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彭芝：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和实践

刘彭芝：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和实践
文章来源：黑龙江创新网时间： 2012-06-28
2011年12月9日，中国教育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召开“纪念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座谈会”，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校长刘彭芝出席并讲话。

以下为发言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校长刘彭芝。

中国教育报记者鲍效农摄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钱学森先生的100周年诞辰，受邀参会，我深感荣幸。

在此，请首先允许我向钱永刚先生致敬。

您有一位伟大的父亲，有一个伟大的家族。

我看过《南方人物周刊》关于您的一篇专访《人生没有如果》，对于您的平和与淡定我印象深刻。

是的，人生没有如果，过去的已经过去，钱老的在天之灵一定希望看到他的亲人，他热爱的祖国，能够幸福和谐，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培养出他生前所渴望的、推动国家和人类进步的杰出人才。

我们都在提“钱学森之问”。

我个人以为，商议、探讨到今天，我们可以将问题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变“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怎么样培养杰出人才”，“为什么”
是过去时，“怎么样”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思考过去很重要，行动同样重要。

知行合一才能解决问题。

杰出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处于人才金字塔的顶端，对于国家和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有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事业、导弹事业、自动控制化事业得以奠基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有钱学森之问，促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八处出现“拔尖人才”的字样，并因此而形成了现在越来越高涨的关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思考、建议和实践的局面。

国家的顶层设计已经出台，那么相应的政策、措施陆续会出台和跟上。

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迫在眉睫，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

我在基础教育一线工作了40多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人大附中进行超常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人大附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培养科学、数学、工程、技术、语言、艺术、体育等各方面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例如足球超常教育实验研究。

近两三年来我更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呼吁要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章立法、开辟试点、营造舆论。

今天，我想结合一些数据和人大附中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与实践，谈几点认识和看法，和诸位交流。

一、从宏观数字和行业个案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根据科技部的调研，2002-2006年，在世界一流科学家中，我国有112人入选，仅占总数的4.2%，是美国的1/10；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下属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担任领导职务的9073名科学家中，我国仅有206人，占2.3%；其中，在一级科学组织中担任主席的仅1人，在二级组织中担任主席的仅24人。

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有5%左右。

近年来，我国受理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增长较快，但首创发明少、改进发明和组合发明多。

我国的专利转化率不足15%，美国等发达国家高达70%以上。

据估算，目前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仅一万人左右。

即便是这样一支在国内属于高层次的队伍，与国际一流人才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从国际权威科学院外国会员人数的国别排序来看，中国处于第18位，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若干中等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印度。

在1980年到2002年获得诺贝尔奖、鲁斯卡奖、伽德纳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日本国际奖、京都奖这八项国际科技大奖的497名科学家中，没有一名中国国籍的科学家。

乔布斯类拔尖创新人才中国“一个没有”!诺贝尔奖一个中国人没有!经济
学家耶鲁终身教授华人陈志武说：中国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陈志武说：这些年看到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这组数字和状况，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宏观情况如此，我们再来看具体行业的个案。

2009年“七一”期间，中央各大媒体对已故吴大观教授先进事迹的集中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生日当天集中报道一位科学家的事迹是绝无仅有的。

这充分说明了吴大观教授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

吴大观教授生前牵头研制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太行”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是个很典型的传统工科专业，这个专业虽不如计算机等高科技工科专业那么时髦，但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所以非常重要。

但这一领域的院士至今才5个人，且年龄偏大，最年轻的也是年满70岁的老人。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航空发动机专业，各个传统工科专业都面临着院士级、大师级尖子人才奇缺和后继乏人的局面。

在一些庞大的产业，院士人数少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2009年我国汽车年产销突破1300万辆大关，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全国汽车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仅2名。

引起中央高度关注的煤矿安全问题，灾难频发，触目惊心，但全国从事煤矿安全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仅1名。

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这种情况数字，同样也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如果说人才队伍建设是造金字塔的话，那么，亿万高素质劳动者特别是现在技术工人是塔基，大批专业人才是塔腰，而拔尖创新人才则是塔尖。

没有塔基，建不成金字塔；没有塔尖，同样建不成金字塔。

人才队伍建设，既要抓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也要抓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缺乏拔尖创新人才，缺乏领军人物和核心人物，我们终究难以成为创新型国家，终究难以成为受人尊敬的国家，终究难以形成强大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刘彭芝：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是自主创新能力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关键在于有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就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进一步提高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紧迫性的认识。

二、从人才成长规律看大中小幼联动早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必要性
邓小平同志27年前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这就是大政治家的战略思维。

我国的信息化技术能用20多年的时间走过别的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后劲十足，不能不归功于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今天，我们多么渴望、多么需要国家领导人能明确而响亮地说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从娃娃抓起。

我也相信，20多年后，我们肯定能深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许多人眼睛向上看，盯着大学，这当然没有错。

但盯着大学的同时，不能忘了中学、小学、幼儿园。

这就像一个人吃饭，吃到第二个馒头饱了，但不能忘掉第一个馒头的作用。

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来说，中小学幼儿园的早期培养，就是他的第一个馒头，没有这第一个馒头，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重心必须下移、工作必须前移。

我们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必须形成大中小幼联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局面。

研究已经证明，个体在智商、气质、爱好、志向等各个方面存在天生的差异，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

近二十年来的脑科学研究成果明确显示，一个人在逻辑思维、语言、想象力、创造力等各个方面的成长均存在着一个关键期，而且这些关键期一般都在12岁以前。

错过关键期，没有在一个人的关键期适时地施以适当的教育，就会贻误发展的最佳时期，无法最大限度地挖掘、发展个体的内在潜能，原本能够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个体就会因此而难以脱颖而出，进而出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遗憾局面。

同时，如果一个有特殊潜能的孩子在小时候得到良好的挖掘和发展，却没能得到继续的有针对性的培养，那么，其发展就会出现断层，最终依然不能成为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拔尖创新人才。

因此，我们在进行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早期培养的同时，也必须为其搭建一条绿色成才通道。

如前所述，人大附中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是建立在超常规教育的基础上。

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就不能不说，这和人大附中建立的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超常教育绿色通道是紧密相连的。

1985年人大附中建立了数学学校、足球学校、管乐学校、外语学校和发明创造学校。

1989年，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华罗庚、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华罗庚数学学校，对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超常儿童进行业余培训，经过理念和实践的变迁，这所学校在1994年提升为华罗庚学校。

1999年北京市教育局正式批准人大附中在全市招收超常儿童，为了不影响小升初，要求人大附中原则上从“华校”学生中录取。

2004年华校更名为仁华学校。

学生从仁华学校毕业后进入人大附中初中、高中继续学习。

在选拔和培养上，我们从只重视数学到多学科发展，从只偏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到注重各种特长潜能，从只偏重智力因素发展到智力、非智力因素兼顾考虑、双重并举，从结果导向发展到过程性评价。

经过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不间断的培养，人大附中培养出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拔尖创
新后备人才。

2010年，人大附中申请成立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努力打通大中小幼各个环节，尤其是要争取突破现有的高考政策瓶颈。

拔尖创新人才一般都不是面面俱到的人才，而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培养这样的人才，与现行的高考制度的确有不相适应的地方。

高考制度不改革，拔尖创新人才的出路问题不解决，从普遍意义上讲，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就难以有大动作。

我们不能因为高考制度的制约而成为国外一流大学的生源基地，这已经是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段已经出现了从大学规模下移到高中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计划。

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深圳、江苏等地的一些小学、中学和大学已经就拔尖创新人的培养达成了一些共同培养协议，地方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经为此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政策。

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我们对考试升学机制的改革步子必须要迈得更快一些、更大一些，必须尽快形成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科研院所一条龙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三、从人大附中的实践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过程中融合科学与艺术、中国与外国教育精华的重要性
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式上，我有两个最为重要的体会。

一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重要性。

科学与艺术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动力，二者的结合是创造的源泉。

科学强调客观理性，重实验、重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维为主；艺术强调主观感受，重想象、重美感，主要靠激情，以形象思维为主。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不断揭示、发现和描述，是从个别中揭示一般，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艺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动性认识，是从一般中发现个别，从共性中求异、求新、求创造。

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特质是创造力，要使他们能够设计、制造、产生出创新的产品，这就需要将科学和艺术相结合，既遵循科学规律，又使其独具个性。

钱学森先生的夫人蒋英是一名音乐教育家，她本人也酷爱绘画，艺术给钱学森从事科学事业带来了灵感。

他曾说过：“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这一点，相信钱永刚先生在和父母的共同生活过程中会有深切的感受。

人大附中在教育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的兼顾培养。

我们不仅发现和培养数理、科技方面的拔尖创新后备人才，也培养在琴棋书画等其他任何方面有突出潜能的人才。

人大附中的学生在国际象棋、围棋、健美操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绩，达到了国际中学生的最高水平。

人大附中艺术团的艺术表现水准令世界
瞩目。

我们的很多学生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通过各种科学和艺术类的选修课、社团活动等建立了良好的科学素养和艺术修养(举例，曾天——在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专业的理科生，参加过丘成桐数学论文大赛，创作过歌曲，还在写小说，获得过短跑和跨栏的全区第三名)。

二是熔铸中外精华、坚持综合创新的重要性。

人大附中一直重视和国外名校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已经与十几个国家的40多所著名中学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互派学生、教师、领导，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学习。

这对于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国际理解，培养国际化人才大有裨益。

通过交流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也有自己的劣势和短板，关键的问题是要保留我国教育的优势，吸取国外教育的长处，取长补短，熔铸精华，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实践，走出一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改革之路。

从去年开始，人大附中与美国顶级的两所高中——伊利诺伊理科高中和托马斯杰斐逊高中就风力发电、能源等项目进行了合作研究。

通过远程视频、派驻教师等方式，三所学校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启示。

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扎实，但在动手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独立与自主性等方面较为欠缺。

刘彭芝: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取得重大成功的人，普遍具有两项特点：一是非常自信，遇到困难、失败时不沮丧、不放弃；二是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他该去解决什么问题。

创新首先来源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动手能力等，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加强的地方，我们的教师也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和实践，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刘彭芝: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认识到其必要性的基础上，我谈了两点具体的做法。

不当之处，请指证。

钱学森之问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灵魂，我愿用我的余生为国家办点事，努力去探索、实践“怎么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一大课题。

祝钱永刚先生和您的家人幸福安康，祝中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事业蒸蒸日上。

作者信息链接：刘彭芝，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第九任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委员，中学数学特级教师、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她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班主任、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首都巾帼十杰、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北京市科技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共和国60年教育功勋人物、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女职工、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9年11月13日，
刘彭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

作为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刘彭芝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成绩显著。

她所教学生中先后有400余人曾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金牌、银牌,或在全国、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

作为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她还带领着多名博士生做课题研究。

她先后主持或参与了20余项国际、国家、市、区级课题研究工作,包括教育部“十五”“十一五”重点课题,先后发表课题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30多篇,主编教材及书籍75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