

李白是个道教信徒，他一生漫游名山大川，并将之称为“仙游”，“十五好游仙，仙游未曾歇”。

（《感兴》八首之五）李白游浙，他的宗教目的十分明显，如其《天台晓望》所言：
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

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

凭高登远览，直下见溟渤。

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

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

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

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

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
“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写其服食丹药，“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则表达了他羽化成仙的愿望。

李白写浙之诗，最有名者当数《梦游天姥吟留别》。

是诗并不作于浙江，故称之为“梦游”。

诗中写神仙世界是“梦”，但李白此前曾有游浙经历，因此对天姥山的描写，“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渌水荡漾清猿啼”，“千岩万转路不定”等句，却是写实。

而诗中所展示的意象，瀛洲、金银台、霓衣风马、虎鼓、白鹿等等，无一不是道教的;诗中所显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也具有道者常有的归隐志向。

孟浩然也是道教信徒，他的入浙之旅也带着追寻道教仙迹的目的。

如其《宿天台桐柏观》：“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

”又如《寄天台道士》：“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

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

屡蹑莓苔滑，将寻汗漫期。

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

”
宋人叶廷珪所著类书《海录碎事》及元人所编《仙鉴传》将司马承祯、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卢藏用、王适、毕构、宋之问、陈子昂号为“仙宗十友”。

这十人中，有五人与浙江有密切的联系。

贺知章本身即是浙人，代表了盛唐时期浙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司马承祯是盛唐时期居住在浙江的一代宗教领袖，他本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是成就卓著。

当时居住在浙江天台山的著名道士还有吴筠。

从籍贯上讲，司马承祯与吴筠都不是浙江人，但他们最后都选择在浙江台州传道修炼。

他们的文学成就固不如上述贺、李诸公，但也自成一家。

尤其是吴筠，他所创作的《游仙诗二十四首》、《步虚词》，相像丰富，气象万千，笔调雄奇而略显夸张，很有浪漫主义的特色。

以上便是盛唐时期浙江文学的三个亮点，较之隋及唐初，这一时期浙江文学在以下两方面出现明显变化：第一，在地域上，浙江形成以越、台二州为中心的文学中心。

第二，在文化上，道家文化取代儒家文化成为浙江文学创作的主流文化。

注释
1《旧唐书》卷190《贺知章传》。

2汤军、李军《贺知章诗歌对唐诗发展的导引作用与示范意义》，《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新唐书》卷22《礼乐志》。

4《旧唐书》卷190《贺知章传》。

5《新唐书》卷196《贺知章传》。

6《旧唐书》卷190《贺知章传》。

7《新唐书》卷202《宋之问传》。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