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加强反贪侦查能力建设

浅谈如何加强反贪侦查能力建设[摘要]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应当更新观念、转变思路。

侦查重心由讯问为主向抓证据转变。

侦查模式由人到证向由证到人转变。

以证据确立事实,以证据认定犯罪。

以有效的初查工作夯实决策和侦查运作的基础,实现由证到人侦查模式的转变的需要。

侦查效率由按部就班向快侦快结转变。

[关键词]新律师法;影响;侦查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法机关公正执法、文明办案的期望越来越高。

检察机关如何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下做好反腐败工作,如何更新观念,调整工作策略,成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一个重要课题。

检察机关应当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路,从提高反贪侦查能力的角度出发,迎难而上,破解难题,把反贪工作水平推向新的台阶。

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

一、影响反贪侦查办案效果的因素(一)新律师法的实施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借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有了新的变化。

一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而新律师法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讯问”之后少了一个“后”字,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提前,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得知自己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的身份时,就有权得到律师的帮助。

二是会见的内容方面得到扩大。

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内容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扩大了律师对嫌疑人帮助范围,嫌疑人如果对所托律师足够信任,可以向律师坦承所涉案的全部事实。

三是律师会见的保障方面。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

它强化了律师依法独立办理法律事务,不受非法限制和干预。

律师在会见过程中,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直接干预;不得被秘密录音,间接干预。

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修改后的律师法对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和取证权进行了完善和强化,势必促使侦查工作进一步走向透明、公开,增加办案的不确定因素,增大收集、固定证据的难度,这对我们原先的侦查观念、侦查方式、侦查能力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是讯问的难度增大。

律师在侦查中的提前介入,对嫌疑人来说,能够有效地减少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降低对犯罪事实拒绝供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顾虑,不排除零口供的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

二是同案人之间串供的可能性增大。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

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相应增加。

三是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缩短。

四是成案率将降低、无罪判决率可能上升。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取证质量的提高,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公诉人的指控和法官的裁判,案件不能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案件将可能增加。

(二)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落后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仍显不足。

一方面,现行的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措施和手段有限,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另一方面,反贪侦查中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没有跟上应对贪污贿赂犯罪新形势的要求,反贪办案仍停留在传统落后的办案手段和方式上,习惯用先获取嫌疑人口供再收集证据的模式,对“科技强侦”在思想观念上、经费投入上、实际应用上都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与公安部门相比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还有较大的差距。

另外,侦查一体化的实际运用还不够普及。

(三)举报线索减少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群众举报逐年减少、反贪案源减少,有价值的线索不多。

群众在反腐败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普遍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

一方面,知道腐败实情的人多数与犯罪嫌疑人属利益共同体,不想举报或不敢举报。

另一方面,多年来反贪部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净化了腐败的土壤,同时国家重视了机制创新建设和监督体系建设,大幅度降低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率。

近年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受案数量下滑。

有的举报质量不高,初查难以成案。

(四)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在办理案件的时候,我们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作评估,以便对症下药,提高审讯效率。

以前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年龄大党性强的犯罪嫌疑人,一开始接触就如实交代问题,甚至将我们未掌握的问题也坦白了。

近年来这种情况没有了,而更多的情形是侥幸、对抗的心理,即便交代也是步步为营式的。

多年来,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不断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涉嫌犯罪的人也在不断探讨和研究案例,每发生一起案件都是他们的镜子,或与内行人分析或与律师交流,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的技巧。

随着社会的变化,学历高综合素质高,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不断增多。

犯罪嫌疑人心理素质的提高增加了讯问时突破的难度。

二、从多角度提高反贪侦查能力(一)更新观念,转变思路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当积极适应、认真执行法律规定,而不能怨天尤人、消极抵触。

同时也要看到,律师法修订实施为我们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工作的要求,提升自身业务水平、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供了新的机遇。

我们应当着重在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逐渐强化由证到供的侦查思维模式。

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必须在执法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

(二)强化案件的初查工作初查既是立案的前提,又是立案后侦查工作乃至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

新律师法实施,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就将提前到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之日。

为了有效防止律师介入后对案件查处造成的不利局面,我们可适当将侦查重心前移,更加重视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对证据不足、不到位的,慎重使用风险决策,降低案件风险。

实践中对案件线索必须进行客观、全面地审查,进行较为准确的筛选与甄别,准确把握初查、立案时机,有效运用查询、询问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做好查案的基础性工作。

对经过初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要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决策,做好与立案侦查的衔接工作,为下一步的立案和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案件查处的质量与效率,更能有效降低查处案件的风险度。

(三)注重首次讯问首次讯问开展顺利与否决定了后期侦查工作的开展,因此要高度重视对首次讯问的策划,通过强化审讯预案的制定、审讯谋略的运用以及灵活把握强制措施的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

在初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掌握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对于讯问的目的与要求、步骤与重点、策略与方法、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怎样解决讯问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和紧急情况等,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正确把握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充分运用说服教育、情感影响、使用证据、利用矛盾等讯问的方法和手段,适时运用侦查谋略,对嫌疑人加压或减压,不断强化侦查人员自身心理对抗的能力,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把握时机、以奇制胜,以便尽快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四)灵活适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强制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不仅可以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有深挖犯罪、促进侦查工作纵深发展的特殊效果。

讯问、搜查、查询、冻结等侦查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收集调取证据,及时有效查明犯罪的根本手段和途径。

但这并不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是每个案件必经的程序,每一个侦查措施都必须要在查办案件时使用。

对于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运用不应过于死板和程式化,应该从有利于侦查工作角度,与其他侦查措施有机组合,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灵活运用。

对于那些畏刑心理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主动如实交代,认罪态度好,罪行不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考虑不采取强制措施或采取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

另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有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营造一种氛围,何时采取何种措施,均应围绕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来决定。

(五)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和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口供作为一种直接的定案证据,对定案有重大影响,但口供的不稳定性和善变性,也一直是侦查实务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而,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工作,不断提高收集口供以外其他证据的能力,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各种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地点、范围内,组织力量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调查对象或案件事实同时进行取证,充分收集证据材料,综合审查判断各证据的关联性,及时补充完善证据,用声像、文字等证据形式予以固定,有效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其本身所具有固定和补强证明力的功能得以最大、最优的利用,以减少证据变化的可能性。

(六)注重办案效率,快侦快结要彻底转变侦查神秘化的观念,坚决摈弃车轮、人海战术,在扎实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整合侦查资源,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

在当前社会形势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因此,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防止转移赃款赃物,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的低下而消失。

因此,要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模式,转化为复合型、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节约侦查成本,更能有效遏制侦查中可能出现的跑风漏气和嫌疑人串供、翻供现象。

(七)指挥决策形式由稳当型向风险型转变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无疑对侦查指挥人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八)努力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侦查人员的素质决定案件的质量和初查的成案率,尤其是案件的突破审讯,侦查人员的素质更为关键。

审讯讲究的是心理的较量,优秀的侦查人员应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问话要有震慑力和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