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_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

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王艳玲（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1）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否定旧文明摘要：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

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张爱玲借此表达了自己内心对封建旧文明的绝望和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说：“所谓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

”①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

通常在男权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中，男性的主体地位牢不可破，男性始终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是决定文本走向的主体。

文学舞台上，男性被塑造成力量和美的化身，上演着一幕幕或悲壮或刚烈的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

男性是一切褒义词的化身，是君临女性世界的君王，女人只能对其绝对服从。

可以说，千百年来，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男权的审美价值标准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文学的土壤之中。

然而，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却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

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男性特征普遍逐渐委顿，精神生命相继死亡。

出现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只不过是一具具行走在现实社会的无精神无灵魂的肉体空壳。

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

人类可以和大自然其他生物一起并存于天地间，无非是仰赖物质和精神。

精神是人类作为灵长动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而物质即人类的肉体乃是精神的承载体，精神不在，人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肉体出了问题，精神便无从依附。

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众多的男性形象从身体到精神全部都被作家否定得干净彻底，毫无怜惜之情，他们要么身体废残，要么精神洞空，是一群贴附在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软脊椎动物。

他们颓废淫逸、自私软弱，没有理想，没有激情。

生下来就是软骨症，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人体。

“身上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②，“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

”③已经彻底沦为一具没有生命的“孩尸”。

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这个家庭里唯一有男人气息的一个，身体结实，红扑大脸，然而却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只追求个人享受，浑身透着自私和无情，抽大烟，玩女人，赌钱，几乎五毒俱全。

当对七巧施行骗术被识破后，竟毫无半点羞愧，反骂七巧是疯子。

并为了报复七巧，领七巧的儿子逛窑子，吸大烟。

也正是因为他的欺骗，使七巧再也不相信爱情，甚至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心理变态，灵魂扭曲。

七巧的儿子长白，浑浑噩噩，没有理想和追求，缺乏道德感，只知道吃喝玩乐，是一具行尸走肉。

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④。

正值上学年纪，却不爱读书，每天无所事事，小小年纪就抽大烟，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任凭日子如流水一样淌过，从没打算过将来和人生，就这样任由生命和时光空耗着，一点点地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怨女》里的姚家二爷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更加清晰具体，丑陋不堪：“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缝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⑤，出门需要佣人抱着背着。

《花凋》中的郑先生在张爱玲的笔下颇具讽刺和嘲弄意味。

郑先生是个封建遗少，醉生梦死，风流成性，“长的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着，穿上短裤子筅0812010.6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

他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⑥。

显而易见，张爱玲笔下的这类男人，是旧时代封建古墓里的一具具僵尸，不合时宜，被时代的车轮远远地甩在后面，成为社会的渣滓和绊脚石。

他们虽也在现实中扮演男人应该扮演的角色，但因了身体或精神的缺席，常常变得有名无实，充其量只是虚飘飘的一个符号、一个称谓、一张遗照而已。

这些人本应该是乱世中的支撑和希望所在，但在张爱玲的文本中，却都颓废、软弱无力，靠在糟腐的封建温床上，慵懒地打着哈欠，如同肮脏的蛀虫。

精神力量的缺失，身体的废残，最终使这些男性走向作者为他们设定好的终极命运，“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张爱玲笔下另一类男人与此不同，他们受过西式的教育，貌似追求自由，思想解放，实则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好色，自私，薄情。

这一类男性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之前述，沉重压抑稍浅，偶尔会有一点真情和生命灵光闪耀，但因生长于中西文化夹缝中，处境尴尬，无认同感和归属感，内心常处于两种文化的纠结状态。

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外表西化，实则思想和观念依然浸泡在中国传统的旧文明旧道德的体液中，现代其外，陈腐其内。

《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是一个私生子，从小跟随母亲在英国长大，父爱缺失，脾气古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因自身继承遗产前后所受到的待遇冰火两重天，使其认识到人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受金钱支配的，真情是虚幻的，所以更加地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和白流苏之间更是调情大于真情。

对待情感、婚姻，他更是精打细算，绝对不能让自己吃一点亏。

“质朴的生活逼迫了他们，一对自私的人才能结合”⑦。

然而和流苏结婚后的范柳原，“再也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⑧。

可见，他的花心从来没变，倾尽所恋，到头来也不过只是一座无爱的空城。

如果说范柳原在追猎女性的过程中，还曾有真情的倏忽闪现，那么《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乔就完全呈现出了人性中自私、无情的丑陋和虚伪，他和葛薇龙的婚姻更为肮脏堕落，完全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而他则以寄生贵妇、靠女人“弄钱”为其享乐的来源，并恬不知耻地声称自己是“招驸马的材料”。

是畸形社会里金钱关系下以女性供养自己的丑陋男人形象的代表。

这些男人外表健康，有所谓的追求和理想，是最合乎理想的现实中的人，但他们内心仓皇，驻足新旧之交，对自己，对他人，对现实环境都不能做出明晰的判断和选择，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对现实和未来都既无能又无力。

在巨大的传统习惯下最终还是使自己成为了因因相袭的旧文化链条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

张爱玲冷静地剖析他们的肌体和灵魂，裸露出他们的自私和无能，否定了他们在社会上作为男人存在的价值，可谓意味深长。

张爱玲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沪港文坛，此时正值西方先锋文学席卷中国文坛之际。

在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审父作为一种母题在先锋文学中成为作家言说不尽的普遍情结。

精神分析学认为，父亲不仅代表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而且还意味着他在社会中拥有的一切特权，这些特权对子辈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压抑和痛苦。

也就是说，父亲代表着传统，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在这种权威和力量笼罩下的子辈们感到压抑和无奈。

父亲具有了某种文化的隐喻色彩，从这一角度分析，“审父”成为摆脱桎梏的子辈们必然之举，实际上，他的深层心理动机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不满和对抗。

先锋作家在文本中发泄着对父辈的极度不满，他们透过非理性哲学这面多棱镜折射出父辈的真实形象，发现了父亲丑陋和衰颓的生存光景，先锋作家以非常规的手法扭曲地呈现父辈们的生存本相，从人本认知的角度掀开了父亲头上神圣、温情的面纱，揭示了父辈身上“恶”的基因和对子辈的无情戕害。

中国的文化先驱们在这种外来文化的启发和观照下，敏锐地发现封建父权和整个封建文化制度的内在血缘联系，对封建父权进行了彻底而坚决的批判，进入了“审父”的文化前沿。

在觉醒之后的创作意图和张爱玲此期创作中对父亲这一男性形象的否定不期而遇，不谋而合。

张爱玲笔下的父亲，是其文本中男性形象的重头戏，张爱玲如常一样将其设置在中国家族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在日常琐碎的叙事中，深入到父亲这个形象的细微深处，一点点地将其自私、残忍、无能、堕落、陈腐、责任感缺失的人性撕裂开，呈现出本质的真实和丑陋，从而毫不留情地将其从高不可攀的神权地位上拉下来，废弃在时代的垃圾桶内，从而完成了对男性形象的最后否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一位自私冷酷、缺乏家庭责任感和男人义务感的父亲。

川嫦是他的女儿，得了肺病，需要钱买药买营养品，他无情地说：“我花钱可得花的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也养不起，她吃苹果！”⑨可是，川嫦死了，他却舍得花钱给她立了一个漂亮的墓碑，碑上刻满了圣洁的天使，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表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慈父的好心肠。

对此，张爱玲断然0822010.6地否定：“全然不是这回事。

”⑩《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自私势利，穷困落魄：“鼻子也钩了，眼睛也黄了，抖抖呵呵的袍子上罩着件旧马裤呢大衣。

”輥輯訛就是这样一个外表邋遢内心肮脏的父亲，年轻时狠心抛弃了妻女，年老落魄时却死皮赖脸地粘上了已自立的女儿，拿着女儿的钱吃喝嫖赌，甚至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恬不知耻地劝女儿给人做姨太太。

此外还有《茉莉香片》中残暴的父亲聂介臣，《琉璃瓦》中用女儿婚姻做利益筹码的父亲姚先生，等等，等等，在张爱玲的笔下全部都还原成了日常形态，彰显了人性的苍凉和无奈。

对父权人性丑恶的揭露，古已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幅画面：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

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

輥輰訛对汉高祖刘邦的刻画，司马迁冷静而不留情面，刘邦是父亲，但面对项羽的追击，竟为了自己逃命，狠心将儿女推堕车下。

这样的行为连普通人都为之不齿，更何况是一代君王！将君权的大旗从神坛上扯下，揭露了刘邦人性中自私无情的一面。

如果说司马迁处于黑暗的封建社会，自身遭遇坎坷，看透了世态炎凉、统治者人性的丑陋和残忍，和中国进步作家一样，揭露父亲形象的自私丑陋是出于政治上的自觉，那么张爱玲则是怀着冷静而不无凄恻的感情来审视和表现这一切的。

她无意对男权进行批判与声讨，她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只是感到了来自于其“思想中惘惘的威胁”，是对封建制度下文化的绝望和无力。

自从人类社会有文明以来，男性一直是社会权力的化身，社会是男权社会，话语是男性话语，文化是建立在男性符码之上的，东西方如此，新旧没有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