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与当代美国文化

通俗小说与当代美国文化

江宁康

通俗小说在当今社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产品,它既有文学作品的基本形式要素,又有以情节娱人和教化的基本功能。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常常体现在以情节取胜上,是作者善于讲述围绕主人公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的表现,而如果作者有一定美学品味的话,通俗小说会很快流行于世,甚至登堂入室成为典范。但是,通俗小说最为人们莫衷一是的却在于它的文化身份问题:一本正经的批评家常常视其为大众庸俗趣味的文化产品;而大众的喜爱和数代的流传又使其可与精英文化分庭抗礼,如200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授予斯蒂芬·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为斯蒂芬·金是以写惊险恐怖小说出名的。从当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来看,如《译林》杂志近几年发表的不少美国当代通俗小说所显示的,通俗小说的文化身份是在社会接受过程中不断建构的,在时间和广大读者的检验下,昨日的通俗可能会变成明日的经典;而美国当代的社会矛盾和多元文化特征也决定了通俗小说鱼龙混杂式的繁荣,以致近来的《时代》周刊(2004年1月5日)甚至提出,要思考今日“什么是主流的流行文化”。

从历史上看,通俗文学作品一直在为自己的“合法身份”与文化精英们进行着这样那样的斗争。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和戏剧是最具有大众和通俗意味的文学,尤其是当时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家里通俗文学已经是蔚然大观,而宫廷趣味则在大众文化的紧逼下节节退却。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第一部诗集《海湾圣诗》就是以民歌形式写成的。不过,“通俗”二字在文学史上和现实中的解说是见仁见智的,尤其在美国当代文化中,通俗小说并非是“垃圾文学”的代名词,因为通俗小说本身就是良莠不齐的。好的通俗小说如《廊桥遗梦》(R.J. Waller, 1992),《死者年鉴》(L.M. Silko, 1992)和《冷山》(Charles Frazier, 1997)等不仅畅销,而且还反映了当代美国的人情风俗的变化和各种社会心态(ethos)。在上述三部小说中,《廊桥遗梦》是大家熟悉的,它反映了当代美国中年人的道德观念和现实生活;第二部则以“戏说”的笔法描写了美国社会将要崩溃和白人被逐的未来场景;第三部则表现了一种怀旧情感,尤其是对美国南北战争的往事描写中体现了当代人对美好生活和纯洁爱情的向往。2004年第1期《译林》发表的小说译作《替换》(2000)是通过描写一宗系列谋杀案,对美国社会的邪教问题作了深刻的揭露。这些小说与那些得到各种文学奖项的严肃小说相比,其中的“严肃性”丝毫也不逊色,而其可读性或许更强。从艺术性上来说,通俗小说也是不落人后的,如斯蒂芬·金的小说叙述超出了一般平铺直叙的线性结构,运用了跳跃式的“拼贴”叙述技巧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具有相当的艺术创新意识。当代美国通俗小说的写作手法和情节安排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影响到一些著名作家的小说创作。

通俗小说的大行其道在当代美国社会并非偶然。美国文化传统中历来就有个人主义和平等意识,个人趣味和反对等级划分是渗透在美国文化中的基本精神。自从本杰明·戴伊1833年在纽约创办面向底层大众的《太阳报》以来,美国社会精英文学或曰“雅”文学与大众文学或曰“俗”文学之间泾渭分明的等级划分逐渐模糊。1917年创立的“普利策奖”在对小

说类评奖中从没排除通俗文学作品。实际上,今日几种畅销书排行榜如《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中只有“小说”和“非小说”之分,并无“精雅”和“通俗”的类别。同时,由于美国社会的教育程度较高,受过各种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口达到百分之五十,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爱好。与低俗小说(即pulp fiction,充满暴力、色情和肤浅趣味的小说)相比,严肃的通俗小说也拥有很多的读者。强调个人趣味使读者们既不会统统地被单纯的感官欲望驱使,也不会完全被什么文学批评权威所左右,他们更多地是在每年出版的千余种通俗小说中各取所需地阅读,一些好的通俗小说就是这样流行起来并获得了各个阶层的认可。正是广大读者的接受使通俗小说,尤其是严肃作品逐渐获得了合法的“文学身份”,有的甚至成了当代通俗文学的“经典”,如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作品和美国作家莫恩斯描写中美学者一段浪漫故事的小说《迷失在译事之中》(N. Mones, 1998)等等。读者的欢迎和作品的贴近生活就是通俗小说繁荣与持久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对文学的一种贡献,正如斯蒂芬·金所说的:“在通俗小说和文学作品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美国一些坚持文学精英立场的人士认为,斯蒂芬·金获国家文学奖代表了当前文学的一种堕落,因为金的小说只不过是把恐怖情节和科幻结合而成的当代神话,所以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但是,通俗小说毕竟是“小说”,是以文字书写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供人们阅读的文化艺术作品。通俗小说鱼龙混杂式的繁荣也是当代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反映,它既是审美市俗化对审美贵族化的取代,也是美国学者D.贝尔提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造成的特

殊现象,即新教伦理和享乐主义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映。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一贯以新教伦理,即节制与奋斗,为基本的道德标准。但是在当今的后工业社会里,物质的丰富和媒体的畅通使得大众可以轻易获得各种文化娱乐资源,而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又使得一些人耽于享受不思进取。于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常常被享乐主义潮流所取代,许多低俗小说也就应运而生,其中不少是以暴力、金钱和色情这三大情节为故事核心情节,这是一个负面的东西。1994年的美国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就专门探讨了文艺作品中的社会暴力问题,随后2003年的电影《杀死比尔》(Kill Bill)则进一步表现了这个问题。不过,正因为当代美国社会是一个充满文化矛盾的社会,所以在低俗小说泛滥的同时,严肃的流行小说也是俯拾即是。这个现象与美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美国自1791年通过宪法修正案以来,它就是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的许多道德问题和伦理教化是由各种各样的教会承担的。美国的年轻人口中有近一半人自认是虔诚的教徒,而不论何种教派,其宗教伦理(摩门教等除外)一般是讲求禁欲和勤奋的。这种宗教精神导向的文化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低俗小说的泛滥而扩大了严肃小说的市场,如1999年美国东部天主教会就禁止文艺作品和演出中出现太过的色情场景;另一方面,在美国是没有各种官方的文联或作协组织的,小说创作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其中既有为艺术而艺术和表现自我,也有是为了盈利和出名。不仅如此,出版和发行系统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没有市场的文学作品固然难以面世,而太滥的作品会损害出版社的名声,从长远看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当代美国文化的双重性,即新教传统价值观与当代享乐主义的矛盾决定了通俗小说的双重性,即优秀的严肃小说与低俗的浅薄小说同时并存的局面。对此,我们只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正确的态度,而《译林》杂志多年来的外国文学译介正是体现了这种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