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山西师范大学成教院函授教育专升本科毕业论文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函授站点长治专业汉语言文学级别本科姓名刘波学号指导教师2011年月日提纲《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精神的不朽之作。

一部民族的痛史、愤史，昭示着古老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无畏气概。

读过之后，其中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好在我拿到论文的题目中有一篇是《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所以就以此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写此文是为自己和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民族是怎样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我们的国家是怎样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我们的人民是怎样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以及老舍先生独特、真实、合理、新颖的人物塑造方法。

本文从五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

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

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三、《四世同堂》对几个民族败类的描写，就有着大出读者意料的新颖。

四、《四世同堂》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五、怎样写人物？主要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是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

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作者：刘波摘要老舍以其对幼年和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真切体验，在《四世同堂》中，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憾和反抗斗争。

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

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芸芸众生中，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各具特色。

关键词四世同堂；人物形象；真实；合理；新颖正文主体：《四世同堂》是老舍的力作。

它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沦陷区北平普通市民生活的绚丽画卷。

它以世大的篇幅和宏伟的结构，给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将北平沦陷区市民们和荣辱浮沉、生死存亡，都一幕幕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打开这部巨著，就象走进一座琳琅满目的画廊，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便活在我们眼前。

他们的遭遇往往有着出人意外的新颖，却又使人感至那样的真实可信，合情合理，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老舍曾说：“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目中无人’，虽有情节，亦难臻上乘”，而能否将人物写好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首先把个性建树起来，使人物立得牢稳”。

《四世同堂》正体现出了老舍的这一主张。

它的故事情节，既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也不曲折惊险令人“拍案惊奇”。

作者从现实生活的逻辑出发，将人物放在沦陷区这块屏幕上，让他们想其所应该想，做其所应当做，在流动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展现各自的性格。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

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四世同堂》所写的是北平的下层市民在日本侵略者的生活和抗争，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题材，更便于作者发挥他这方面的特长。

所以，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这种民族特点有着更新的意义。

主要人物之一的祁家老太爷是北平老派市民的典开型，在他身上渗透着浓重的传统色彩。

祁老人因要维持四世同堂局面而不断妥协和过于谨慎，他怯懦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

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

“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有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成尊卑贵践，忠实而真诚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

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但当自己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作品中的祁瑞宣是作者所花笔墨最多、思想性格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

自北平成为沦陷区后，他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之中。

他爱国，他感受到了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耻辱。

中国的一城一地的失陷都引起他极大的精神痛苦。

他身居北平，而心连着前线。

他想做事情而不知道做什么，他想到前线去服务，但又离不开家。

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爱国”与“爱家”的矛盾，实际上即是“全忠”与“全孝”的矛盾。

他是祁家的长孙，是祁家这个“四世同堂”家庭的“中坚”。

他对祖父辈要尽其孝，所以他不能丢下他们出走；他对兄弟要尽其“悌”，所以他对祁瑞丰的胡闹和胖菊子的无耻行为尽量容忍，对祁瑞全的一心出走是而般的不放心；他虽然不爱自己的妻子韵梅，但也努力尽到丈夫的责任。

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存在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思想。

而这种“孝悌”思想，恰恰变成他“全忠”的阴力。

这个人物虽然是一个教英文的教员，而他的思想性格却完全是民族化的带有传统色彩的。

这是一个爱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而性格又十分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其实，作品中的许多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民族特色，表现得都有很鲜明。

钱默吟的亲家金三爷，就是一个满身侠气的人。

在钱默吟从狱中出来，带着遍体鳞伤去找冠晓荷算账时，金三爷也跟了去。

全们来到冠家正见冠晓荷、“大赤包”、李空山等在打牌。

金三爷怒从心起，抓住冠晓荷就要打。

冠晓荷被从桌子底下揪出来，忽然“心灵福至”，向金三爷求道：“爸爸别打！”金三爷一听“没了办法”，抬起的拳头又放下了。

因为在北平江湖上，只要一方“叫了”，就不能再打。

这是“侠仪”的道德。

金三爷临走还宣布道：“我叫金三，信在蒋养房，什么时候找我来，清茶恭候”。

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这就是那种传统的江湖游侠的性格。

其他人物，如李四爷夫妇的慷慨助人，韵梅的贤良与忍耐等等，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

总之，《四世同堂》中的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

正因此，读者对其中的人物无论是憎还是爱，都觉得面孔熟悉，似曾相识，自然就会“喜闻乐见”了。

当然，所谓“民族特色”的“传统”，并不一定都是“优秀传统”。

作者并没有将那些东西都当成是“优秀”的东西加以歌颂，而有着自己的是非倾向。

如金三的“侠义”，在他帮助钱默吟上是好的，而在饶恕冠晓荷上就完全是消极的了，显然有着它的两面性。

祁瑞宣的“忠孝”思想也有着二重性。

因为他有“全忠”的思想，所以他爱国，但他那“全孝”的思想却成了惰性力量。

在这些问题上，作者的倾向是明确的。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

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钱墨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但也只写了全两面三刀方面的性格特点。

这个人物是书中最为光辉的一个形象。

他是一个旧式文人，消极的避世者。

在平时，他是个“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司令”；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也不出一声”。

他没有士大夫的阔绰，却力求士大夫的安逸；他无隐者之资，却有隐者之风。

在那充满铜臭气味和趋炎附势的社会里，他那箪食瓢饮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是值得肯定的，但他那种无论本国的统治者将国家弄成什么样子都超然物外的态度，却不足取。

作者比较突出地描写了他这一方面的性格，使我们鲜明地看到了他的旧式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

但作者更着力描写了他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他可以凭本国的统治者“去发号司令”，却不忍受“有人来往我的国”。

当日本侵略者的坦克隆隆开过北平大街时，蛰眠在他心灵深处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被惊醒了。

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王排长；当他的开汽车的儿子钱仲石拉着一车日本兵故意开进山沟与侵略同归于尽时，他没有悲伤，没有自怜，而是自豪地说：“死得好”，“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他在敌人监狱里，受尽折磨而不屈。

出狱后，已经妻死子亡。

他养好伤，便将儿媳送回娘家，自己仙潜入地下去同日寇斗争了。

钱默吟性格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①个人英雄主义或复仇主义阶段（宣传复仇暗杀）②合作的爱国主义阶段（不再是报私仇，而要雪国耻）③由复国报仇到要整个消灭战争，打击穷兵黩武，争取人类的永久和平。

作者一层深一层地揭示了他这方面的性格。

钱默吟没有先进的思想，也算不得“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宁作寸寸断，不可绕指柔”的民族气节和品格，以及那种“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的精神，就象浮雕一样鲜明、突出，经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作者以卖唱为生的小文夫妇这对“尤物”的描写，所花笔墨的确有多。

但由于作者集中有限的笔墨着力描写他们的“人格”，使这对夫妇的个性就显得十分鲜明。

他们俩一拉一唱，似乎“乐以忘忧”，谁买他们便卖唱，几不知“国家”为何物；他们宁可饿着也不向谁去告借一文，但若有人向他们求借，他去会倾囊相助；他们卖给唱不卖笑，人格不可侮。

在一资所谓“义赈”演出会上，当一个日本军官要侮辱文若霞时，他们便愤然而起，为保卫自己的人格，赤手空拳与敌人拼搏，终于双双饮弹而死。

这两个人物，平进并不可爱，他们对富人虽不谄媚，但也不对穷人亲近。

那种无家无国浪荡哥儿的气质的确不能让人赞许。

但在紧急关头，掩盖在他们那潇洒不拘的外衣下的纯洁人格却大放其光辉，而终于成为一对可爱的人物。

作者对书中的其他人物的描写，大都采取这种笔法。

似乎并不企图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最突出的个性。

我们可以批评这样的形象有够“完美”，但却不能不承认其个性鲜明，具有生活的和艺术的真实性，其性格发展有着符合生活实际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