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

论文名称：浅析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

作者：李红旭

浅析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

摘要：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活动的开展，西方新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打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局面。就在清朝的统治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近代的新闻传播在外力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政治变动的时期。与这个变化相适应，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办报高潮。报刊业有最初的出现到逐步形成的过程中，第一次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

关键词：晚清社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第一次板报高潮﹑维新改良派﹑康有为﹑《中外记闻》

维新变法运动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与许多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业也是由外国传教士﹑商人率先创办的。1815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个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刊。

在外国人办报活动的强烈刺激下，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刊。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办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896~1898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创办的报刊达70多家，占全国的80%以上。它们遍布全国的许多城市，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并且打破了外报在华的优势，成为中国舆论的主要力量。其中重要的报纸如《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湘报》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这次高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海南人，出生于诗书继世的官宦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较好的文化熏陶。1895年5月2日，在甲午战败的危机形势刺激下，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全国18省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人，举行了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维新变法。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建议，把办报视作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久后，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同月，北京成立强学会，该报成为其机关报。同年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中外记闻》的出版，受到了维新派与倾向维新变革的政府官员及知识分子的欢迎，也是更多的中国人“渐知新法之益”。1896年，上海也出版了一份维新派报纸。1月12日，《强学报》创刊，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工具。1897年后，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报刊，维新派报刊纷纷创刊，并将维新派的办报活动推向高潮。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报刊的飞速发展。自70年代兴起的国人办报活动，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走向高潮，打破了外报在中国舆论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国人的报刊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因此，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办报活动，史称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特点

一、报刊数量大。近代中国人自办的报刊，自1873年至1895年20余年中，总共为30种左右。维新运动兴起后，特别是在“百日维新”期间，自1896年8月至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的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创办的报刊达70余种，为70年代以来国人自办报刊的两倍多。

二、办报地区广。外报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沿海城市，而国人自办的报刊则不仅在上海等外报地区发展，还深入到长沙等内地中小城市。

三、报刊品种多。除了以政论性较强的综合性报刊继续迅速发展外，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类社会群体为对象的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其中不少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刊类型。例如1896年清末小说家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休闲性小报。

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与对中国报业的贡献

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

第一，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教育。自70 年代以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陆续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介绍到中国来。开启民智，同封建意识斗争，对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播新知识的同时，维新派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谴责了列强侵犯中国的罪行，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

第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下，变法、维新成为了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二、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一贯控制和垄断新闻媒介，禁止言论、出版自由，而清朝的言禁更加厉害。早期，严复、康有为等呼吁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朝廷未予理睬。“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上书请求皇帝允许私立报馆，关凯言路，终于促使光绪皇帝颁布了准许“官绅士民”办报的诏书。这是维新派多年来争取报刊出版自由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是他们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第二，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在康、梁办报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醉心于科举、仕途，从事于报刊活动的是一些落魄文人，他们办报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养家糊口，或是为了借以抒发其抑郁之情。他们出来办报，一扫落魄文人的陈腐习气，开我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从而使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第三，创造了报章新文体，影响了一代文风。所谓“报章文体”，是指出现于报刊之上，不同于梧桐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渐进的文体。之前，我国多数报刊上流行的仍然是梧桐派古文。这种文体首先是在王韬的《循环日报》上运用，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运用的最好，故而被人们称为“时务文体”。这种新文体出现后，风行一时，成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一种过渡文体，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

参考文献：刘晓盈，《中外新闻传播史》

方汉中，《中国古代新闻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