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桐城方氏

命运多舛的桐城方氏（作者：桐城胡堡冬）现在看来，假如没有“丁酉江南科场案”，东北文化的发端史一定会改写。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那是三百六十八年前的事了。清军的金戈铁马，像洪水一样涌入关内打败了农民军，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便吊死在煤山，清朝入主北京。朝野的更迭，带给人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些文人士子们总是念念不忘前朝，总是不想合作，社会的对立情绪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选拔举荐人才，就在这些重要的调整中，消弭了部分社会矛盾，桐城的方拱乾（1596—1667），这位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才得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举荐，进入清廷，被起用为詹事府右少詹事。他的儿子方孝标、方亨咸也都凭借其才华，成为顺治朝的进士，尤其是长子方孝标，文章才气，卓然不凡，被选为侍读学士，经筵讲官，父子二人都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经常陪伴皇帝，深得顺治帝的信任。

桐城方氏有两家，一家是桂林方，一家乃鲁谼方，都是桐城旺族。方拱乾是桂林方中的六房传人，少年聪慧，以“文名震当世”，中进士后，官庶常，馆选第一。方拱乾的父亲方大美，曾官至太仆寺卿。周茂源称之“江东华胄推第一，方氏簪缨盛无匹”。方家从明初的方学渐起，潜心理学，阐明经义，讲学于桐川秋浦之间，筑桐川会馆，开创了桐城的讲学之风。方学渐一生著作等身，著有《迩训》20卷、《桐彝》5卷、《心学宗》4卷、《另蠡》10卷、《崇本堂稿》22卷；而此后，方家人才辈出，蔚然大观，其子方大镇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授大明府推官、方大铉、方大钦皆有学行；方大镇之子方孔炤官至湖广巡抚、女儿方维仪以诗画著称、方维则有诗稿存世；大铉之子方文著有《嵞山诗文集》50卷，《说文条贯》18卷，与兄弟方贞观、方世举人称“方氏三诗人”。更为了不起的是孔炤之子方以智，是17世纪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佛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诗人。

这也难怪文学大家梁实秋惊叹，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这种评价与学者朱彝尊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浚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老焉”。方氏门楣之旺，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但是方家的命运，也常在历史的涡旋中起伏跌宕，像杂耍一样，被抛来抛去。

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举行乡试，当时的主考官叫方猶，副主考官叫钱开宗，恰逢方拱乾五子方章钺参加秋闱考试。乡试考完发榜了，一群落榜的秀才见到自己榜上无名，便群情激奋，有人发现方章钺中了举人，便由此推断，在朝为官的方拱乾与主考官方猶是本家，如此“联宗”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作弊的可能。

其实，方猶并非桐城人，与方拱乾更是非亲非故，如此牵扯，事件越闹越邪乎。那些落榜的秀才们集体到江南贡院门前抗议，到孔庙去又哭又闹，更有好事者贴出对联“孔方主试付钱神（暗指主考官方猶和副主考官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考题中有《论语》中语‘贫而无谄’）”。甚至有秀才写词“命题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在这首词中直指方拱乾。一些好事官员道听途说，不问青红皂白就到顺治皇帝那儿奏了一本。

顺治帝闻之勃然大怒，立即降旨，把正副主考官方猶、钱开宗革职，把方章钺等考生抓到京城严审，之后由清兵持刀监视复试。时值正月严冬，参加复试的人都身戴刑具，连冻带吓，很多举人哆嗦得写不出字来，还有的尿湿了裤子当场昏厥。这次复试有14人被革去举人，24人被停会试。本是一件很容易查清的案子，只因怀疑有弊，只因皇帝发怒，办案人就盲从办案，结果方猶、钱开宗被杀，其“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有十八人全部绞刑，一名叫卢铸鼎的考官虽已死去，家产也一并没收。至于认为有罪的八名考生，每人重打四十大板，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这就是清代著名的“丁酉江南科场案”。方拱乾因五子方章钺一案，“举家数十口”，被判处遣戍宁古塔，只有六子方奕箴，当时年龄太小，被免于遣送。

让人不寒而栗的宁古塔

处罚如此严厉的丁酉南闱科场案，牵连的人数达30人，连带家眷达数百人，可以说是清廷的小题大做。方拱乾从始至终都不明白个中原因，除了感到命运多舛，被人构陷而外，实在是冤枉。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桩案件是清廷借此打击江南的汉族地主阶级和那些不肯轻易臣服的知识分子，是清代文字狱的一个开端。

现在看来，假如没有“丁酉江南科场案”，东北文化的发端史一定会改写。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三，方拱乾拖家带口数十人，与同案受牵连的吴兆骞一同从刑部被押解遣戍赴东北。清初的北方，地广人稀被称为绝域之地，尤其是黑龙江以北，从后金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统辖的地域西起贝加尔湖，东至库页岛，一片蛮荒，杳无人迹，除了虎啸狼嗥，野兽出没，绝少人烟。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用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刻碑划界，此条约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划分中俄国界，贝加湖从此丢失。

所以，那时大清朝对重刑犯实施流放，主要的流放地域就是辽宁的上阳堡，黑龙江的宁古塔和后来的卜魁。清代的刑法沿袭了明代的笞、杖、徙、流、死等五种刑罚，此外，律例之内还有辅助正刑的闰刑手段，其中流分三等，即2000里、2500里、3000里，而“三流并杖一百，到配折责，唯缘坐问流者不杖”。

这也就是说，方拱乾一家老少遣戍3000里之外的宁古塔，是流刑中最重的，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

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方拱乾根本没想到自己会遭此横祸，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而清代著名诗人吴兆骞，也是莫名的被牵连，他虽与方章钺一同参加秋闱考试，此前却并不熟悉，只是被抓下狱，在狱中才相识，并成为好友的。吴兆骞的父母、妻儿同样受到牵连，并与之一同遭到流放。当时，吴兆骞为师友的吴伟业很是不平，但又无力相助，他写下《悲歌赠吴季子》，“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由此可见被流放是多么可怕，那时，很多被流放的重刑犯，在路途中就冻死，或是被豺狼虎豹吃掉，“或饥人所啖”，连尸骨都难觅，所以犯人听到“宁古塔”这三个字都不寒而栗。

方家子弟多才俊

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时的宁古塔并没有古塔，也非风景优美的古镇水乡，而是一片荒芜，是朝廷重犯的流放之地。

首创“流人文化”

方拱乾全家从三月三日出发，到四月中旬抵盛京（今沈阳），见到了前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和他夫人徐湘苹，并受到热情款待。他乡相遇，方拱乾热泪纵横。这是因为，方拱乾与陈之遴同为前朝文友，且都是出身名门望族，经常参加东林党和复社活动。明朝灭亡后，陈之遴曾投奔南明，在清顺治四年（1647）入朝被任命为秘书院侍读学士，并由此一路升迁，最终被授予弘文院大学士。此后多次遭到弹劾，但顺治帝看重陈之遴的才华，1653年只降二职任用，后又官复原职。1656年再遭弹劾，顺治帝考虑他官至大臣，令他原官发往辽阳。而顺治十五年陈之遴又遭弹劾，其向内监吴良辅行贿，全家被流放辽东。这次方拱乾见到陈之遴，正是他最后一次流放。到七月十一日，方拱乾和吴兆骞举家老少，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跋涉，才抵达戍所——宁古塔旧城（今黑龙江海林）。

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时的宁古塔并没有古塔，也非风景优美的古镇水乡，而是一片荒芜，是朝廷重犯的流放之地。那时人们认为著名的流放地上阳堡已让人恐惧，可那儿还有房子可住，但宁古塔什么都没有，简直像人间地狱。从清崇德八年（1643）沙俄波雅科夫率112名哥萨克匪徒侵入黑龙江以来，中俄边境不断受到来自沙俄的侵略和掠夺。为抵御侵略，在顺治十年（1653），在原设宁古塔副都统的基础上，增设昂邦章京，将黑龙江、松花江以及尼布楚和库页岛等地划归单独的辖区，这时宁古塔才渐聚人烟。方拱乾在其《绝域纪略》一书中写道：“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这便是生动的写照。

这些遭到流放的人，往往命运悲惨，他们过去的锦衣玉食，以及家产财物被洗劫一空，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条命了。而这条命，有时也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