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略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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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史上有“四大诗人”之说——李、杜、苏、黄，李、杜为唐人，苏、黄为宋人。

这两组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史上的两种诗风——唐风与宋调。而宋调之成其来也远矣，叶燮《原诗·内篇》云：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租。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在韩愈以前的文坛上，有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诗歌的革新，他们为昌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杜甫所称道的元结，实开元和诗坛元白新乐府之先声。他们都反映民生疾苦，将诗歌向明白易晓方面发展，主张语言的质朴浅易，其末流未免流于浅俗。顾况虽同其声气，但其诗颇有纵横奇诡之作，实有昭示后人向上一路之意。大历十才子有较深的艺术修养，有琢词炼句之偏好，却缺乏诗歌意境的创造，亦存在忽略现实人生之倾向，形成其平淡省净的艺术风格。韦应物、刘长卿、李益为第三层次的诗人。韦、刘造意清新，内蕴深厚。

李益边塞诗内容丰富，思绪深沉，豪迈慷慨，既承盛唐余绪，又启中唐诗风。

至德、大历年间的诗坛上存在的这三批诗人，都显示了由盛唐向中唐诗风的转变。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派，他们主要是在诗歌内容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他们不再象盛唐诗人那样，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刚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过渡作用的，以平淡省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雄伟壮丽。而刘长卿、韦应物等介于这二派之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起到了过渡作用。而所有这些，都为元和诗人提供了一个借鉴，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才性、嗜好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责任感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力图以显自己的才思。而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

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一派痛切于大历诗人关心民瘼不够，则远绍汉魏乐府民歌，以矫大历诗歌内容之浮，成就巨大，成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派的成就是巨大的，只是元白一派终为唐调，并没有给后人开启出多少新路子。以韩愈、孟郊为首的一派则主要从风格上来矫大历之浮，以奇崛之辞，发幽忧之思，并非没有反映社会政治的外部世界，而是主要从士人们郁结愤激的内心世界来认识社会人生。由于这一派诗人(昌黎除外)位卑官小，穷愁流落失偶，从内心去认识反映社会人生，易为险怪之文，成为唐风的别调，开一代风气，影响甚大。

作为韩孟集团主将的韩愈，生子代宗大历三年

(768)，这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五年，也就是唐王朝大历中兴梦浮现的时候，朝野均有一种变革的希望。他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于穆宗长庆四年

(824)十二月卒于长安，中间经过德宗年间的吐蕃侵扰，河北诸镇的反叛，径原兵变，顺宗的永贞革新，宪宗时的刘辟、王承宗、吴元济、王廷凑等诸镇叛乱许多重大事件，元和中兴也给了他许多幻想。处于这样一个大动荡的环境中，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孟轲之后的大儒自居，“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攘斥佛老，抵排异端，在思想界进行了一场大的革新。在文学领域，倡导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其功甚大。其诗虽无明确的理论，但受其古文革新理论与“原道”思想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沈德潜《说诗晬语》以为：

“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杜之上”，是最能道破其心事的。

赵翼《瓯北诗话》则更详尽地肯定昌黎于李杜之后的独自成家，以为如果李杜之前已有李杜，李杜也会象昌黎一样“群山开道，自成一家”的，指出了昌黎的有心为之。更为重要的是“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恐昌黎亦不自知”，道出了韩愈文论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渗透，以及其诗具有其文擅长布局，变幻莫测，气韵深稳而堂庑开阔的特点，因而也肯定了韩愈以为文笔法创作诗歌的成就。《调张籍》一诗就明确表示出昌黎已参透了李杜诗歌机关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标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伊我生其

后，举头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高度评价李杜的成就，批判“蚍蜉撼大树”的谤伤，暗寓遥追李杜而跨越其上的理想。“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踉。”对其诗歌大开大阖的气势，浑融无际的意境的总结，也是昌黎自己诗美追求的一个标准，故而后人常用来概括退之的诗歌艺术特色。在诗的后半部，昌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

“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昌黎驰聘上下，向往超越的并不是曹刘沈宋，而是古今诗坛泰斗李杜，力图创造比“掣鲸碧海”更为壮阔奇瑰的“拔鲸牙”“酌天浆”悸动心魂的雄伟奇崛险怪诗风。细玩末四句诗意，乃昌黎豪杰自命，欲与李杜角力，树一代高标，携张籍以为同志，故名篇曰《调张籍》。力与李杜差肩而变革诗歌，在变革中借鉴了前辈诗人之得失，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大历的卑弱诗风，这可以说是韩愈诗歌改革的个人因素。

韩愈所处的是一个动荡而变革的社会，这给其作品以深刻的影响。考察当时诗坛便可知此种情况。闻一多在《唐诗杂论·贾岛》中说：

这象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为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浑”和韩愈的宏亮噪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改良社会的大蠹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阴暗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时代的阴霾在诗人们的心田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个人仕途的坎坷曲折，辛酸苦辣，生活上的辗转流离，贫困饥寒，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他们也以一种冷寞的、灰暗的、消沉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追求各自心目中的得以摆脱和逃避现实的痛苦与烦恼的理想境界。这就是郊岛之流。而中兴的希望与儒家“达则兼济”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韩愈、白居易等。白氏倡新乐府，昌黎则“独尊儒术”来为诗为文以救时弊。这也就是在外族入侵的中唐时代，儒家出子“内诸夏外夷狄”的立场，又以尊儒排佛来尊王攘夷，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