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件)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王仲殊

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常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着各种随葬的器物。古代墓葬作为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之一，所提供的资料远远超过了研究墓葬制度本身的范围。但墓葬制度仍是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根据迄今的调查发掘，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墓葬。此后，经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秦、汉及以后各历史时代，墓葬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在阶级社会中，墓葬制度突出地体现了阶级关系。在各个时代，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在墓葬制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排列有序。多数的墓是单身葬，也有不少的墓是合葬。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采取“二次葬”，将许多已经埋葬过的尸骨迁移而葬入同一墓坑内。这些死者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有些合葬墓，埋着两个或数个完整的尸体,他们的性别相同,应系兄弟或姐妹。大汶口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所葬多为两个成年男女，说明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系；而齐家文化的合葬墓，则证明存在男子死后以妻妾殉葬的情况。

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尸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于凶死。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仰韶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西；大汶口文化墓中的尸体头多向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着不同的葬俗。

新石器时代的墓坑一般都小而浅，仅能容纳尸体。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地区已用木棺作葬具。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椁，这大概是由于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后一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称为“瓮棺葬”。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在有些墓地里，男子墓内多石斧、石铲、石刀，女子墓内多陶制或石制的纺轮，显示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由于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

有差异。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到了后期，出现了穷富分化的现象，例如,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少数大墓，随葬的陶器有多至100余件，猪头多达十余个的，说明墓主人拥有远比一般人为多的财富。

商代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字形墓”和“中字形墓”。□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侯家庄的一座最大的□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类似的墓葬在山东益都也有发现，是属于诸侯或方国的首领的。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的一座最大的中字形墓，墓室面积近17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米，深度为7米余。除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形状虽然类同，但规模则有很大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20余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即如此。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1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字形或方形。其余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尸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妇好墓随葬各种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750多件，骨角器560余件,另有海贝近7000枚（见彩图□尊、三联□、偶方□、玉龙、玉凤、玉鹰、玉□、玉人、玉龙与怪鸟、带流虎□象牙杯(商)）。由此可以想见，商代的王陵若不被盗掘，其随葬品应达到更为惊人的程度。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

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在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字形墓的墓室之上，发现了大型的砾石，应是房屋的础石。在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和大司空村的两座长方形墓的墓坑上，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房基及础石。由此可见，从王陵到一般的贵族墓，有时在地面上建有房屋。它们可能是供祭祀用的，类似后世的所谓“享堂”。

西周春秋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于尚未发现王陵，不知当时是否有□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河南省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多系中字形墓，其形制与商代的陵墓相似。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不设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与商代一样，也多在墓底设腰坑。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鼎配合使用,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亦有明确的规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例如，在河南省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中，有一些大型和中型的贵族墓分别随葬七鼎、五鼎、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其中“七鼎墓”已被证实为虢太子墓。

与商代一样，往往在诸侯、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见彩图车马坑)，其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以上述虢国墓地为例，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10辆、马20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埋车5辆,马1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规模最大的埋车12辆、马72匹。殉人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发掘工作证明，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伯墓及其夫人井姬墓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为普遍。例如，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当为夫妻无疑。

战国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从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