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中国虎一九四五(十三)

东归,中国虎一九四五(十三)
危机
当年抗联部队在日军压力下纷纷入苏之际，中苏双方对于抗联未来命运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苏方一直以补给支援为凭，试图将抗联余部转化成苏军的特种部队和侦察部队，中方则极力维护抗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性，双方的矛盾不时闪现，关系并不十分融洽。

彭施鲁将军的长子彭越关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苏军联络员到中国部队驻地，要求几名侦察员随他们去执行任务。

这其中有些人正是彭施鲁所部，因为没有接到总部命令，彭施鲁当即拒绝了苏军要求。

苏方联络员对此十分不满，双方不免有些言语冲突，恰好另一名游击队指挥官金光侠走过来，看到这种情形便过来给彭施鲁助阵。

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但语言上多有说不通之处，于是动起手来，但这里毕竟是抗联的营地，主场优势明显，吃了亏的苏联军官只好找总联络官王新林少将求助，但这次任务也不得不取消，给侦察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工作受了影响自然要追究责任，王新林接到报告，对此也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次侦察任务是中苏双方早就商定的，怎么到执行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账了？于是发文给中方询
问端倪。

这边拿到苏方咨询，周保中也很奇怪，因为自己前一天明明发了命令给彭施鲁，一向稳重的彭施鲁怎么敢抗命？叫来金光侠和彭施鲁，两个人竟然理直气壮，明说没有奉到命令，而且把苏联人此前欺负人的事儿陈芝麻烂谷子地一通倾倒。

在和中国游击队打交道的时候，苏方有些人的确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结果金彭的发言引来不少官兵的同情。

最后才查清楚，原来问题还是出在周保身上。

当时部队的命令是写在公文纸上传达的，而且因为保密，看过后一律烧掉销毁。

那一天给彭施鲁部队的指令有好几条，等周保中想起派侦察员这件事的时候纸上已经写满，于是写在了公文纸的背面。

问题是彭施鲁拿到命令只看了一面……后来这件事在抗联的历史资料中被记录为“金彭抗命事件”。

既然问题出在自己这边，周保中只好下令关了金光侠和彭施鲁的禁闭，不过最终都提前放出。

实际上周保中也明白，两个人哭得另有伤心之处，恐怕是想到出了自己的国家，在这儿经常受欺负还没地方说理的苦处。

但苏军总算履行诺言，帮助抗联整补兵力、装备，这上本已濒临绝境的中国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在1940～1941年间，他们开始按照预先设想，利用苏联境内的营地作为基地，各路部队重返国内与日军周旋，力图重新建立游击根据地。

这种努力的收效并不理想，70万关东军推进到边境
线上就不走了，使原抗联活动区域中的敌军密度达到了了惊人的程度。

大多数入境部队感到国内作战环境变化很大，局面始终不能全面打开，形势还在恶化之中。

对此，抗联和满洲省委领导人并没有气馁，他们认为这时要做的，便是加大工作力度，并思考更有效的作战模式。

派出部队进击大兴安岭方向便是思考的结果之一，此前抗联主要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日军对于抗联向大兴安岭方向的攻势准备不足。

1941年3月，王明贵这次入境作战之前，第三、第九支队已经两次对这个区域发动过攻势，证明这里敌军的兵力的确比抗联的老游击区薄弱。

不过，一个战略性的危机也正在此时降临。

时间进入1941年，周保中等人敏感地感到苏军对待自己的态度有些异样。

这种异样并不是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体现出来.微笑依然是微笑，约定的补给从来没有少过，但久经沙场，大多数干过地下工作的抗联指挥员们就是觉得不对劲儿，缺乏情报的他们，早已习惯了依靠一些微妙的迹象判断问题。

在抗联整个历史上，始终困扰着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的一个大问题便是信息渠道的不畅，各部之间几乎没有电讯联系，与莫斯科的联络时断时续，想听到延安的声音更近似痴心妄想。

作为一支一诞生就在敌人重兵围困下作战的部队，抗联获得任何情报几乎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无论是敌方的还是己方的。

比如，在关内几乎每个游击队都有一本《论
持久战》，对抗联来说一直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直到入苏之后，周保中才利用一次到苏军司令部开会的机会拿到了一个俄文译本。

但在维亚斯克和乌苏里斯克的抗联官兵中，没有哪一个敢说自己的俄语水平和理论水平达到了敢翻译这份
文件的程度。

最后还是冯仲云接手了这项工作。

这位中国的冯诺依曼（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在数学方面是大师级别，在革命理论方面也足以震慑四方，但他懂英文、法文，就是不懂俄文。

冯仲云硬是凭着一本俄英字典和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
把这篇文件翻译了过来。

不过，先从中文翻成俄文，再从俄文翻成英文，最后再翻回到汉语，谁都可以猜得出这篇译文和原文会有多大的差别。

就这样，抗联还是如获至宝，李兆麟和陈雷带到朝阳山的东西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份文件，大家抢着学习，都想知道什么叫持久战，对日本鬼子到底该怎么打。

周保中等人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有意的消息封锁下，抗联官兵一直无法从正面渠道了解到苏联从1940年中旬开始，一直在和日本方面进行秘密谈判，试图签订一项符合双方利益的条约。

按理说，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一直站在中国一边，给予国民政府相当多的支持，一度几乎是唯一向中国提供军火的国家，这使日方十分不满。

1939年开始，苏联与日本连续在诺门坎和张鼓峰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西伯利
亚前线剑拔弩张，这一切让很多观察家认为苏日关系在日渐滑坡，双方似乎不应该有谈判的空间。

其实，这一谈判与欧洲形势的变化有关。

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击败法国，攻占巴尔干半岛，日本乘机南进夺取法国等失势列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此时，感到德日两面威胁的斯大林开始改变对日强硬立场，希望避免两线作战；而日本同样担心大陆战场出现对苏对中的两线作战，急于通过与苏联的和解巩固北线，集中兵力于南线迅速达成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

这样，双方不约而同希望在远东前线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尽管目的接近，但双方立场存在巨大差异，让谈判充满变数。

1940年8月和12月，由日本特使建川美次中将和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之间进行的磋商两次中断，险些破局。

1941年4月，在欧洲访问的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绕道苏联拜会斯大林，在这个法西斯外交老手的推动下，谈判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渐渐找到妥协的方案。

与此同时，周保中、李兆麟等明显加快了向国内派遣部队的节奏。

显然他们认识到，一旦苏日达成某种妥协，抗联的行动可能遭到束缚，甚至可能会成为双方一个交换的筹码！仅仅简单的怀疑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据推测，抗联中有大量从事军事情报工作的专家，很可能是他们从苏方甚至日方内部获得了相应的情报，才迫使周保中等做出督促王明贵等部队
迅速入境作战的举动。

这种反应是十分敏锐和正确的，就在王明贵支队出发几天之后，苏联与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这一条约中甚至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地位，以换取日本在东方战线上保持对苏的中立态度。

自此，苏联对华援助逐步减少，在中苏边境上的两国军队都抽出为数不少的部队投入各自关心的方面。

两个月后，“巴巴罗萨”的炮声响彻苏德边境……
应该说苏联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其自身是及时和有利的，但是对于抗战中的中国，特别是战斗在东北战场上的抗联来说，这一条约显然是违反道义的。

苏方随即通知抗联不再支持派遣部队过境作战，以避免刺激日本方面引发苏日新一轮冲突。

对于牺牲巨大的中国抵抗者来说，留在苏联的机会或许就是生存的机会，但是，中国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做出了一个沉重的决定：周保中对苏方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同时在境内的中国游击队，继续向日军发起攻击。

对这一切还茫然无知的王明贵，率领部队渡过黑龙江，开始向日军腹地挺进。

由于日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重兵布防，每次抗联入境作战，在渡江后都会面临严重考验。

这一次也不例外，王明贵所部三支队过江后和日军打的第一仗，就阵亡了一个大队长。

这个大队长，便是在阻止陈绍滨
投敌，带六军一师残部渡江入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白福厚。

出击
王明贵将军在晚年曾撰写过一部回忆录《忠骨》，专门记述在东北抗战那些年的历程。

然而，或许因为时代久远，执行秘密任务时我方记录匮乏，将军始终没有回忆起1941年渡过黑龙江的日期，只是约略记得是在三月初。

在日军方面，根据日本公文书馆收存的档案，关东军1941年4月的《匪情通报》中，日军不但在地图上标出了王明贵所部三支队入境的路线，而且注明这支中国部队是在奇台和逊河之间哈达延附近越过黑龙江，踏上归国战场的。

双方第一次遭遇是在13日，这支中国抵抗军部队在北黑铁路辰清车站以东12千米处休息，与日军讨伐队发生战斗。

日军报告中称最终讨伐队发动决死攻击，三支队与日军交战后突围而去。

白福厚大队长阵亡的地点茅栏顶子日方也在地图上有所标示，只是名字写成了“毛兰屯”，地点在三支队渡江地点的西南方30千米处。

在同样一份档案中，日军在地图上标出的中国抵抗力量动向，显示三支队的入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当其觉察到可能被苏联方面作为筹码出卖时，东北抗日联军撤入苏联的部队在1941年初大举入境，打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小高潮。

入境部队的核心活动区域是三路军总部所在地德都县
朝阳山。

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偕陈雷等在年初便返回这里，力图重建根据地。

朝阳山南北各有一支有力部队在活动，南方是张光迪和于天放的六支队，更南方还有在前一年受到重创但仍在努力重建的十二支队，北方是边凤祥、郭铁坚的九支队，3支部队连成一线，如同一柄自黑龙江边劈出的利斧，几乎将整个黑龙江省从中劈成两段。

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里，这块游击区的面积已经超过了瑞士。

三路军入境部队活动的最南端已经贴近当年马占山抗日时代的黑龙江省省政
府所在地海伦，兵锋威胁哈尔滨。

而王明贵的三支队则如一条飞腾的标枪，隐藏在这柄利斧的西侧悄然出击，目标直指大兴安岭东麓隘口。

这一切都与抗联内部的部署相符合，李兆麟亲自指挥的部队意在重返黑龙江腹地，不论有无苏联支持，继续坚持中国军队在这块土地上的抵抗。

而王明贵的部队则轻骑奔袭，意图突入大兴安岭以西地区，而后沿呼伦贝尔高原一路南下，争取与关内部队取得联系。

应该说日军的情报十分详实，这和此后他们与王明贵将军大小16战，次次吃亏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注意到情报上的日期，其原因大约可见一斑――日军的情报，平均与三支队的行踪差了一个月左右。

抗联学者史义军先生提到过，赵尚志将军的爱将，六军
最后一任军长戴鸿宾也是抗联一员悍将，堪称攻无不克，但打了胜仗后有个毛病：打完了不走，老在原地打转，所以等敌军集中部队打过来，戴军长就要吃亏了。

王明贵的作战风格迥然不同，最善长途奔袭，他的部队行动飘忽，机动性极强，动向鬼神难测。

我们无法知道王明贵将军率部渡江南归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黑龙江，因水深流急、气势雄浑而得名。

所谓白山黑水，有一半便是因其得名。

从1860年开始，这里便是中国北端的界河。

在东北的抵抗战士眼中，这条中国北方第一大河，流淌的满满都是辛酸和苦痛。

那年渡江北去的时候，他们在哭，从70万关东军的重围中转战到此之时，那份伤情难以遏制――过了江，就是咱们自己的地方了。

据老战士们回忆，有1940年之前，他们恪守着魏拯民总政委的命令，除了女性和儿童，过江去苏联都是动摇和逃跑，是中国人便要在江南死战到度。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便是这些中国军人的乌江。

活动的范围被不断压缩，越来越多的部队被迫退回江边。

那是一次次地狱般的战斗。

军官常常是第一批战死的，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指挥军身先士卒是一种传统。

后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冯仲云便是这些身先士卒的指挥官之一。

作为第三路军
政委，在激烈的战斗中，冯仲云身负重伤昏迷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敌军正在一个一个地翻看阵亡的中国官兵。

他勉力隐身在一棵树后，敌人却越走越近。

冯仲云的手枪中还有子弹，会留给敌人，也会留给自己。

就在双方距离只有十几米的时候，一个跟着日军辨认遗体的叛徒指着一具尸体道：“这就是冯仲云。

”日军砍下那具尸体的头颅，转身而去。

在他们完全消失之后，冯仲云从树后走出来，整个战场上只剩了他一个活人。

他迈开步子去寻找部队，带着伤，又冷又饿……无数的好汉战死沙场，那一年的冬天，黑龙江畔的雪原上，到处是宁死不屈的抗联将士的尸体。

如今，他们打回来了，但故园已经面目全非。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几乎有四五年的时间，黑龙江以南这块土地堪称中国人最后的阵地。

日军和伪满洲国在这一带的统治颇为薄弱。

但此时的黑龙江沿岸已是明碉暗堡密布，成了日军对苏作战的攻守基地，也成为封堵抗联的封锁线。

在这条西起海拉尔、东到绥芬河的漫长边境线上，日军设置了17个大型要塞群，自称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

这17大要塞群，仿佛17群恶虎，封住了抗联回家的道路，让撤到苏联的中国人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痛心疾首。

而日军也想不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945年，这17大要塞群，可以说都葬送在复仇的抗联手中。

尽管日军极力封锁，但这里毕竟是中国人的家乡，因此抗联部队总能在日军防御薄弱之处选择到合适的越境地点。

比如三支队渡江之处便是如此，在这里黑龙江有一个舒缓的转弯，江中有几个不大的岛屿。

在2008年中俄划定东北边界时，这些界河中央央的小岛归属曾经是双方争论焦点。

如今，它们大部划入了逊克县的干岔子乡和新兴乡，或者孙吴县的沿江达斡尔自治乡，俄罗斯承认它们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渡江
1941年时的这几个小岛树丛茂密，为三支队过江提供了天然掩护。

踏着风雪渡过黑龙江，也许王明贵将军什么也顾不上想，严峻的敌情使他们顾不上感慨。

冬季跨越黑龙江虽然艰苦，却有一样好处：被日军视为眼睛的伪满“江上军”此时正是最耳目闭塞的时候。

伪满政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乎一个政权所有应该有的部门它都有，但它却没有海军。

这是因为伪满政权是关东军的禁脔，坂垣征四郎等陆军连日本海军都一样排斥，生怕伪满建立海军给日本海军插手这一帝国的机会。

然而，它却有一支独特的陆海联合部队：江上军。

江上军的前身是原东北军江防舰队，这支本为维护黑龙江航行权和领水权而建立的海军分舰队在日军入侵黑龙江时曾组织炮队到前线参战。

但当1932年马占山部队崩溃的
时候，其上层却接受了日军的改编要求。

最终，日军在补充进大批顾问和通信人员之后，对其重新训练，将这支部队打造成专在内河执行阻击和封锁抗日武装任务的独特陆海军合同部队，即江上军。

这支日军凶恶的爪牙拥有包括“定边”、“亲仁”等日军新造舰只的水上舰艇部队，还拥有一支穿海军服的陆战队，日军为这支陆战队装备了九二式重装甲车，四一式山炮等重武器，使其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赵尚志等中国抗日将领都曾与其交过锋。

就在王明贵越过黑龙江的哈达延附近，江上军还曾经与苏军发生过冲突，打沉一艘苏军巡逻艇，史称“干岔子事件”。

1940年后，抗联以苏联为后方基地频频实施越境作战，面对这一新的战术，日军针锋相对地对江上军进行了进一步加强，这支独特的伪军日夜在边境河流上巡逻，袭杀试图越境的抗日人员。

由于他们的舰只吃水浅、马力大、装备精良，因此很难对付，双方曾在黑龙江上发生过多次殊死战斗。

不过，冬天的时候，由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封冻，江上军的舰艇被迫入坞整修，其封锁能力便大大减弱了，三支队此时入境，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其实，他们的越境还是被江上军发现了。

根据日方档案，10日收到江上军报告，称此前曾发现有越境部队的活动，并和抗联部队有交火，抗联部队“向东方溃散”，并推测这支部队的部分人员在2月下旬或3月上旬便已经入境。

而王明贵在回忆录中记载，过江的时候的确曾经遇到敌军哨兵，但三支队全部穿着日军制服作为伪装，懂日语的同志吱应两声之后对方很犹豫，再次大声问话时三支队干脆不答复了，继续前进。

敌军大约最终不能判断，只能眼看着三支队顺利过江。

综合双方记录，笔者推测是江上军的伪军见到这样一支全身日军军装的部队，一方面疑神疑鬼，另一方面又担心万一打起来，风雪中日军不能及时支援，所以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直到可能某种原因使其感到瞒不下去了，这才用一场遭遇战的春秋笔法试图搪塞过去。

王明贵率领的三支队很快进入茅栏河上游，在隐蔽的茅栏顶子扎下了营盘，此时风雪很大，部队只能一面休整，一而努力搜集足够的日军情报，来指导随后的作战。

这一带曾经是著名的北黑线游击区，1940年10月时，王明贵就曾率部经此试图通过科尔沁草原与关内部队取得联系，白福厚担任团长的时候也曾在此作战，颇有威望，因此部队得到当地一些炭窑工人的支持，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不少情况。

比如，附近日军控制的辰清车站有不少马匹。

考虑到部队此时都是步兵，需要征集和缴获敌军的马匹，恢复骑兵的风貌才有利于下一阶段的作战，经过斟酌，王明贵制定了攻打辰清车站，夺取敌军马匹的作战任务。