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玩过家家

我小时候玩过家家，总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当老师。可现在我教书13年，做了11年班主任，唯一的想法就是能早日离开这个岗位。”前不久，记者在南宁市的一个乡镇采访时，当地中心校的语文老师黄淑娟谈起她目前的心境，微微叹了口气。

和黄老师一同进学校的那批老师中，有些人确实已经转行了。有的跟朋友去外地做生意，有的考上了公务员。从热爱教育到逃离教育，一些乡村教师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也很无奈。

调到村里教书就像去“充军”

在农村中小学采访时，记者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墙体斑驳的平房里，狭小的教师宿舍一间挨着一间，走进去，屋内刚好够摆下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如果要上厕所，得走上几十米，直通化粪池的蹲坑臭味扑鼻不说，厕所还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由于宿舍少，一些分不到宿舍的老师要么住在教室隔开的小房间里，要么出去租房子住。

黄老师还记得她刚刚工作时，在一所村校生活的情形：“像我这么小的个子，每天要挑水回来煮饭吃，一到晚上四处漆黑一片，哪里也去不了，这样的生活换成你会愿意去吗？”现如今，黄老师已经调到了镇上，让她觉得颇为讽刺的是，她的现任校长经常会在安排轮教时把那些“不听话”的老师调到村校去教书，以示惩罚，因为在老师们看来“调到村里去，就像去‘充军’”。

事实上，生活条件差，待遇不高是乡村学校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但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村校在当地的破败更为突出。

在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农村走访时，记者看到农民自家盖起两三层的小楼已是很普遍的情况，在这些贴着瓷砖的崭新小楼的映衬下，一些村校好像成了乡村发展被遗忘的角落，看上去显得十分陈旧。有的学校由于道路和操场还是土的，师生身处其中往往是“天晴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从去年年初开始，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实施绩效工资，乡村教师也能拿到

1500~2000元的月薪。虽然收入有了保障，但这笔钱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南宁市宾阳县一位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每个月基本的生活开支包括电费150元、水费40元、燃气50元、买菜500元、早餐费50元（班主任每天早上6点去学校只能在外面吃饭）、孩子早中餐费200元，再加上人情、交通、通讯、房租的花费，已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生场大病，老师就会处于负债境地，如果说还想攒钱买房，只能是一种奢望。”

经济拮据使得农村地区男教师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成家立业难。记者走访时发现，村校男教师过了30岁还没结婚的比比皆是。在广西一所乡中担任政教主任的吴老师就亲历过这样的一件事：一年前，学校小卖部来了一个当地的年轻姑娘帮亲戚打点生意。这个女孩个子

不高，相貌非常普通，也没有正式工作。有一次，学校一位30岁出头的男教师提出想跟她处对象，她却断然回绝。“村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盖楼房了，你还住这种泥房，我是不会嫁给老师的。”女孩的话让老师们感到屈辱和辛酸。

农村教师威信下降

和住宿条件不好、收入偏低等外部因素相比，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农村教师得不到尊重，教师的权责不对等才是让他们真正感到寒心的原因。

吕启明在湖南省西北部一所乡镇初中已经任教16年了，4年前他当上这所学校的校长。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他刚参加工作时，只要孩子考上中专，学生的家长就会高兴地大摆筵席，把老师请去吃饭，“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家请客，校长没办法，还把我们老师分成几个小组赴宴。”

这是吕启明对教师职业的荣誉感体会最深的一段记忆。随着中专生取消分配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逐渐显现，家长对老师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农村开始流行这样一种观点：送孩子读书，不如早点送出去打工，还能早点成家致富。

正当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日渐抬头之时，国家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战略也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大力推进。很多地方为了保证普九工作的落实，还出台了具体到班主任老师的“控流保学责任状”。记者在一些责任状中看到，校长成为控流保学的第一责任人，班主任为直接责任人，副班主任及科任老师为间接责任人。班主任与科任老师除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教务处安排的学生，严禁体罚与变相体罚学生，杜绝打击、排斥、歧视后进生外，还要切实做好差生的辅导和转化工作，要做好厌学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不辍学。一旦因教师主观原因导致学生辍学的，就要追究教师责任。

“为了控流保学，我们不少老师都受着冤枉气。”吕校长说，当地推进“普九”时大都强调政府和学校的责任，很少对家长有实质性的约束，这就使得不少家长认为，既然搞了义务教育，孩子读不读书就是你老师的责任。为了把一些厌学的孩子劝回课堂，老师三天两头得往学生的家里跑，吃闭门羹也是常有的事。

“这种劝学，把教育者地位降低了，把家长和学生傲慢之气抬升了。”吕校长认为，老师也应该有自己最基本的尊严，而“捆绑式”的控流保学，是老师对工作感到厌烦的一个重要原因。

采访中，一些乡村教师普遍感到困惑的是，保学目标让老师在一些特别顽劣的孩子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学生即使违纪，一个月不来学校，学校也没有办法按纪律处分他。课堂上，学生可以打老师，但老师却不能动他，除非学生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普九把一些学生‘普’上了天，学生犯错误老师只能一味地‘轻言细语’教育，导致他们越来越‘猖狂’地跟老师作对，有时连正常的课堂教学也无法开展，这是普九这10年我们下面老师最大的苦。”黄淑娟老师感慨地说。

付出了心血，却很难让孩子改变

在广西来宾某乡镇中心校教数学的覃老师，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她的父亲退休后常常跟女儿交流从教心得，听到女儿老是念叨教书辛苦，父亲感到有些想不通。

“怎么我那时候带学生就没你说的这么难？”

“现在的学生跟您那会儿的不一样了，根本管不住！”

“哪个叫你管那么多的，你上完课就走，上课他吵你就让他吵嘛。”

两代农村教师间的这段对话，折射出的是乡土社会剧变后，教育从外部对象到内部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覃老师的父亲很难从自身经验出发去理解女儿的处境，女儿如果沿用父亲的教育模式，恐怕也很难应对这些缺少父母管教的留守儿童和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90后”、“零零后”。

身为政教主任的吴老师告诉记者，他在乡中管了6年的学生纪律，有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每天一大早，他就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仪容仪表，遇到衣冠不整、头发很长的孩子，他还要带着去理发。有一次校园搞安全检查，他一个月内从学生的身上搜出刀具几十把，还有一些砂枪（当地一种打鸟用的枪）。

让吴老师头疼的是，碰上调皮捣蛋的学生，想联系家长根本都找不到人。“如果有父母在，还可以叫到学校跟老师共同教育孩子，但他们的父母都去广东打工了，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又管不了他，这部分学生就成为最难管教的。”吴老师说。

教育本身就有教化和塑造人的功能，在旁人看来，即使学生再顽劣，老师也应该想办法去引导和改变他们。但身为一名乡村教师，吴老师感到他们的付出往往跟收获不成正比。有一年吴老师担任初三班主任，每天清早6点他就爬起来带学生去跑步，晚上等大家都睡下了，他还要打着手电筒去抓那些翻墙去网吧的学生。“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让孩子有了一些改变，可一旦离开校园，没有家庭教育的配合，学校教育的效果很容易就被社会上的影响给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