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文

中国法制史

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及特点

系别：法政学院法学专业

班级：法学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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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把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中国法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法系之一，曾经焕发着活跃的生命力，为世界所赞美。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其中，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道、墨、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要理解中华法系的博大精深，必须了解她的起源和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特征

正文：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伴随着国家文明的昌盛而开始了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辉煌历程。经过此后几千年的积累与回旋，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从相对粗略和幼稚的简单法条，发展成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风格特异、义理精神的庞大的法律体系。那么，中国古代法律是怎么起源的，又有什么特征呢？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

不是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出了法律产生的原因，那么中国法律的产生就必然有一个渊源。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其中包括中国法律起源的方式、时间。对此问题，古今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在学术界比较受推崇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习惯法。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反映。原始习惯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由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2．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黄帝“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型用刀锯，其次用钻，薄刑用鞭折”（《国语·鲁语》）苗民“五刑”：蚩尤时代，“苗民弗用灵，惟作无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

《尚书·吕刑》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尚书·吕刑》）皋陶象刑：所谓象刑，一种观点认为；象是象征之义，象刑是让人穿着不同色质的衣巾服饰，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示耻辱与惩戒。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象是画像之义，象刑就是绘制受刑人身着不同衣巾服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

3．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确是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4．法源于天说。

此说最早见于《尚书》。《尚书·皋陶谟》中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大禹谟》中也说：“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把法律看作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既反映了上古统治者借助神权的力量以增强法的权威性的愿望，也反映了古人对法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认识和理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将会在法史学界长期讨论下去。在讨论中，将会不断丰富学说的内容，提出各具时代色彩的论断。

上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问题，下面就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来进行总结。中国古代法律在世界上独具特色，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一朵奇葩，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纵观我国古代法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以刑为主，诸法合一

自商鞅“改法为律”，“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且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从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与结构来说，刑事、民事与行政等法律规范被混编于国家的同一基本法典里，不同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编纂为各自独立的法典，因而诸法律规范是合为一体的――在国家基本律典这一载体中，民事、刑事法律规范的确是不分的。中国古代从战国时期李悝作《法经》到清代颁《大清律例》，保持诸法合体的法典体例长达两千三百多年，直至二十世纪初沈家本修律，仿照

大陆法系分别制定了刑律、民律、商律、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编制法等部门法，才最终打破了传统的以刑为主诸法合一的局面。

二、德主刑辅，以礼入刑

多种思想的发展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非常深刻，而其中最重要的沉淀物便是“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理论和实践。从董仲舒“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的“德主刑辅”思想的提出，一直到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德主刑辅”作为治国思想和法律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是我国正统的封建法律思想。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依靠行政、刑罚的办法来治国，可以使百姓出于畏惧而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来治国，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走上正道。汉初君臣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结论，认为秦的天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经过经验的总结，重新认识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缺陷。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意思是说，刑罚要以教化为基础，只靠刑罚诛杀，没有教化，用刑再多，坏事也不能禁绝。教化也非万能，只有教化而没有刑罚，坏人就得不到惩罚。历代王朝都把“以德去刑”作为考绩地方官吏的一条标准，地方官吏们也都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使老百姓“息讼止争”，以博取“德政”的美名。董仲舒认为为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