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政策演变：从“九一八”到珍珠港

美国对日政策演变：从“九一八”到珍珠港
摘要：从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到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这十年间是美国和日本在亚太地区争夺最激烈的时期。

开始时美国因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上孤立主义盛行对日本的扩张采取了妥协绥靖的政策。

但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扩大美国开始转变对日政策，从绥靖到遏制，最后采取强硬的制裁。

而此时的日本已在扩张的道路上难以回头直至铤而走险与美国开战。

这十年间美国与日本关系的演变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对这十年间的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做一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急需对外扩张转嫁国内危机。

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美国苦于国内经济危机并且不愿意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最终导致了以牺牲中国为基础的“不承认主义”的出台。

罗斯福上台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美国国内实施“新政”并且深受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也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

虽然罗斯福本人不对日本存有幻想但为了在国内推行“新政”争取连任也向孤立主义势力让步。

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对日本的政策甚至比“不承认主义”还要倒退。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

美国对日政策也开始有了转变，1937年10月，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对日本表示谴责。

但依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在之后的“帕奈号”事件，美国也接受了日本的所谓道歉。

但是之后不久美国宣布对日实施“道义禁运”，显示了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向强硬。

1940年，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对此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反应，但对与日本开战美国还是在尽量避免以争取时间。

1941年，日本加快了南进的步伐。

美国对日政策也从警告、威胁、禁运，上升到了全面的经济制裁。

但此时美国仍希望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来达到避免美日战争的目的。

然而日本已在侵略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并且美日分歧巨大难以达成和解，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日本为了夺取太平洋的制海权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了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军事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文力求对这一复杂的过程做一简单的梳理以加深对这一历史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认识。

一、“九一八”事变前的美日关系
日俄战争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由盟友变成了竞争对手，俄国这一美日共同的对手在远东的势力被削弱后美日矛盾就表面化了。

实际上美国与日本走向战争的根源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日分别把门户开放政策和大陆政策作为对华政策时，就已不可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远东大肆扩张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权益并通
过战后的巴黎和会达到了合法占有的目的。

日本在亚太地区势力的膨胀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因此，美国急需通过切实的措施以达到遏制日本的目的。

而此时由于美国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因此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还没有确立。

为此美国积极活动并促成了华盛顿会议的召开。

会议上美国通过向英国催还战债、同意与英国达成限制海军军备协定等方式向英国施压最终促成了由美、英、法、日四国签约通过的《四国条约》拆散了英日同盟削弱了日本。

随后又通过由美、英、日、法、意签约通过的《五国海军条约》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条约中将日本海军力量降为二流地位，而美国则取得了与英国海军力量对等的地位。

美国是华盛顿会议最大的受益者，在亚太
地区暂时压制了日本确立了自己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面对美英的遏制暂时有所收敛并在20年代实行了所谓的“协调外交”。

但是日本国内军部力量强烈不满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最终导致了以侵占中国为主要内容的《田中奏折》的出台。

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二、“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本侵略的妥协及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提出
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袭卷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受危机的冲击尤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对协调外交不满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将发动对外侵略作为转嫁日本国内危机的办法，同时也借机摆脱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限制。

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晚炸毁沈阳城郊的一小段南满铁路，并以此挑起战端。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一）美国对日本侵略的妥协政策
1931年9月19日，美国国务院收到关于这次事变的通知。

此时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认为这次事件不过是偶然的冲突并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但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美国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9月21日中国向国联申诉希望国联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但是英法操纵的国联准许日本暂缓议论的要求，并将冲突文件通知美国。

此时美国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的政策将直接影响到日本的侵略活动。

然而此时美国却向中日两国同时递交了一份希望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和平解决纠纷的照会外，没有采取实质行动。

美国此时的这种表现除受国内经济危机影响无法自拔外还与美国决策层中的分歧有很大关系。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史汀生在意识到日本的侵略是有预谋的客观现实后就主张对日本才采取较为严厉的
政策。

然而胡佛总统却认为日本可以在东亚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不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

美国决策层这样的分歧必然导致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消极观望和妥协。

（二）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提出
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的纵容下日本的侵略得以继续扩大，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打算落了空。

对于日本的不断侵略，美国终于做出了回应。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宣布对因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改变了的现状不予承认。

这就是有名的“不承认主义”或称史汀生主义。

这一声明表明了美国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已经由开始时的观望妥协有了一定的变化。

但是声明没有具体的惩戒措施只是对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地缘政治上的变化不予以承认，这对于阻止日本的侵略是没有实质作用的。

在随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日本不仅没有停止侵略反而在国际联盟于1933年2月24日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不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李顿报告书后退出了国联。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退出国联直接导致了一战后在远东建立的华盛顿体系的解体。

如果说因为有了华盛顿体系才暂时维持了日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平衡的话，那么在华盛顿体系被破坏以后远东则进入了没有条约体系维系的不稳定状态。

三、卢沟桥事变前美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1933-1937）
1933年1月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就职后罗斯福在对待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态度上继续采取“不承认主义”。

但罗斯福是在美国深陷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上台的，他将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放在首位，这就决定了他在这一时期对日政策上不能有太大的作为。

1933年4月，日本开始进攻中国华北并于5月31日逼迫中国政府与其签订敞开华北大门的“塘沽协定”。

日本对中国华北的侵略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蔑视。

美国
对此迅速做出反应，6月份就与中国签订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

合同规定其中4000万将用来购买美国的棉花，其余购买美国的小麦和面粉。

美国的对华棉麦贷款可以视为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表现。

面对美国的施压日本极为不满，但美国仍然不改初衷。

这笔贷款加深了日美之间的矛盾。

但此时的美国还是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作为自己对日政策的总原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在此期间也没有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收敛，反而进一步扩大侵略。

在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利用任何其他国家势力以抵抗日本的任何企图；反对任何外国以技术或财政援助名义采取的援华抗日联合行动。

这一声明，无异于否认了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对此声明提出抗议。

但是美国领导层对此的反应却不一致，罗斯福总统也没有明确表态。

最终美国对日本还是采取了妥协绥靖的政策，这也反映出美国实质上是在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

1935年，由于德意的扩军、侵略活动，加之此时的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强大，美国在此期间无力顾及日本，对日本继续延续以前的绥靖政策。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之后不久听命于军部的广田弘毅上台组阁，标志着以军部为核心的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体制初步形成。

在外交上广田内阁扩大对外侵略，制定了《国策基准》确定了南北并进、先攻中国的狂妄计划。

面对日本的变化，此时的美国还在幻想通过多边谈判达成协议而不是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使得美国又一次错过了遏制日本的机会。

最终，日本在美国的一再绥靖纵容下扩张野心逐步膨胀直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的扩张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美国是难逃其责的。

四、卢沟桥事变至珍珠港偷袭前的美国对日政策（1937-1941）
卢沟桥事变是美国对日政策由原来的绥靖逐步走向强硬的转折点。

虽然此时的罗斯福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正处于困境，罗斯福仍然顶住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拖延实施对中国不利的中立法。

为抵消当时孤立主义势力在美国的影响罗斯福于1937年10月5日在孤立主义势力强大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

他在演说中指出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已经威胁到了现有文明的基础，呼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像隔离瘟疫那样隔离侵略者，还说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脱不掉的。

虽然由于国内反对势力的掣肘罗斯福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隔离行动，但这一点已经反映出美国对日政策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

随后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联会议由于英法要求美国带头对日本施行制裁，而美国国会、国务院和舆论都拒绝这样做。

最后，这次会议只是重申了九国公约的一些原则并没有实际的行动。

随后，日本加紧扩张在12月12日攻陷南京，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在同一天还制造了意在挑衅美国的“帕奈号”事件，炸毁了美国的炮舰帕奈号和标准石油的三艘油轮。

罗斯福对此事件曾想联合英国对日本进行制裁，但无奈国会和美国公众对此反应冷淡，只好对这一挑衅不了了之。

虽然“帕奈号”事件美国没有将事态扩大，不过，不久美国就宣布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显示其对日政策已开始转向强硬。

1938年到1939年8月底是日美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的时期。

1938年，日本在中国继续扩大侵略并占领武汉和广州。

国际上德国和日本进一步勾结加紧对外扩张。

美国面对这种形势出现了两种变化。

首先是美国领导层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中日战争的影响已不能局限在中日两国范围，而是将其看做对美国利益和世界政治均势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另一方面就是美国加大了对华援助的力度和规模。

1939年2月，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

3 月又占领南沙群岛直接威胁着国际主要航道，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

6至7月，日本又轰炸重庆并炸毁了美国大使馆。

此时美国国会和国内舆论强烈要求限制对日贸易。

在此背景下，罗斯福于7月26日通知日本宣布美国将在半年后废除美日商约。

废除美日商约对军事战略物资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重大打
击。

但是，美国此时仍然不愿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并且担心英法无力东顾而牺牲中国。

因此，继续进行与日本改善关系的尝试不愿关闭与日本谈判的大门。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

英、法在此之后更加无暇东顾，此时罗斯福政府虽然在对日政策上仍然实行有害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绥靖政策。

但是此时美国对日本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一种战胜日本的策略，只是由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掣肘并且美国在备战方面十分不足才没有做出大的政策转变。

面对法西斯国家在世界各地肆无忌惮的扩张，罗斯福在美国国内通过艰苦而谨慎的政治运作终于使国会批准修改中立法。

中立法修改后，美国撤消了武器军火禁运条款，实行现购自运原则。

这使美国在支援反法西斯国家作战方面有了更大的实际作用。

1940年，德国在西欧进行闪电战，法国在德国的闪电战面前不堪一击，于6月22日向德国投降。

德国在西欧的胜利在远东迅速引起了连锁反应，日本不断向法属印度支那施压伺机扩张。

7月26日，正式提出以日、满、华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亦即大东亚共荣圈，将南进政策正式提上日程。

面对美国的强烈抗议，日本仍然继续向法属印度支那施压没有收敛自己的意思，并于9月24日将军队开进印支北部。

作为在东南亚有着重要经济与战略利益的美国对此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强硬反应，美国在日本将军队开进日本的第二天就宣布贷款给中国，还抽回美国在日的投资并且禁止像日本输出废钢铁。

在此情况下日本仍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应，于9月27日将酝酿多时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公布。

到了1940年末到1941年上半年，日美两国都已很清楚，彼此的矛盾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

但此时双方的准备都不充分，因此双方都试图改善关系不愿过早卷入战争。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日本南进的顾虑因此消除。

此时日美开战正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7月初，日本制定了以南进为主，伺机北进为辅的战略方针，并做好了与英美开战的准备。

但是，此时日本海军将领不愿与美开战，于是近卫内阁设法寻找一种既可由日本占领印支南部又可与美国维持和平的办法。

在此情况下近卫寻求与美国谈判并提出一旦美国卷入对德防御战，日本不受三国条约的约束。

罗斯福对此极为高兴，但此时美国高层和公众已愿意冒与日本开战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拖延谈判以争取备战时间。

10月中旬，对与美国开战持谨慎态度的近卫仍然坚持与美国谈判并提出满足美国提出的在中国撤军的要求。

为此，近卫遭到军方的激烈反对导致自己被迫下台。

东条英机继任首相，东条继任首相后日本高层在与美开战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

直至11月5日，陆军答应作最后一次努力，如果与美谈判不成就准备采取武力并将最后日期定在11月25日。

但是，此时日本不愿放弃侵略果实，尤其是从中国撤军更是日本无论如何都不愿答应的。

然而，美国此时则坚持只有日本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才给与日本正常的经济关系。

面对美国近乎最后通牒的态度，此时的日本除了发动战争已经别无选择。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美国虽然没有彻底放弃绥靖政策，但是对日政策逐步强硬是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突出特点。

从对日本绥靖妥协甚至纵容直至对日采取切断日本军事机器运转的经济制裁逼迫日本发动战争，这一过程固然复杂，但其根本原因是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争夺。

这种根本利益的冲突是无法通过外交谈判加以解决的，这种利益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分出胜负。

美国对日政策演变非常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五、结语
本文对“九一八”事变到偷袭珍珠港这十年间的美国对日政策加以梳理。

在这一过程中得出几点认识。

首先，对侵略者不能一味妥协退让。

当侵略者步步紧逼处心积虑试图用武力达到其侵略目的时，
受其侵害的一方就不能一味妥协、退让，只有采取态度坚决的制裁或是军事手段，才能使侵略者屈服。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政策在开始时就范了妥协、退让的错误，没能在日本实力尚且不足的时候加以遏制。

最终导致了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并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自己也受到日本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

其次，还能得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是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美国由于自身深陷经济危机并且孤立主义势力强大，在此背景下美国就想以牺牲中国的国家权益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达成对日本的暂时妥协。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在国际交往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最后，一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国与国的交往上也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在制定外交战略时胡佛总统是自觉的执行绥靖政策，而罗斯福总统则往往是被迫的。

胡佛和史汀生争夺“不承认主义”的创制权，就可见其自觉执行绥靖政策的主观态度有多强。

罗斯福则是由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掣肘才不得不推行绥靖政策的。

虽然在他执政初期为了在国内推行“新政”急需孤立主义势力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对日外交甚至比胡佛还要倒退。

但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后罗斯福则运用自己的总统职权与孤立主义势力周旋，在自己总统职权的范围内给予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国家以物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