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夸大的美国特许学校

“超人”在哪儿？——被夸大的美国特许学校
写在最新一部《超人》电影的上映之际，如此的标题似乎有些“标题党”的意味。

不过说起奥斯卡奖获得者戴维斯·古根海姆拍摄的史上最受欢迎的教育题材纪录片《等待超人》，凡是对美国教育或者基础教育关心的人都不应该错过。

首先，让我们来补充一点背景知识：
美国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始建于1991年的明尼苏达。

作为公立中小学教育的补充，特许学校能够获取国家的拨款，并须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

同时，特许学校也可接受民间的捐赠和某些机构的投资。

这些具有公立学校性质的“特许学校”，由州或地方政府提供起步资金，并由社会团体、个人或企业负责管理，不允许收取学费。

比起传统的公立学校，特许学校的制度更加灵活，可以通过摇号等手段对申请入学的孩子进行筛选。

当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问世之后，特许学校作为那些无法有效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公立学校的替代选项，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

但值得一提的是，最早提议建立特许学校的美国教师工会主席Albert Shanker的初衷则是，通过特许学校的建立，使某些公立学校的教师们能够专注于帮助最有需要的困难生。

2010年，古根海姆拍摄的纪录片《等待超人》把焦点放在了五个贫民区的孩子身上，他们的共性是同在教学质量不佳的公立学校念书，并梦想着进入位于“哈莱姆儿童区（Harlem Children’s Zone）”的那些看上去更美好的特许学校。

但是在影片的最后，他们必须通过抽签来决定谁能读上优质的特许学校，而中签的概率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影片的矛头直指当下美国差强人意的公立基础教育。

古根海姆的观点也显而易见：当经济大环境一团糟、贫穷不断困扰民众的时候，导致美国小孩在学业上无法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竞争的罪魁祸首就是公立学校，尤其是那些公立学校中的低素质教师和麻木不仁的教育官僚。

与之相反，特许学校却是一幅欣欣向荣的画面。

影片除了刻画五个小孩（其中四个是少数族裔）的贫穷身世之外，把大量的镜头放在了成功的特许学校校长与管理者的身上。

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样一部批判公立教育的影片中，却并未涉及任何公立学校的教师或校长，更别提成功的公立学校案例了，片中不断出现的仅只是公立学校的失败。

不妨让我们看看这部纪录片未能记录的另一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只有五分之一的特许学校能够达到它们所声称的“奇好的成绩”。

位于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结果研究中心（CREDO）对特许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它曾对美国5000所特许学校中的一半学校进行了数学考试成绩的评估，研究发现特许学校中只有17%的学校能够达到传统公立学校的水平；37%的学校尚不如公立学校；而剩下的46%则与同等的公立学校不相上下。

《等待超人》的导演显然回避了这一问题；他更回避了某些特许学校校长挪用公款的爆炸性新闻，以及特许学校的管理者们一年超过30万美金的高额薪酬。

如前所述，特许学校一面拿着政府的拨款，一面收入民间的投资，由此来看，特许学校更像是公立学校走向私立的过渡产物。

让我们进一步审视那为数不及五分之一的“成功案例”。

实
际上，这部分特许学校能够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它们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例如影片中位于华盛顿的SEED特许学校，它的生均投入是3万5千美元——这个数字是公立学校的平均数的3倍。

（我们不妨参考法国的双轨制教育，享有国际声誉的专科大学校获得的拨款是国家预算的30%，而其培养的学生数量只占了总数的4%。

）如果国家拥有更多的教育预算，那有什么理由不首先投入公立学校，而要把钱投进平均教育质量尚不如公立学校的特许学校呢？1让我们回到当今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到底应该先动哪一方？是教育管理者，还是教师，又或是学生和其家长？无疑，赞同这部影片的人会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

正是那些在办公时间看报纸、打扑克的老师导致他的学生们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做出“四块饼干吃掉两块是吃掉了50%”这样的旷世难题。

但是根据胡佛研究所的经济学家Eric Hanushek的研究，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只占了7%——就算是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教师对教学结果的影响也只介于10%到20%，即使教师确实是学校之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但是别忘了，有60%的原因是存在于校外的，例如家庭收入。

不可否认，如今的特许学校已经背离了它的初衷。

它不再是公立学校的合作方，而是它们的竞争对手。

自小布什政府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逐渐使特许学校趋于对高分的追求；为了在考试成绩上打败公立学校，特许学校萌生了阻止应试能力较弱的学生进入学校的动机。

事实上，在影片中被一再吹捧的“哈莱姆儿童区”的CEO Geoffrey Canada曾因为自己辖下的一所特许学校的考试成绩不佳而开除了这所中学的整一个班级。

我们与其寄希望于特许学校，倒不如寻找更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公立学校授予教师的终身教职（tenure）是否太多了？公立学校的校长是否缺乏管理或教学的工作经验？如何对教师的工作质量进行更为有效的评估？（我们显然不能草率地把教师所带班级的学生成绩或者教师资格考试的成绩作为评估的主要标准。

）
最后，我们不妨看看被美国基础教育界视为范本的芬兰教育体制。

芬兰并没有试图私有化它的中小学，而是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对优秀教师的培养、支持和保有；它没有下令开除一定指标（比如5%-10%）的劣质教师，而是耐心地栽培他们。

芬兰也有全国性的教学大纲，但不仅限于基本的阅读与数学能力的培养，而是包含了许多有关艺术、科学、历史、外语等学科的课程。

同时，芬兰还加强了对孩子与其家庭的社会福利支持。

无独有偶，凡是具有高能效的基础教育体制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日本和韩国——都从未试图私有化它们的中小学校，而是采用了加强教师培训的方法。

退一步说，如果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症结就在于教师质量的参差不齐，那么，与其借助国家预算的调拨和私有资金的介入通过价格杠杆促使优质师资流向特许学校，倒不如把这笔钱投向对教师的培训和支持。

1这里涉及到民主党的政治、美国教师工会和投资投机性财团等诸多问题，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